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Center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scapes

Wu Jun （Bei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Abstract As a new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g cities,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consumer center

cit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anding consumption, cultivating new growth drivers and fostering new de‐

velopment paradigm. Exploring and build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enter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scapes will enable the elevation of focal point of urban managers and the public from the single dimen‐

sion of consumption growth to the comprehensive dimension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 and the

advancement from the consensus of a few departments such as business, culture and tourism to a more exten‐

sive and widespread urban identity. The scene is a combination of amenities, a reflection of local culture, con‐

sumption habits and life styles, as well as an indicator of local life quality.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Chongqing, Tianjin and other first-tier cities have piloted in scenes creation. Among them, the six scenarios of

landmark fashion shopping districts, characteristic blocks of elegant gathering, community and neighborhood

lives, ecological parks of recreation, dynamic sport and fitness, and art appreciatio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creating advantages for urban consumption, and the effect will be further reinforced with the growth of urban

economy and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From a forward looking perspective, China's big cities can in‐

clude \"scenes creation\" in the scope of public policy core agenda, and establish an urban scenes system to

build up lasting advantages and competitiveness for urban development, through creating scenes to continu‐

ously optimize and improve urban func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 The scenes constru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center cities not only reveals the power of scenes as a new el‐

ement in shaping urban culture, but also provides new thinking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rban construc‐

tion and constantly meeting the people's growing demands for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scenes; international consumer center cities; development path; quality of life; cultural

strength

■ 作者簡介 吳 軍，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北京行政學院）社會學教研部（北京市人口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032。

■ 責任編輯 何坤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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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51~058

價值論視野中的政治哲學研究

——發(fā)展中國政治哲學的幾點思考

馬俊峰

摘 要 因應改革開放實踐發(fā)展的內(nèi)在要求，我國政治哲學研究勃然興起，取得了很可

驕人的成績和重要的社會影響，成為哲學理論發(fā)展的一個理論生長點和亮麗風景線。在政

治哲學研究中，存在著對政治哲學的定位、政治哲學的理論基礎、政治哲學與唯物史觀的關

系等問題的爭論。從價值論的角度來看，政治實踐中存在多種政治力量的博弈，政治決策涉

及多種重要價值的比較和權衡，倫理價值或道德價值僅僅是其中的一種特殊價值，如以倫理

學為政治哲學的規(guī)范基礎，或以某種理想的“好政治”“好生活”來推論出政府行為“應如何”，

這種研究范式勢必難以解釋和揭示政治生活的復雜性，也難以起到指導性作用。構建和發(fā)

展中國特色政治哲學，需要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與價值、批判性與規(guī)范性相統(tǒng)一的方法

論原則，結合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聚焦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和全球治理實踐

中的重大問題，從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兩方面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和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實現(xiàn)

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共同發(fā)展。

關鍵詞 價值論；政治哲學；國家治理；學科體系；價值觀念；理論與實踐

中圖分類號 B03；B01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24）04-0051-08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以構建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為目標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和

日益深入，利益分化和主體多元化格局形成。一方面，社會轉型和發(fā)展速度迅疾，各種矛盾集中爆發(fā)，舊

問題和矛盾還未解決新問題又冒了出來，形成疊加效應令人難以從容應對；另一方面，受傳統(tǒng)治理理念

影響，我們的治理方式還是以“管”為主，以“管住”為好，因而與新形勢及問題的新性質很不匹配，各種社

會矛盾集中、突出地表現(xiàn)為社會不公正問題，因此，經(jīng)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都展開了對社會公正

（正義）問題的討論和爭論，對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提法日漸增多，甚至成為主流意見。

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的。2006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主辦、南開大學哲學

院承辦的“馬克思哲學論壇”就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為主題進行專題討論。多年來，這方面的研究

著作就有幾十部，專題論文更是汗牛充棟。由于研究者們的學術背景和視角不同，如有的來自馬克思主

義哲學，有的來自中國哲學，有的來自西方哲學，有的來自倫理學，等等，因而對政治、政治哲學的理解也

不同，分歧和爭論在所難免。也正是這種熱烈爭鳴的局面，使政治哲學成為一種顯學，成為中國當代哲

學的一個重要的理論生長點和亮麗風景線。本文在此主要從價值論的視角，對如何進一步推進我國的

政治哲學研究、構建和發(fā)展中國特色政治哲學的幾個基礎性問題，進行一些分析和討論。

一、政治哲學的學科定位

這里所說的學科定位，可以作一種廣義理解，不單是說政治哲學作為一門學問、一個學科，在整個哲

學學科體系中處于什么位置，與別的學科是什么關系，也包括它是一種什么性質的學問和學科，研究的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5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對象和特定視角是什么。需要說明的是，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大學進行大規(guī)模的院系調整，仿照蘇聯(lián)

的教學理念和體制，強化教育的意識形態(tài)性，適應計劃體制要求，學科劃分很細，并以教研室作為單位來

實施其教學計劃，比如將哲學分為八個二級學科，哲學系（院）就分成八個教研室。國外的許多大學哲學

系就沒有這種區(qū)分，不同學科大致就相等于我們的研究方向、研究領域，界限也并不那么分明。由于這

個背景差別，國內(nèi)學者理解的學科定位，可能就更側重于前一方面，國外學者則更多的屬于后一方面。

當然，這兩個方面也是相通的，有時就是相互規(guī)定的。

各學科研究背景的學者對政治哲學的學科定位還是有不同看法的。先從政治哲學與政治學的關系

來說，按照《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詞典》的解釋，“政治哲學不同于政治科學，其原因在于政治科學是經(jīng)驗性

的和描述性的，它解釋一個政府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而政治哲學則是規(guī)范性的，它確立那些規(guī)定政府

應如何運作的準則或理想的標準”［1］

（P774）。作為一種辭書，這種觀點本來就是吸取了許多共同意見而

編撰的，反過來又影響了很多研究者，以之作為權威性觀點。顧肅教授指出，“政治哲學與政治學有共通

之處，即皆以社會政治為其研究對象，但兩者的側重點不同。政治哲學更偏重于作為人文學科的哲學，

即理論化的、哲學化的思想探索和論證，尤其是自羅爾斯以來，政治哲學的規(guī)范性價值的特征很明顯”［2］

。

王新生教授認為，“政治學定位于認知性問題的研究，政治哲學定位于規(guī)范性問題的研究。這兩類問題

之間的區(qū)別，直接來自于實證主義的知識原則，而其更深刻的根源則可以追溯到休謨和康德的哲學理

論”［3］

。上述幾位都是出身哲學研究的教授，而出身于政治學研究的俞可平教授看法則有所不同，他認

為，“政治哲學可能是最早的交叉學科之一，它既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也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的政治價值和普遍性的政治原理。政治價值和政治原理的具體內(nèi)容在不

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社會制度中是極不相同的，……但諸如國家、政府、權力這些重大現(xiàn)實問題和諸

如自由、民主、平等、正義、人權這些重大價值問題，通常是政治哲學所共同關心的主題”，“以為政治哲學

與經(jīng)驗事實材料毫不相干則是錯誤的，因為任何正確的抽象都離不開一定的經(jīng)驗依據(jù)，要真正弄清楚

‘應當怎樣’，就首先必須弄清楚‘是什么’和‘為什么這樣’”［4］

。

政治哲學在哲學體系中的定位，在國內(nèi)是一個很難繞開的重要問題。它是一個分支學科或應用學

科，如同管理哲學、經(jīng)濟哲學那樣，抑或屬于基礎理論研究學科，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上就是政治

哲學，研究者們有不同意見。這些都表現(xiàn)在如何看待實踐哲學與理論哲學的關系，政治哲學與唯物史觀

的關系，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的關系以及政治體制改革和國家治理的關系等方面。這些我們在后面再予

以討論。

在國內(nèi)外的學術研究中，對幾乎任何一個重要概念都會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理論派別，所以才

會爭論不斷，這是常態(tài)。試圖定于一尊，確定一個標準答案，那是中學生應試教育的幼稚看法，或這種觀

念的延續(xù)。有爭論，能爭得起來，就表明其間有共同的東西在，有達到相對共識和相互理解的可能在。

在我們看來，討論政治哲學與政治學的定位，首先得明確，政治哲學屬于哲學，哲學與政治學作為兩個一

級學科，后者屬于社會科學，前者屬于人文學科，各自的性質、對象、研究范式是很不相同的。依對哲學

的傳統(tǒng)理解，哲學揭示事物運動的一般規(guī)律，政治哲學應是揭示人類政治生活實踐的一般規(guī)律，而政治

學作為具體的社會科學門類，揭示的是政治實踐的特殊規(guī)律。這是從對象和使命的角度說。按照現(xiàn)在

比較流行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思維的前提性批判或反思。如果說政治學是對政治現(xiàn)象、政治實踐的科

學認知和實證研究的話，政治哲學就應該是對各種政治學理論、政治思想、政治實踐的前提性批判。固

然，在實際的研究活動中，作政治哲學研究的需要了解政治學研究的成果，包括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發(fā)

展史等，作政治學研究的也需要政治哲學思維，有的還會有很深刻的政治哲學觀點，正如一個物理學家

也會有很深刻的哲學思想一樣，但二者這種層次上的差別是不能忽略的。

依照這個思路，說政治哲學是交叉學科，因為它既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又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怕就

難以成立。在早期學科未分化的時代，好多學科都包含在哲學的“母體”中，學科分化后，各學科都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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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俊峰：價值論視野中的政治哲學研究

自己的特點和特定對象，哲學也需要重新定位和分別，差異性成為主要方面，交叉學科的說法恰恰沒有

顯示出這一點。說政治學與政治哲學都以社會政治現(xiàn)象為對象，其實也有問題。這種觀點沒有注意到

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對研究對象的內(nèi)在規(guī)定性或建構性，比如，政治學理解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哲學中的

“政治”概念，在內(nèi)涵和外延上都是有很大差別的；而將政治哲學與政治學的差別規(guī)定為規(guī)范性與描述性

的差別，作為一種主流性觀點，恐怕也有一定的問題。

二、政治哲學的理論基礎

討論政治哲學的理論基礎，無論對這理論基礎如何理解和規(guī)定，基本上都是把政治哲學看作哲學的

一個分支學科，或應用學科，如不是這樣，而是將政治哲學當作具有基礎性地位，甚至是第一哲學，有自

己的自足性的理論，那就不需要討論其理論基礎了。許多研究者都把政治哲學理解為是一門規(guī)范性的

學科，喬納森·沃爾夫認為，“政治哲學是一門規(guī)范性（normative）學科，它試圖確立規(guī)范（規(guī)則，或是理想

的標準）。我們可以比較一下規(guī)范性研究與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描述性研究試圖發(fā)現(xiàn)事物實際上

是怎么樣的，而規(guī)范性研究則著力于探討事物應當是怎么樣的：什么是正確的、正義的（justice），或者是

道德上正確的”［5］

（P2）。亞當·斯威夫特甚至明確指出，政治哲學是道德哲學的分支，它對正當性感興

趣，對國家應該或者不應該做什么感興趣，在那里，道德要求是非常高的［6］

（P6）。國內(nèi)學者大多都同意

政治哲學是一種規(guī)范性理論，考察關于政治事物“應當是怎樣”的問題，建構一種基于價值判斷的理想化

的政治模型，或試圖確立國家應做什么的規(guī)則或理想標準。對其理論基礎，有人認為是倫理學或道德哲

學，“政治哲學的論證……是深層的、理性的和道德的”［7］

（P6）；有的人則認為是價值理論，“倫理學處理

的是私人領域中的價值問題，政治哲學處理的是公共領域中的價值問題”［8］

（P22）。在關于政治哲學的

核心概念即正義（公正）的討論和爭論中，不少人都將之理解為道德范疇或道德判斷。

倫理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在現(xiàn)代價值論產(chǎn)生之前，似乎關于價值方面的討論都屬于倫理學的研究

范圍?，F(xiàn)代價值論產(chǎn)生之后，以“價值”概念概括各種價值現(xiàn)象，認為倫理學主要研究的道德價值是一種

特殊價值，或價值的一種特定形式，就在相當程度上限定了倫理學的普遍性范圍。當然，也不是所有人

都認同這種觀念，一些學者依然在原來的意義上理解和使用倫理學觀念，以倫理學為價值論研究的主要

范式。而休謨的從“是”能否推出“應當”的問題，則以“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形式引起巨大的爭論，至今

也很難說是得到了解決。實證的描述性研究與規(guī)范性的應當性研究的區(qū)分，正是以此為根據(jù)的。

在我們看來，休謨提出的從以“是”為系詞的事實判斷能否推出以“應當”為系詞的道德判斷的問題，

質疑的是道德判斷的邏輯前提或根據(jù)問題，這同“事實”與“價值”的區(qū)分不能等同，甚至與“事實判斷”和

“價值判斷”的區(qū)別也不能等同，這不僅因為價值判斷比道德判斷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它們之間是一般與

特殊的關系，而且還因為道德實踐作為一種特殊的實踐門類，意志決定、“求仁得仁”，這是與其他實踐極

不相同的。道德價值作為一種特殊價值，價值的一種特定形態(tài)，道德判斷也只能是一種特殊的價值判

斷，將道德判斷等同于價值判斷，實際上就犯了以個別代替一般的毛病。不僅如此，道德價值屬于規(guī)范

性價值，即社會文化所規(guī)定的價值，一定行為是否道德的判斷是根據(jù)社會道德規(guī)范而作出的，正如法官

的判案結論是根據(jù)國家法律作出的一樣，如果在事實認定上沒有問題，這種判斷就是“正確的”。規(guī)范性

價值作為社會所規(guī)定的價值，這里的“社會”和“規(guī)定”須作一種廣義的寬泛的理解，可以是由國家各級政

府發(fā)布的法律、制度、政策、條例、規(guī)則，也可以是由文化傳承形成的一些信仰、風俗、習慣、禮儀、禁忌，總

之是一些社會化了的標準，既是評價標準，也是價值標準，二者是重合的。社會確立這些規(guī)范，目的是規(guī)

范人們的行為，定分止爭，減少矛盾沖突，維持一定的社會秩序。實際上，從歷史發(fā)生的角度看，社會矛

盾沖突是產(chǎn)生各種規(guī)范的直接原因，最直觀的例子是交通規(guī)則，是現(xiàn)代交通工具出現(xiàn)引發(fā)的各種矛盾問

題，才催生了各種交通規(guī)則。人們之間為什么發(fā)生矛盾沖突，根源是各自的需要和利益不同，馬克思曾

說過，人們?yōu)橹畩^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9］

（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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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社會確立規(guī)范，維持秩序，也是為了人們的公共利益。從現(xiàn)實的人出發(fā)，從現(xiàn)實利益的角度理解價值的

發(fā)生、分化、發(fā)展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價值論的一個特點，也是優(yōu)點。以人的需要和利益為核心形成的

價值，是為實在性價值。與規(guī)范性價值僅涉及人的行為不同，實在性價值種類繁多，各種對象，如自然

物、人造物、思想觀念、技術方法，等等，與人的各種需要發(fā)生關聯(lián)，能夠滿足需要的是利益，是有用的，是

好，是正價值，妨礙滿足需要的則是有害的，是負價值；一項工程、一種制度、一個政策，實現(xiàn)了原初的目

的，是為成功，但如果代價超過收益，得不償失，就是失敗。如此等等。很顯然，這類實在性價值的一個

普遍特征，是以因果關系為基礎，一定對象是否滿足了一定主體的需要，滿足了哪一方面的需要，滿足到

什么程度，都是可以經(jīng)過經(jīng)驗來確證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也是一種事實，即價值事實。一定的評

價，無論是社會的評價還是個人的評價，是否符合相應的價值事實，是需要通過實踐及其結果來檢驗的。

西方的一些價值哲學流派，包括歷史上的一些思想家，僅關注規(guī)范性價值的問題，甚至只承認這些

價值，將實在性價值排除在外，將主要著力點放在論證和爭論作為規(guī)范性價值之標準的規(guī)范的合理性問

題，或是立足抽象的人性、自然法，或是訴諸宗教的信仰，總之，是試圖找到一個最終的東西，然后由此推

出或證明以之為根據(jù)的規(guī)范的合理性。他們明確地將倫理學作為政治哲學的理論基礎，就是基于這個

邏輯。比如，關于正義問題、正當問題、善的問題，在他們那里就主要是在倫理學的層面討論和爭論的，

似乎解決了這個基礎問題，就能夠解決政府“應當如何”的問題。但由于不承認實在性價值，或割斷了規(guī)

范性價值與實在性價值的聯(lián)系，實際上就只能在最終即永恒不變的意義上尋找規(guī)范（體系）的根據(jù)，而對

不同歷史時代規(guī)范的歷史沿革及觀念的變遷，就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和理解。用吳曉明教授的話講，這

就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神話學”［10］

。國內(nèi)許多研究者在援用西方學者的理論時，對此是缺乏省察的，比

如，既認同政治哲學是規(guī)范性的學科，是關于政府應當如何的討論，又不愿明確承認是倫理學在政治領

域的應用，更缺少對“為何”就是“應當”的追究，這就表現(xiàn)出了一些理論上的尷尬。從現(xiàn)實和歷史的實際

情況看，政治活動、政治決策中涉及的多種主體利益訴求沖突、力量對比變化所形成的“態(tài)勢”、信息不對

稱形成的“時機”，等等，總之，由各種“利”“害”權衡構成的“必須”才是理解政治行為何以發(fā)生的確切基

礎，是抽象的理想的道德意義的“應該”所難以“規(guī)范”的。

三、政治哲學與唯物史觀的關系

政治哲學作為一個學科，是由諸多學說即不同觀點的理論構成的，世界各國皆然。確認某種理論是

否屬于政治哲學、某個理論家是否算是政治哲學家，往往彈性很大，比較模糊。就現(xiàn)時中國的政治哲學

研究情況來說，有以中國傳統(tǒng)哲學為背景進行研究的，有以西方哲學史為背景進行研究的，更多的是從

馬克思主義哲學出發(fā)去研究，從倫理學轉為政治哲學研究的也大抵基于中西馬（倫）的分野。有的是從

一般政治哲學的意義上去討論和分析其中的具體問題，如如何理解正義，有的則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哲

學的意義上去進行分析和討論。由于中國的特殊情況，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哲學的一個二級學科，又對

所有其他哲學學科、對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和發(fā)展都有特殊作用，如何理解和看待馬克思主義哲學首

先是唯物史觀與政治哲學的關系，就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如果說從中國或西方哲學出發(fā)進行研究還

可以盡量淡化或回避這一點，或將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當作眾多政治哲學理論中的一種形式，而從馬克

思主義哲學出發(fā)的研究者就是無法回避的。在如何看待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關系上，學

者們也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只是唯物史觀中涉及法、政治、國家、道德等部分的思想，本身就可

以看作唯物史觀的一個部分。從分別的角度看，唯物史觀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基礎，其根本任務在于深

入社會—歷史現(xiàn)實，澄清這些政治思想觀念的現(xiàn)實根源，說明它們的歷史合理性、局限性及暫時性，而不

是訴諸抽象的普遍性?！叭魏我环N試圖讓‘獨立自在的’觀念在馬克思的政治哲學中構成具有實質意義的

理論立腳點的設想，無論這樣的觀念是正義還是自由，無論它是法權觀念還是道德觀念，也無論那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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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俊峰：價值論視野中的政治哲學研究

觀念來制定的思路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總而言之從一開始就已經(jīng)誤入歧途了”［10］

。

第二種觀點，認為唯物史觀與政治哲學不相干，前者是實證科學，后者是規(guī)范性研究，構建馬克思主

義政治哲學必須尋找新的理論基礎。唯物史觀是從人的物質生產(chǎn)這一經(jīng)驗事實出發(fā)，通過對社會結構

和歷史發(fā)展的考察揭示人類社會發(fā)展一般規(guī)律的實證科學，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使用過“政治哲學”概念，

因而唯物史觀與規(guī)范性（應當）的政治哲學并不相關。雖然馬克思恩格斯確實從規(guī)范意義上論述過公

平、平等、正義等問題，但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本質上是一種價值判斷［11（］ P455，209）。

上述兩種觀點構成了一個對極，或兩個極端，其他的一些觀點基本都居于其間。例如，有學者主張

“不能將唯物史觀理解為只是以認知的方式考察問題的認知理論，而應當把它看作同時包含著以規(guī)范性

方式考察問題的歷史觀和方法論，這是我們必須在方法論上加以確認的”，“馬克思政治哲學就是在這一

意義上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的，它的規(guī)范性進路使它能夠揭示在認知性進路上無法很好說明的問題”［8］

（P61-62）；也有學者認為馬克思有兩個歷史唯物主義概念，一個是“以論證客觀歷史規(guī)律為訴求的歷史

唯物主義概念”，另一個是“關于創(chuàng)造一個好社會的歷史唯物主義概念”，“馬克思就是從這兩種歷史唯物

主義概念中得出結論，并且從一開始就避免把結論建立在現(xiàn)狀如何或現(xiàn)狀曾經(jīng)如何的基礎上，而使結論

奠基于現(xiàn)實應該如何之上，這就是資本主義必將在歷史過程中滅亡的信念”［12］

。還有學者提出，“馬克思

的歷史唯物主義建構就是其政治哲學的開啟，而政治哲學又是其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入。也就是說，歷史

唯物主義只有上升為政治哲學，它才能達至其徹底的反思性、整全性并獲得其完全的意義，而政治哲學

就是完成了的歷史唯物主義”，因為二者從根本上都是通過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來為人的自由和解放開辟道

路的［13］

。另有學者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從政治哲學的思想運演中推導出來的?！榜R克思不僅以自然為

邏輯起始點創(chuàng)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同時，他也以此為邏輯起始點開引出了政治哲學”［14］

，因此，“歷史唯物

主義并非是排拒規(guī)范性的事實性學說，而是與作為規(guī)范性理論的政治哲學有一種相激互融的關系”［15］

。

從上述這些不同觀點的立論看，在許多學者那里，將政治哲學確定為規(guī)范性理論似乎成為一種默認

的前提，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要能成立，也須是一種規(guī)范性理論，而“是”與“應當”的不可通約性，始終像

夢魘一樣困擾著人們。換句話說，中國馬克思主義價值論研究的成果，比如價值是一種主體性現(xiàn)象，是

人類實踐生活中的普遍現(xiàn)象，具有社會性的客觀性，真理性與價值性的辯證統(tǒng)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

論的基本原則，盡管說獲得了一般性的承認或確立，但并沒有真正滲透融入對社會生活和歷史發(fā)展的理

解中。在權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中，價值論是放在真理之后單獨討論的，而唯物史觀則基本上還

是按照以往的揭示歷史普遍規(guī)律的方式來敘述，真理與價值的統(tǒng)一實際上處于既講了真理也講了價值

的一種外在聯(lián)合狀態(tài)。這并不是說討論唯物史觀與政治哲學關系的學者是按照教科書來理解唯物史觀

的，而是說這種思維方式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思維方式，“是”與“應當”是斷裂的，從事實判斷的“是什

么”和“為什么”，推不出“應當”如何來。這種思維方式和觀念恰恰是需要反思的。

上面我們提到“價值事實”的問題，主要意旨在于說明不能將“應當”與價值判斷等同起來，實在性價

值是以因果關系為基礎的，對它們的指認、分析和判斷同樣可以看作具有“事實”根據(jù)的判斷。無論是國

外還是國內(nèi)，有許多人是不同意這一點的，理由是：“事實”是指科學事實，具有對所有人同樣有效的“客

觀性”，盡管可以承認“實在性”價值也有因果根據(jù)，但由于只是對個別人或不同主體有效，因人而異，因

時而異，所以只能是主觀的。很顯然，他們理解的“事實”和“客觀性”，是“科學”意義上的，他們的思維和

視角是思辨哲學認識論中心主義的視角。在這種視角下，主體是一個，是統(tǒng)一的，即抽象的人類意義上

的主體。中國馬克思主義價值論研究一開始就反對和批判價值主觀論，該研究一個重大的突破性貢獻，

就是超越了這種認識論中心主義視角，堅持馬克思的從現(xiàn)實的人出發(fā)的方法論，認為個人、家庭、群體、

階級、民族、人類都是人的現(xiàn)實的存在方式，都是具體的主體，價值作為特定的主客體關系的一種質態(tài)，

本質上是客體的存在、功能、發(fā)展態(tài)勢與主體生存發(fā)展需要的滿足或反滿足的關系；價值作為一種主體

性現(xiàn)象，其因果和效應總是相對于特定主體而言的。因人而異、因時而變不過是價值主體性的具體表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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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和確證，同樣是一種客觀的事實。不同的主體會因與具體價值客體的關系產(chǎn)生各自特定的價值的“實

然”，也各有自己的“應然”的期盼，這些“實然”和“應然”不僅不同，還可能出現(xiàn)沖突，這是任何一個社會

都普遍存在的事實，各種社會整合都是基于這個事實而進行的。當然，不同主體也會因共同需要或需要

的共同性形成共同利益共同價值。作為主體，群體是若干個人主體構成的共同體，也會形成一些共同的

或具有共同性的“應然”期盼。這也是社會整合可能性和有效性的現(xiàn)實基礎。作為社會整合的組織形

式、制度形式、法律形式及其道德觀念、政治觀點等，都是隨著這種現(xiàn)實基礎的歷史性變化而變化著的。

當我們堅持從現(xiàn)實的人出發(fā)，從現(xiàn)實的人的現(xiàn)實實踐活動出發(fā)，去理解各種價值現(xiàn)象的發(fā)生和發(fā)

展，尤其是價值的“實然”和“應然”的辯證關系，借助政治學和管理學的研究成果，理解社會政治現(xiàn)象的

復雜性及其根源，就能深刻地透視其他各種政治哲學理論以及道德觀念的根本局限性，防止再沿著以抽

象的“正義”“善”“好社會”“好生活”等觀念“規(guī)范”政治權力“應當如何”的路徑去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

學。從這個角度說，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本質上是一種批判性政治哲學，既是也首先是基于“資本權力”

及其政治表現(xiàn)的批判，同時也是基于人的解放的維度對各種造成人的異化的政治國家體制和運行機制

的批判。這種批判既是從科學的維度即立足于政治發(fā)展的歷史和現(xiàn)實的事實而進行的，也是從價值的

維度，即如何解決個別家庭與公共利益的沖突、如何確立一些社會規(guī)范的角度、如何論證這些規(guī)范的合

理性而揭露虛假共同體，并從批判舊世界中發(fā)現(xiàn)新世界的，這種批判性不過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批

判性在其政治哲學領域的具體體現(xiàn)。當然，不能把批判性與規(guī)范性完全割裂，如果離開了唯物史觀的基

礎和方法論，對規(guī)范性的討論就可能走偏方向，至少會削弱或喪失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優(yōu)勢。對此我

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四、政治哲學研究與中國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全面快速推進，利益分化和主體多元化、各種隱藏和新生的矛盾沖突

集中展現(xiàn)，社會各界加快了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吁求，中國政治哲學興起并成為顯學。黨中央提出堅持和

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并將之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目

標，為我國政治學、行政學、法學、公共管理學以及政治哲學研究提供了動力，也展現(xiàn)了廣闊的發(fā)展空間。

這些豐富具體的社會科學學科研究成果，對我國政府權力、政府決策、治理過程的機制和能力及其弊端

的實證性研究和對策性建議都很有實用價值。相對而言，我國政治哲學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討

論，除了翻譯介紹國外的相關研究成果之外，主要還是聚焦于一些基本概念，比如何為政治哲學，何為正

義，馬克思與正義的關系，這些討論當然也是很有意義的，但由于較少結合政治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以

及提出的問題而進行，與中國現(xiàn)實和實際政治狀況就顯得比較隔膜，顯得比較抽象甚至空洞。馬克思主

義政治哲學的批判性維度彰顯不足，或主要限于對資本主義政治經(jīng)濟的批判，對我國現(xiàn)實政治及其弊端

的批判反思就比較缺乏。這固然有一定的客觀原因，包括學科體制的原因，但過于強化政治哲學是規(guī)范

性理論，以致成為一種主流研究范式，恐怕也難辭其咎。

將政治哲學視為一種規(guī)范性理論，一種以倫理學為理論基礎甚至認為就是道德哲學在政治領域的

應用，這種學說或觀念既歷史悠久又得到相當程度的認同，說是對政治哲學的經(jīng)典定義都不過分。其致

思路向就是設定一個最原始的概念，或是人性，或是善，或是自由，或是自然權利，或是愛，或是正義，等

等，發(fā)現(xiàn)了這些所謂“道德真理”，再由此推出“好政府”“好政治”“好生活”“應當”是怎么樣的，希圖以此

“為萬世開太平”。用恩格斯的話說，啟蒙學者把資本主義說成是“理想王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批判了他

們的錯誤和虛妄，認為“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xiàn)，只要它被發(fā)現(xiàn)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

量征服世界”［16］

（P536）。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徹底顛覆了這種唯心史觀的致思路向，馬克思恩格斯甚至

說，“共產(chǎn)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xiàn)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9］

（P539）。馬克思主

義哲學主張在批判舊世界中發(fā)現(xiàn)新世界，但絕不認為舊世界是一成不變的，因而自己的批判和發(fā)現(xiàn)是終

·56·

馬俊峰：價值論視野中的政治哲學研究

極性的，后世的繼承者只是執(zhí)行者，只是按照馬克思的發(fā)現(xiàn)（設計、藍圖）去進行建造的施工隊。假如我

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作為馬克思事業(yè)的繼承者，這樣去理解我們與馬克思的關系，那恰恰是違反馬克

思的意旨的，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是宗教一樣的教派了。這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隊伍中教條主義屢反

屢犯不絕如縷往往還意味著“政治正確”的思想原因。

馬克思主義哲學堅持真理與價值相統(tǒng)一的原則，就是立足“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的高度，圍繞

“人的解放”這個中心命題，從現(xiàn)實的人和人的現(xiàn)實實踐出發(fā)，將對象、現(xiàn)實、感性都當作實踐去理解，也

即是“按照事物的真實面目及其產(chǎn)生情況來理解”，這里的“事物”，包括自然的、社會的和歷史的，包括經(jīng)

濟、政治、文化，包括家庭、階級、民族，也包括各自的價值關系和價值觀念，如此等等，只要堅持這個方

法，那么“任何深奧的哲學問題”，就都可以“歸結為某種經(jīng)驗的事實”［9］

（P528）。價值原本是人的實踐生

活中處處時時都遇到、都回避不了的問題，利害與是非、實然與應然、現(xiàn)實與理想（期盼），它們之間既有

差別和對立，又相互對照相互作用相互過渡，構成了主體選擇的具體條件具體內(nèi)容。盡管在不同的主體

那里，其形式和內(nèi)容都有所不同，解決的方式也不令人滿意，是思想家們將之抽象化甚至神秘化了，變成

“深奧的哲學問題”，總想一次性地一勞永逸地徹底解決，卻始終解決不了，因而紛爭不斷。落實到政治

哲學方面，無論是對國家、階級、政黨、制度、法律、道德，還是正義、平等、自由、權力、權利、合法性、正當

性，都需要跳出以理論論證理論、從觀念確證觀念的思辨哲學的藩籬，“按照事物的真實面目及其產(chǎn)生情

況來理解”［9］

（P528），要從不同主體如個人、家庭、階級的利益差別及沖突，個別家庭、集團的利益與共同

體、公共利益的差別及沖突，以及共同體為了不至于在沖突中解體而緩解、鈍化這些沖突，設立各種規(guī)

范、組織和論證這些規(guī)范、組織的必要性合理性的觀念、理論，等等方面來理解。就像馬克思曾指出的，

如果一個時期某個國家權力是為某一集團獨占的，那么在理論上占主導地位的就是專權如何必要如何

合理的觀念，相反，“在某一國家的某個時期，王權、貴族和資產(chǎn)階級為奪取統(tǒng)治而爭斗，因而，在那里統(tǒng)

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就會是關于分權的學說，于是分權就被宣布為‘永恒的規(guī)律’。”［9］

（P551）總之，這些抽象的理論和觀念背后都有現(xiàn)實的階級或集團的利益作為其基礎，這也是這些觀念為

何能夠風水流轉的根源。很顯然，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首先是為政治祛魅，為各種素來被視為神圣的政

治觀念、道德觀念祛魅，是以批判的反啟蒙的形式實現(xiàn)真正的啟蒙，“第一次使現(xiàn)代無產(chǎn)階級意識到自身

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9

（］ P602），由此在世界范圍內(nèi)興起了共產(chǎn)主義運動。

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使世界共產(chǎn)主義運動陷入空前的低潮，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中國

式現(xiàn)代化道路的開辟，為寄希望于社會主義的人們提供了新的希望。黨中央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未來幾十年發(fā)展的

總任務，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者，應該結

合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學科研究的成果和問題，抓住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實踐過程中的重大問題，進行哲

學層面的前提性的批判性反思，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方面提出創(chuàng)新性的理論，為促進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

起到應有的作用，這是構建中國特色中國氣派政治哲學的合理進路，也是在“兩個結合”中發(fā)展馬克思主

義哲學、構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合理進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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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A Stud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View of Axiolog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Ma Junfeng （Shanx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hi‐

losophy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booming, achieving remarkable progress and important social influence, and

become a theoretical growth point and a beautiful landscap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re exist some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on its positioning,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angle of axiolo‐

gy,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political rivalries in political practice, and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involves the

comparison and balance of many important values, of which ethical value or moral value is just a special one.

For example, to take ethics as the normative basi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or use some ideal \"good politics\"

and \"good life\" to deduce \"what should be done\" by the government, is the type of research paradigm that is

bound to fail to explain and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political life, and therefore it is not much of guidance.

To build and develop political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to consciously adhere to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integrating Marxist science with value, criticism with normativity, on corporat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management and other disciplines, and focus on major issu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inking mode

and values, critical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ve opinions can be made to realiz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axiology; political philosophy; national governance; discipline system; values and no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 作者簡介 馬俊峰，山西大學特聘教授，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教授，山西 太原 030006。

■ 責任編輯 涂文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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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59~069

馬克思的分析—綜合法與循環(huán)論證問題

——《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文本再探

陳廣思

摘 要 馬克思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部分運用了分

析—綜合法，形成事實—概念的文本邏輯，表明異化勞動的概念并不先驗地、分析性地包含

私有財產(chǎn)的概念。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chǎn)之間具有“（認識）理由—結果”的因果關系，這種關

系的形成包含“異化勞動事實→異化勞動概念+‘資本家’→私有財產(chǎn)概念”的分析—綜合過

程。通過馬克思的這種方法論，我們可以明確馬克思在此文本中為自己制定的理論任務及

性質，證明馬克思關于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關系的推論不是循環(huán)論證，并從多個方面澄清學

界認為此推論是循環(huán)論證的質疑。以此為視角來探討這個問題，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青年

馬克思的思維方式、思想層次和哲學觀點，以及馬克思分析—綜合法的科學性和深刻性。

關鍵詞 異化勞動；私有財產(chǎn)；分析—綜合；循環(huán)論證

中圖分類號 A121；B0-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24）04-0059-11

基金項目 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1ZXC005）

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部分（以下簡稱“異化文本”），馬克思對異化

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關系的論證是不是循環(huán)論證，是學界一直討論的問題，目前也沒有定論。學者們提出了

各種論證方式和觀點，但在一定程度忽略了馬克思在此文本中所運用的重要方法論：分析—綜合法。雖

然這種方法論在此文本中還不夠成熟和完整，但已經(jīng)能夠很好地解釋馬克思在此文本中的敘事邏輯和

運思方式，對馬克思是否陷入循環(huán)論證的問題提供新的理解思路。有鑒于此，我們嘗試結合馬克思的這

種方法論，再探“異化文本”及其中的循環(huán)論證問題①。

一、“異化文本”的總體邏輯

“異化文本”具有明顯的邏輯結構，對此馬克思也有諸多提示。它的文本邏輯總體上可概括為：通過

事實獲得概念，再通過概念再現(xiàn)新的事實，然后再獲得新的概念。在文本開頭幾段，馬克思首先表明他

不滿意國民經(jīng)濟學以私有財產(chǎn)的事實作為理論的出發(fā)點而又不說明此事實、解釋清楚私有財產(chǎn)本質的

做法，然后提出自己的研究任務：“因此，我們現(xiàn)在必須弄清楚［begreifen］（從概念上去把握——引者譯）

私有制、貪欲以及勞動、資本、地產(chǎn)三者的分離之間，交換和競爭之間、人的價值和人的貶值之間、壟斷和

競爭等等之間以及這全部異化和貨幣制度之間的本質聯(lián)系［wesentlichen Zusammenhang］?！雹冢?］

（P156）［3］

① 筆者在寫作本文時曾認真拜讀清華大學韓立新教授《〈巴黎手稿〉研究——馬克思思想的轉折點》一書，并專門向韓教授請教，得到韓教授的指

導。本文的觀點雖然與韓教授在此書中的觀點有區(qū)別，但是受此書對begreifen一詞改譯［1］（P184）的啟發(fā)而形成。在此筆者向韓教授表示衷心的

感謝！

② 引文中“［］”中的內(nèi)容為引用德語原文，由引者所加，下同。本文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的《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為中譯本引用文本，

因此，在提到“異化文本”第幾頁、第幾段時，均指此版本中的段數(shù)和頁碼。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6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P364）關于這句引文，我們稍作說明：我們把begreifen從原中譯“弄清楚”改譯“從概念上去把握”（德語

begreifen的名詞形式是Begriff，即“概念”，begreifen一詞包含著“以概念的方式來理解、把握”的含義），

這是因為“弄清楚”這個表述掩蓋了馬克思試圖從概念上去把握事實的原本意圖，給我們理解馬克思的

觀點帶來很大的障礙，改譯后能夠讓馬克思此意圖清楚地顯示出來。因此，這個改譯對我們理解馬克思

的真正意圖非常重要。從馬克思的這句話來看，他為自己制定的研究任務的核心是從概念上把握私有

財產(chǎn)、貪欲與各種經(jīng)濟范疇（包括異化）之間分離的本質關聯(lián)。需要注意的是，這個研究任務并沒有明確

包含追溯私有財產(chǎn)的起源，尤其是在現(xiàn)實歷史中的起源的內(nèi)容①；而且馬克思在這里為自己制定的任務

相當龐大。但結合他接下來的具體論述來看，他在“異化文本”中實際上只探討了私有財產(chǎn)與異化勞動

的本質關聯(lián)，而對私有財產(chǎn)與其它經(jīng)濟范疇或現(xiàn)象的本質關聯(lián)沒有具體展開。

在“異化文本”中，馬克思從異化勞動引出私有財產(chǎn)概念的內(nèi)容主要集中在第156-166頁。這部分內(nèi)

容的思路和行文邏輯非常清楚，可分為如下幾步：

第一步，第 156 頁第 5 段，馬克思明確交代自己討論的出發(fā)點：“我們且從當前的國民經(jīng)濟的事實

［Factum］出發(fā)?！保?］

（P156）［3］

（P364）要注意的是，這句話說的“國民經(jīng)濟的事實”并非私有財產(chǎn)的事實，而

是異化勞動的事實，具體而言指馬克思接下來的一段（第156頁第6段）話：“工人［Arbeiter］②生產(chǎn)的財富

越多，他的生產(chǎn)的影響和規(guī)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chuàng)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

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勞動生產(chǎn)的不僅是商品，它還生產(chǎn)作為商品的勞動自身和工人，

而且是按它一般生產(chǎn)商品的比例生產(chǎn)的?！保?］

（P156）［3］

（P364）細讀這段話可以發(fā)現(xiàn)，這里說的都是異化勞

動的內(nèi)容，其中沒有包含關于私有財產(chǎn)的任何討論。馬克思在后面回顧道：“我們的出發(fā)點是國民經(jīng)濟

事實即工人及其生產(chǎn)的異化”［2］

（P164），“我們已經(jīng)承認勞動的異化、勞動的外化這個事實，并對這一事

實進行了分析”［2

（］ P168），這也證明了馬克思視為出發(fā)點的“國民經(jīng)濟的事實”指工人及其生產(chǎn)的異化。

第二步，第156頁第7段至164頁第4段，馬克思從異化勞動的事實出發(fā)，獲取關于此事實的概念，即

異化勞動的概念，并對其四個規(guī)定進行了充分的闡明。其中第156頁第7段“這一事實無非是表明：……

勞動的這種現(xiàn)實化表現(xiàn)為工人的非現(xiàn)實化，對象化表現(xiàn)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xiàn)為異化、

外化”［2］

（P156-157）反映了馬克思從事實出發(fā)以獲取其概念的思路。在接下來第157頁第2段至164頁

第4段，馬克思通過具體闡明異化勞動概念的四個規(guī)定，有力地說明了該概念各方面的內(nèi)容。

第三步，第164頁第5段，馬克思對上述內(nèi)容作了階段性總結：“我們的出發(fā)點是國民經(jīng)濟事實［fac‐

tum］即工人及其生產(chǎn)的異化。我們表述了這一事實的概念［den Begriff dieses factums］：異化的、外化的

勞動。我們分析［analysirt］了這一概念，因而我們只是分析［analysirt］了一個國民經(jīng)濟事實?！保?］

（P164）［3］

（P371）這一段話非常直接地表明了馬克思到目前為止的討論思路是：從異化勞動的事實出發(fā)，通過分析

的方法，獲得了關于此事實的概念，即異化勞動的概念。因此，上述各步驟是從事實到概念的環(huán)節(jié)。

第四步，從第164頁第6段開始到第166頁第3段，馬克思結合現(xiàn)實來說明異化勞動的概念。他說：

“現(xiàn)在讓我們看一看，應該怎樣在現(xiàn)實中去說明和表述異化的、外化的勞動這一概念?！保?］

（P164）這句話

的原文是“Sehn wir nun weiter， wie sich der Begriff der entfremdeten， ent?usserten Arbeit in der Wirküch‐

keit aussprechen und darstellen mu?.”［3］

（P371）將它改譯為“現(xiàn)在我們要進一步考察異化的、外化的勞動這

一概念在現(xiàn)實中必須怎樣表達和表現(xiàn)”更能體現(xiàn)馬克思在這里的原意：他從異化勞動的事實中獲取異化

勞動的概念之后，需要回過頭來綜合現(xiàn)實因素，考察這個概念在現(xiàn)實中的表達和表現(xiàn)。因此，這是一個

① 這一點對探討“異化文本”是否存在循環(huán)論證頗為關鍵。有不少學者認為，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一開始為自己制定的任務包含追溯私有財產(chǎn)

的起源的內(nèi)容，人們質疑馬克思陷入循環(huán)論證與此有諸多關系［1］（P182-195）。但嚴格來說，沒有直接的證據(jù)表明馬克思一開始就明確要探討私

有財產(chǎn)的起源，他在“異化文本”最后得出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具有因果關系的結論，是他在概念層面把握這兩者本質關聯(lián)的自然結果，而不是

一開始就明確致力于論證的內(nèi)容，而且這種因果關系也并非關于私有財產(chǎn)的歷史起源的因果關系。

② 在“異化文本”中，德語Arbeiter本意是“勞動者”，而非固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工人，因此，它的使用并不必然意味資本主義的在場。

·60·

陳廣思：馬克思的分析—綜合法與循環(huán)論證問題

從概念回到現(xiàn)實、再現(xiàn)事實的環(huán)節(jié)。異化勞動概念目前還只是一個概念，在這個概念中，勞動者的勞動

產(chǎn)品到底屬于誰這個問題還未得到回答。在這個環(huán)節(jié)中，馬克思指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資本家”［2］

（P166），由此，異化勞動概念不僅獲得了它在現(xiàn)代社會的現(xiàn)實性，而且再現(xiàn)了異化勞動的事實，其中各層

次的規(guī)定和內(nèi)容都被闡釋得很清楚。因此，這個再現(xiàn)的事實并不像作為最初的出發(fā)點的“國民經(jīng)濟的事

實”［2］

（P156）那樣混沌，它的內(nèi)部規(guī)定和關系已經(jīng)得到具體的展示。到這里，異化勞動既是一個概念也

是一個事實：這是一個已經(jīng)獲得了現(xiàn)實內(nèi)容的具體概念，同時也是通過概念而被重現(xiàn)的清晰事實。

第五步，第166頁第4段，引出私有財產(chǎn)的概念。在這里，私有財產(chǎn)概念作為前面所有環(huán)節(jié)的最終結

果出現(xiàn)：“因此，私有財產(chǎn)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對自然界和對自身的外在關系的產(chǎn)物、結果和必然后果?！保?］

（P166）要注意，這句話里的“私有財產(chǎn)”在這五步中是首次出現(xiàn)。至少在字面上，我們沒有發(fā)現(xiàn)在此處之

前“異化文本”中包含任何“私有財產(chǎn)”的表述。這一點有助于消除人們認為馬克思在推導出私有財產(chǎn)之

前把私有財產(chǎn)暗設為前提的質疑。

最后，第166頁第5段，總結。馬克思說：“因此，我們通過分析［Analyse］，從外化勞動這一概念［dem

Begriff der ent?usserten Arbeit］，即從外化的人、異化勞動、異化的生命、異化的人這一概念得出私有財產(chǎn)

這一概念?！保?］

（P166）［3］

（P372）這個總結一方面表明了私有財產(chǎn)概念的出現(xiàn)是通過對異化勞動概念的分

析而來，另一方面表明，私有財產(chǎn)在這里還只是一個概念，它的現(xiàn)實內(nèi)容還沒有得到展現(xiàn)。需要強調的

是，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處處提醒他是從異化勞動概念（der Begriff der entfremdeten Arbeit）而非異化

勞動事實中引申出私有財產(chǎn)概念（der Begriff des Privateigenthum）的。上述有些引文已經(jīng)表明了這一

點，“異化文本”另外還有一句話也特別能說明這一點：“我們通過分析從異化的、外化的勞動的概念得出

私有財產(chǎn)的概念［wir aus dem Begriff der entfremdeten，ent?usserten Arbeit den Begriff des Privateigen‐

thums durch Analyse gefunden haben］?！保?］

（P167）［3］

（P374）。這更有力地表明馬克思是在概念把握層面討

論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概念之間的關系的。

到這里，“異化文本”的總體邏輯已經(jīng)非常清晰，可歸結為事實—概念邏輯：異化勞動事實→異化勞

動概念→通過概念再現(xiàn)的異化勞動事實（獲得現(xiàn)實性的異化勞動概念）→私有財產(chǎn)概念。

完成上述內(nèi)容的討論后，馬克思以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這對范疇為起點，從概念上把握各種沒有解

決的矛盾事實，并計劃以此來解釋國民經(jīng)濟學的各種范疇，使之成為這對范疇展開了的表現(xiàn)［2］

（P166-

167）。這表明他仍然準備按從事實到概念再回到事實的思路來繼續(xù)他的討論，而且表明了馬克思到目

前實際只完成了對私有財產(chǎn)和異化勞動的本質關聯(lián)的探討，對其它經(jīng)濟范疇和現(xiàn)象的探討還沒有真正

展開。這進一步確定了“異化文本”的主體內(nèi)容是探討私有財產(chǎn)和異化勞動的本質關聯(lián)。

“異化文本”中的事實—概念邏輯并不是馬克思隨意形成的，它是馬克思運用了分析—綜合法導致

的結果。闡明這種方法論，能夠使我們更進一步理解馬克思的這種文本邏輯，從而更好地判斷他是否在

“異化文本”中陷入循環(huán)論證。

二、馬克思的分析—綜合方法及其在“異化文本”中的運用

“異化文本”使用了一種重要的方法論：分析—綜合法。這種方法論在成熟時期的馬克思思想中得

到充分的發(fā)展，成為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的重要研究方法，但在“異化文本”中這個方法論還只是有初步的

形式。為了使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這種方法論，我們先結合成熟時期馬克思的著作對這種方法論作簡

要的說明。

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導言》（以下簡稱《導言》）“政治經(jīng)濟學的方法”部分指出，政治經(jīng)濟學

的研究存在兩條道路。一是從實在和具體開始不斷做減法，把次要的內(nèi)容去掉，尋找事物各層次的規(guī)

定，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這種實在和具體，就它一開始沒有經(jīng)過分析的過程呈現(xiàn)其內(nèi)部規(guī)定和結構

而言，馬克思稱為關于整體的“混沌的表象”［4］

（P24）。這條道路重點的地方在于分析，它使給定的事實

·61·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在分析［analytisch］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4］

（P24）［5］

（P36）。這是從事實到概念的分析過程。第二

條道路是“回過頭來”［4］

（P24），做加法，它從第一條道路產(chǎn)生的簡單概念開始，根據(jù)被揭示出來的事物各

層次的抽象規(guī)定，把分析過程中抽象掉的各種內(nèi)容綜合統(tǒng)一起來，賦予這些抽象規(guī)定以具體內(nèi)容，從而

在思維中再現(xiàn)事實之整體。這個過程是“在思維中表現(xiàn)為綜合［Zusammenfassung］的過程”［4］

（P25）［5］

（P36），重點在綜合。由此獲得的結果不再是關于整體的混沌表象，而是一個具體總體，它呈現(xiàn)出事物內(nèi)

部各層次的具體規(guī)定。雖然它又回到了事實本身，但這是一個通過概念再現(xiàn)的、結構清晰的、作為“許多

規(guī)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tǒng)一”［4］

（P25）的事實。這是從概念返回事實本身的綜合過程。馬克思稱

第二條道路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4］

（P25），但第二道路的科學正確性，是以第一條道路所關聯(lián)的事實

和在完成時提供的概念為前提的；脫離第一條道路的幫助，第二條道路就相當于脫離經(jīng)驗內(nèi)容而直接從

抽象的概念和范疇開始，很容易導致唯心主義。當然，第一條道路單獨來看并不具有科學性，因為它只

分析了事實，缺乏對事實的總體把握，所以只能形成對事實的局部、片面和孤立的認識，而且通過分析事

實達到的概念，如果不能上升到具體，也就只是抽象的概念。第二條道路恰好能夠彌補第一條道路的這

些缺陷。所以，科學的方法是兩條道路或分析和綜合的統(tǒng)一。

馬克思這種政治經(jīng)濟學方法一般被稱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不過就其包含著分析和綜合兩

個環(huán)節(jié)而言，我們也可以稱為分析—綜合法。學界已有不少學者從分析和綜合的角度來理解馬克思的

政治經(jīng)濟學方法①，但還不夠充分關注這個方法論的這樣一種重要功能：分析是對給定的事實進行抽象，

以提取蘊含在事實本身之中的概念，由此獲得的概念與給定的事實之間具有必然關系；綜合是從這些抽

象概念出發(fā)，將在分析過程中被抽象掉的、因而外在于這些抽象概念的非本質內(nèi)容復歸其位，以此理解

抽象概念的具體經(jīng)驗性表現(xiàn)。在這個過程中，抽象概念與這些非本質內(nèi)容的綜合關系是經(jīng)驗性的，而且

可能是偶然的。抽象概念不一定與它的經(jīng)驗性表現(xiàn)有必然關系，因為它與它的經(jīng)驗性內(nèi)容相互外在，其

關系可能是偶然的。但是，如果抽象概念包含它與某種特殊的經(jīng)驗之物的先行指示關系（這一點要在分

析環(huán)節(jié)中揭示出來），那么這種綜合也能夠在概念與事實之間建立某種必然關系。揭示事實與概念之間

是否存在必然關系是作為一種哲學方法論的分析—綜合法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分析—綜合法被應用于馬克思諸多的論著之中，其中最集中和最有力的應用場所是《資本論》第1

卷。簡要闡明如《資本論》中是何運用分析—綜合法，對我們理解和比較“異化文本”中的分析—綜合法

很有必要。在《資本論》中，商品是整部著作的起點，但它并不是一個概念，而只是在我們面向資本主義

① 哈貝馬斯在《認識與興趣》第1章［6］（P1-65）、蘇聯(lián)學者伊利延科夫在《馬克思〈資本論〉中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第5章［7］（P210-244）、日本學者見

田石介在《資本論的方法研究》第1-5章［8］（P1-1125）都從分析和綜合的角度來理解馬克思這種方法論。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的分析—綜

合法并不直接就是康德或黑格爾的分析法綜合法，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關于“綜合”的德語用詞不同（關于“分析”的德語用詞是相同的，均為

Analytik）。馬克思在《導言》中所說的“綜合”德語用詞是Zusammenfassung，而康德和黑格爾所說的“綜合”德語用詞是Synthesis。由于國內(nèi)學界

把這兩個不同的術語都翻譯為“綜合”，長期以來人們都沒有注意到這兩者的區(qū)別，進而沒有從這方面注意到馬克思的分析—綜合法與康德—黑

格爾傳統(tǒng)中的分析和綜合的重要區(qū)別。在馬克思思想和康德—黑格爾思想中，Zusammenfassung和Synthesis有相同的一面：它們都指與分析相對

應的思維活動，都包含“共同、一起”（zusammen-，syn-）的含義。但它們也有重要的區(qū)別：Zusammenfassung意指合并、綜合、匯編、總結、概括。它由

Zusammen（共同、一起）和Fassung（文本、稿本、文稿措詞）組成，字面理解是（對文本或措詞的）總結和概括。Synthesis意指綜合、綜合體、合成體，

它經(jīng)常用來表示人工合成物或化學反應合成物。在馬克思《導言》中，綜合（Zusammenfassung）是各要素的聚合，即多樣性的統(tǒng)一；在康德和黑格

爾那里，綜合（Pynthesis）是各要素相統(tǒng)一并產(chǎn)生的新東西，如對康德而言是感性雜多與知性概念相統(tǒng)一產(chǎn)生知識［9］（P63），對黑格爾而言是界說

與分類相統(tǒng)一產(chǎn)生定理［10］（P413），或者正題與反題相統(tǒng)一產(chǎn)生合題。在馬克思的立場中，思維活動只需要根據(jù)事物的內(nèi)部結構再現(xiàn)各規(guī)定性的

具體內(nèi)容，從而在思維中再現(xiàn)事實本身即可，不需要人工合成新事物，因為這種新事物只是思維的構造物。這或許是馬克思一改康德—黑格爾

的傳統(tǒng)做法，不用Synthesis而用Zusammenfassung來表達“綜合”的原因。對于由于術語使用的不同而導致的馬克思和康德—黑格爾在理解分析

和綜合上的區(qū)別，本文的態(tài)度是，一方面承認馬克思的分析—綜合法與康德—黑格爾傳統(tǒng)的分析法和綜合法有相通之處，前者以后者為根源，因

而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后者來理解前者；但另一方面保持對這兩者的區(qū)別的意識，在借助后者來理解前者時，要闡明這種理解的依據(jù)和

合法性。例如，雖然按康德—黑格爾傳統(tǒng)，馬克思的分析—綜合法應當與辯證法有密切的關系，但在我們還沒有具體解釋清楚Zusammenfassung

和Synthesis的區(qū)別之前，分析—綜合法與辯證法的結合并不是已被闡明、能夠直接作為前提來對待的事情，相反，這種結合的可能性還有待于在

馬克思哲學語境中進行專題的考察，而不能因為它們在黑格爾哲學中已經(jīng)相互結合就認為它們在馬克思思想中也是直接相結合的。正因為如

此，本文不結合馬克思辯證法來理解他的分析—綜合法。

·62·

陳廣思：馬克思的分析—綜合法與循環(huán)論證問題

社會時直接被給予的一個事實。要通過分析這個事實，把握它內(nèi)部的各種對立關系和規(guī)定，才能獲取它

的概念。對此，馬克思在談論《資本論》的寫作時專門說過：“我不是從‘概念’出發(fā)，因而也不是從‘價值

概念’出發(fā)……我的出發(fā)點是勞動產(chǎn)品在現(xiàn)代社會所表現(xiàn)的最簡單的社會形式，這就是‘商品’?！保?1］

（P412）從商品到貨幣（第一篇）是一個分析的過程，因為商品交換需要等價物，因此必然會形成作為一般

等價物的貨幣，如馬克思說：“貨幣結晶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產(chǎn)物?！保?2］

（P106）。所以，商品這一事實必然包

含著貨幣的概念，分析前者能夠必然獲得后者，與此相應，在歷史進程中商品的發(fā)展必然會發(fā)展出貨幣。

但是，從貨幣到資本（第二篇）卻并非分析的過程，因為貨幣本身并不包含資本，在現(xiàn)實歷史進程中，商品

流通和貨幣流通都并不必然會發(fā)展出資本主義。貨幣向資本的轉化，還需要綜合存在于貨幣之外的自

由勞動力形成雇傭勞動才能實現(xiàn)。馬克思說：“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

歷史條件。只有當生產(chǎn)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

本才產(chǎn)生?！保?2］

（P198）因此，從貨幣到資本是綜合過程。到這里，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分析—綜合過程：商

品事實→貨幣+“自由勞動力”→資本，其中從商品到貨幣是分析環(huán)節(jié)，具有必然性；但單獨從貨幣到資本

是一個綜合環(huán)節(jié)，需要把作為一種外在因素的自由勞動力綜合到貨幣之中，才能得出資本的概念①。

以上述馬克思對分析—綜合法的理解運用為參考，“異化文本”明顯包含分析—綜合法。雖然在此

文本中，這種方法論的表現(xiàn)形式和要素不一定與成熟時期的馬克思的理解完全一樣，但關鍵要素和環(huán)節(jié)

是有的：馬克思從國民經(jīng)濟的“事實［Factum］”出發(fā)，“從概念上去把握［begreifen］”［2］

（P156）［3］

（P364）私

有制等經(jīng)濟范疇，并且“分析［analysirt］”事實和概念，“在現(xiàn)實中去說明和表述［aussprechen und darstel‐

len］”“事實的概念［den Begriff dieses factums］”［2］

（P164）［3］

（P371）。事實、概念、分析等都是與分析—綜

合法相關的要素。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多次在事實和概念之間進行前進和回溯，這是分析—綜合法

的必要環(huán)節(jié)，這些過程也恰好是此文本事實—概念邏輯形成的過程。馬克思以之為出發(fā)點的“國民經(jīng)濟

的事實”［2］

（P156）作為直接被給予的事實，是分析的對象，從此事實出發(fā)，獲得“異化”“勞動的現(xiàn)實化”

“對象化”“非現(xiàn)實化”等概念［2］

（P156-157）的過程都包含分析的過程?！爱惢谋尽比臎]有出現(xiàn)“綜合”的

字眼，但不意味著不存在綜合環(huán)節(jié)。馬克思獲得異化勞動概念之后需要回到“現(xiàn)實”中“去說明和表述”［2］

（P164）［3］

（P371）這個概念，這是綜合的過程，因為只有回到現(xiàn)實中把在分析過程抽象掉的、外在于概念

的內(nèi)容復歸其位，才能賦予概念以現(xiàn)實性。馬克思關于異化勞動的四個規(guī)定的敘述邏輯可概括為：國民

經(jīng)濟的事實（異化的事實）→異化的第一個規(guī)定→第一個規(guī)定的具體表現(xiàn)→第二個規(guī)定→第二個規(guī)定的

具體表現(xiàn)→第三個規(guī)定→第三個規(guī)定的具體表現(xiàn)→第四個規(guī)定→第四個規(guī)定的具體表現(xiàn)。如果我們能

夠把每一個規(guī)定的具體表現(xiàn)理解為關于此規(guī)定的事實的呈現(xiàn)，把每一個“規(guī)定”理解為概念的要素，那么

這種敘述邏輯同樣貫徹著“異化文本”事實—概念的總體邏輯，包含著分析—綜合法。

“異化文本”不僅存在于綜合過程，而且有一處的綜合過程還頗為完美和關鍵，它揭示了從異化勞動

到私有財產(chǎn)存在必然的關系，對我們理解這兩者的關系非常重要。在“異化文本”中，馬克思通過分析異

化勞動事實獲得其抽象概念之后，提出問題：工人的勞動產(chǎn)品如果對工人來說是異己的，必然屬于“另一

個有別于我的存在物”，那么“這個存在物是誰呢”［2］

（P164）？回答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如果找不到這個

“有別于我的存在物”，那么在概念把握層面，異化勞動就仍然只停留在抽象概念的階段，無法獲得具體

內(nèi)容，向私有財產(chǎn)過渡。在這個問題里，異化勞動與這“另一個有別于我的存在物”的規(guī)定是分析性的關

系，因為異化勞動的概念必然包含著勞動產(chǎn)品屬于“另一個有別于我的存在物”的規(guī)定，至于這個存在物

具體是誰，單純分析異化勞動的概念并不能回答。因此，從分析的角度來看，從異化勞動到私有財產(chǎn)這

個過程存在某種邏輯斷裂，馬克思為此問題提供了兩個答案：“神”和“工人之外的他人”，并且把后者與

“資本家”聯(lián)系起來［2］

（P164-166）。無論神還是資本家，都是外在于異化勞動的經(jīng)驗事實，因此，把它們與

① 這里對《資本論》分析—綜合法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見田石介在《資本論的方法研究》第1-3章節(jié)的觀點［8］（P1-124）。

·63·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異化勞動聯(lián)系起來，不是必然的分析過程，而是經(jīng)驗性的綜合過程，需要結合現(xiàn)實情況才能做到。

關于這兩個答案，馬克思首先否定“神”，不過這并不是因為為“神”進行的勞動不是異化勞動。他

說：“確實，起初主要的生產(chǎn)活動，如埃及、印度、墨西哥建造神廟的活動等等，不僅是為供奉神而進行的，

而且產(chǎn)品本身也是屬于神的?！保?］

（P164）這明顯是認為，神是勞動者勞動產(chǎn)品的所有者，勞動者建造神廟

的活動是為供奉神而進行的，并且由于這種供奉，神才成為一種現(xiàn)實的力量反過來支配著勞動者。在沒

有這種供奉的地方這種神其實也就不存在，所以馬克思說，神只不過是人類理智迷誤的結果而非原因［2］

（P166）。因此，勞動者用自己的勞動產(chǎn)品創(chuàng)造了一個異己的力量并反過來支配他自身，導致他不僅與他

的勞動產(chǎn)品、他自身的勞動并進而與他的本質相分離和對立，而且人與人的關系也因此受到影響。這表

明，這種建造神廟的活動是一種異化勞動，具有異化勞動的基本規(guī)定。馬克思之所以否定神，否定前面

討論的異化勞動是為建造神廟而進行的活動，主要的理由是認為神并不是勞動的唯一主宰，而且現(xiàn)代的

“工業(yè)奇跡”［2］

（P164）使在現(xiàn)代社會為神進行的勞動變得不可思議和自相矛盾。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

充分論證了，如果勞動產(chǎn)品不歸神所有，就只能歸“工人之外的他人”所有，而這個“他人”只能是我們稱

為“資本家”的人［2］

（P164-166）。因此，如果說上述問題的答案只有“神”和“資本家”兩個選項，那么在有

了“工業(yè)奇跡”之后只能否定“神”，選擇“資本家”，這種選擇包含歷史的必然性。但是，就“資本家”外在

于異化勞動的概念而言，將雙方綜合起來，本身仍然是一個經(jīng)驗性的綜合過程。

但是，這個經(jīng)驗性的綜合過程卻由于異化勞動概念與它內(nèi)部“另一個有別于我的存在物”的規(guī)定之

間具有分析性的必然關系而具有必然性。“另一個有別于我的存在物”這個規(guī)定本身是從異化勞動概念

必然分析出來的一個空的“能指”，它先行指示著我們應該把某個具體存在物填充進去，從而使異化勞動

與這個具體存在物建立必然關系，但它并不指出這個具體存在物到底是誰。把“資本家”這個外在的因

素填充進去之后，借助異化勞動概念與這個空的“能指”本來具有的必然的關系，異化勞動就與“資本家”

產(chǎn)生了必然的聯(lián)系，進而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產(chǎn)生了必然關系，從異化勞動到私有財產(chǎn)的邏輯斷裂就得到

了彌合。由此馬克思證明：異化勞動必然會導致私有財產(chǎn)。這種必然關系的形成是分析過程與綜合過

程相統(tǒng)一的結果，分析過程提供了形式的必然性，綜合過程則在此基礎上實現(xiàn)了內(nèi)容的必然性。因此，

這是一種能夠建立必然關系的經(jīng)驗性綜合過程。這個綜合過程與上述《資本論》中貨幣與“自由勞動力”

的綜合過程有明顯區(qū)別。因為從商品到貨幣并沒有包含必然的“能指”，使自由勞動力這個外來因素填

充進去之后能與貨幣產(chǎn)生必然關系，所以資本的出現(xiàn)其實是各種要素“偶然”相遇的產(chǎn)物，這與在異化勞

動與私有財產(chǎn)的分析—綜合關系中私有財產(chǎn)的出現(xiàn)是不同的。不過，由于異化勞動與“資本家”的綜合

是在異化勞動概念所包含的空的“能指”的影響下進行的，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chǎn)的必然關系的形成包含

了分析過程提供的形式的必然性，所以，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的分析—綜合關系以分析關系為主導。這

一點也與《資本論》從商品到資本的分析—綜合關系有區(qū)別。

到這里，當我們把異化勞動概念與“資本家”相綜合的環(huán)節(jié)加入“異化文本”事實—概念的總體邏輯

之中，并簡化之后，“異化文本”的分析—綜合過程最終完整顯示了出來：異化勞動事實→異化勞動概念+

“資本家”→私有財產(chǎn)概念。這個分析—綜合過程的綜合環(huán)節(jié)充分展示了馬克思的分析—綜合法是如何

揭示事物之間的必然關系的，而整個分析—綜合過程則有力地表明異化勞動的概念并不先驗地、分析性

地包含著私有財產(chǎn)的概念，它與私有財產(chǎn)的必然關系只有通過分析—綜合法才能夠顯現(xiàn)出來。

三、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的論證是否是循環(huán)論證

在明確上述兩部分內(nèi)容后，我們正面討論這個問題：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關于異化勞動和私有財

產(chǎn)關系的論證是循環(huán)論證嗎？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我們回應幾個典型的質疑。

人們質疑馬克思的論證是循環(huán)論證的一個習慣性理由是：異化勞動“本來”就只是在資本主義私有

制條件下才會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所以，即使馬克思在“異化文本”的論證過程中沒有把私有財產(chǎn)預設為前提，

·64·

陳廣思：馬克思的分析—綜合法與循環(huán)論證問題

他從異化勞動推理出私有財產(chǎn)也已經(jīng)陷入了循環(huán)論證。對此質疑，我們否認異化勞動是只有在資本主

義私有制條件下才會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如前所述，在“異化文本”中，馬克思認為遠古時代人們?yōu)樯窠ㄔ焐駨R

的活動也是一種異化勞動。在這種活動中，勞動者的勞動產(chǎn)品歸屬于一個有別于勞動者的神所有，而且

神還會反過來支配勞動者的勞動過程，使這種勞動具有異化的特征。宗教異化在人類社會早期并不罕

見，“異化”一詞（Entfremdung）本身就具有深遠的宗教淵源，其詞源最初與宗教具有密切的關系［13］

（P30-

32），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也提到“宗教的自我異化”［2］

（P165）。既然宗教異化現(xiàn)象不罕見，那么人們

為供奉神而進行異化勞動的現(xiàn)象也自然是有可能的，因為這是宗教異化主要的一種表現(xiàn)?？梢姰惢瘎?/p>

動并不必然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才會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我們不能單純通過分析異化勞動的概念就能

夠獲得私有財產(chǎn)的概念。這與《資本論》第1卷從商品到資本的分析—綜合過程很類似。如果認為商品

和貨幣是只有在資本條件下才會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即商品和貨幣概念必然包含資本概念，那么以商品或貨幣

為前提來推導出資本就是一種循環(huán)論證。但顯然，遠在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出現(xiàn)之前，商品和貨幣已經(jīng)存

在了，貨幣概念還需要綜合其它因素（自由勞動力）才能轉化為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產(chǎn)業(yè)資本。所以，我們

從來不認為馬克思從商品到資本的推論是循環(huán)論證。同理，只要我們明確，異化勞動并不是只有在資本

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才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從異化勞動到私有財產(chǎn)的關系是一種既需要通過分析也需要通過

綜合才能建立起來的關系，那么上面的指責也就無效了。

人們質疑馬克思的論證是循環(huán)論證的另一個主要理由是：馬克思在討論勞動者的勞動產(chǎn)品屬于誰

以及在排除屬于神的可能性之后的一些討論，預設了私有財產(chǎn)，因而陷入循環(huán)論證［1

（］ P189-190，191）。

對這個質疑我們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在馬克思的論述中，異化勞動概念包含勞動者的勞動產(chǎn)品屬于

“另一個有別于我的存在物”的規(guī)定，由于這個存在物并不必然就是勞動者之外的個人，因此，異化勞動

概念包含這種規(guī)定并不必然就意味著它包含私有財產(chǎn)的內(nèi)容。如果這個存在物是“神”，那我們就不需

要考慮這是否是私有財產(chǎn)的問題。另外，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有一句話：“人的異化，一般地說，人對

自身的任何關系，只有通過人對他人的關系才得到實現(xiàn)和表現(xiàn)?！保?］

（P164）人們認為，在這句話里，由于

異化勞動概念包含對“他人”的關系所以必然包含私有財產(chǎn)的內(nèi)容，這也是一種武斷的看法。因為這里

所說的“人對他人的關系”并不必然就是財產(chǎn)關系，例如，工人與工人之間的對立關系也是人的異化得以

表現(xiàn)出來的關系，但它并不是財產(chǎn)關系。要把這個“他人”理解為“資本家”并使之與勞動者的勞動產(chǎn)品

聯(lián)系起來，才能說這是一種財產(chǎn)關系。所以，在“異化文本”的最后馬克思明確指出，在異化勞動中，財產(chǎn)

關系是人與自我和“他人”關系的某種結果，而不是這種關系本身：“我們已經(jīng)考察了……外化勞動對工

人本身的關系，也就是說，考察了外化勞動對自身的關系。我們發(fā)現(xiàn)，這一關系的產(chǎn)物或必然結果是非

工人對工人和勞動的財產(chǎn)關系?！保?

（］ P168）因此，馬克思上述那句話也沒有預設私有財產(chǎn)。

上述質疑的主要依據(jù)是“異化文本”第164-166頁馬克思的相關討論，這些內(nèi)容基本對應“異化文本”

中分析—綜合過程的“異化勞動概念+‘資本家’→私有財產(chǎn)概念”環(huán)節(jié)，我們只要澄清此環(huán)節(jié)的內(nèi)容和性

質就可以消除這種質疑?！爱惢瘎趧痈拍?‘資本家’”這個環(huán)節(jié)對應的是馬克思在否定工人的勞動產(chǎn)品不

屬于“神”而屬于“工人之外的他人”時討論的內(nèi)容，雖然馬克思沒有馬上表示這個“工人之外的他人”是

資本家，但這個“他人”畢竟不是勞動者本人，而是一個非勞動者，后來馬克思以直接點名的方式指出這

個“他人”就是“資本家”。就此而言，馬克思在這里（第165頁）的討論的確已經(jīng)隱含了私有財產(chǎn)的內(nèi)容。

但這并不表明馬克思的論證陷入了循環(huán)論證。在“異化文本”總的分析—綜合過程中，“異化勞動概

念+‘資本家’”是綜合環(huán)節(jié)。如前所述，這個環(huán)節(jié)是抽象的異化勞動概念因與“資本家”相綜合而獲得現(xiàn)

實性的環(huán)節(jié)，獲得現(xiàn)實內(nèi)容的異化勞動概念就不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一種事實。這個事實既是通過

異化勞動概念再現(xiàn)的異化勞動事實，同時，由于此環(huán)節(jié)包含著私有財產(chǎn)的內(nèi)容，因此，這個事實還同時是

私有財產(chǎn)事實。作為異化勞動事實，這個事實在這里是經(jīng)過概念再現(xiàn)的、其內(nèi)部結構和關系已經(jīng)清晰的

事實。但是作為私有財產(chǎn)事實，這個事實在這里還只是從異化勞動的角度初步呈現(xiàn)的、直接被給予的、

·65·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未經(jīng)分析的和混沌模糊的事實，馬克思甚至都不提示它是私有財產(chǎn)事實。這樣，當我們把“異化勞動概

念+‘資本家’”這個環(huán)節(jié)置換為“私有財產(chǎn)事實”，那么在總的分析—綜合過程中，“異化勞動概念+‘資本

家’→私有財產(chǎn)概念”這部分就相當于“私有財產(chǎn)事實→私有財產(chǎn)概念”。從置換后的角度來看，這是通

過分析私有財產(chǎn)事實以獲取其概念的過程，是一個分析過程，這里“私有財產(chǎn)事實”與“私有財產(chǎn)概念”之

間顯然不是歷史發(fā)生學意義上的起源—產(chǎn)物的關系，而只是概念把握層面的分析關系。這進一步表明，

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的工作內(nèi)容不是論證兩個獨立事件在時間上具有先后順序的因果關系，而是借

助分析—綜合法從概念上把握事實，即通過分析事實獲取概念，然后借助概念再現(xiàn)事實，并從中獲取新

概念。因此，馬克思在排除勞動者的勞動產(chǎn)品屬于神的可能性之后的一些討論，不是“預設”了私有財

產(chǎn)，而是以不指名的方式直接給出了私有財產(chǎn)事實，但由于馬克思進行的并不是論證，而只是在概念層

面的分析和綜合，所以，這里不存在馬克思通過“預設”私有財產(chǎn)來推導出私有財產(chǎn)的循環(huán)論證問題。

人們質疑馬克思的論證是循環(huán)論證的第三個也是最有“確鑿”證據(jù)的理由，是馬克思在“異化文本”

中的如下兩段話：“誠然，我們從國民經(jīng)濟學得到作為私有財產(chǎn)運動之結果的外化勞動（外化的生命）這

一概念［den Begriff der ent?usserten Arbeit］。但是，對這一概念的分析［Analyse dieses Begriffes］表明，盡

管私有財產(chǎn)表現(xiàn)為外化勞動的根據(jù)和原因，但確切地說，它是外化勞動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類理

智迷誤的原因，而是人類理智迷誤的結果一樣。后來，這種關系就變成相互作用的關系?！保?］

（P166）［3］

（P372-373）“私有財產(chǎn)只有發(fā)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階段，它的這個秘密才重新暴露出來，就是說，私有財

產(chǎn)一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chǎn)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是這一外化的實現(xiàn)。”［2］

（P166）這兩段

話，一方面肯定了從概念把握的層面來看私有財產(chǎn)是異化勞動的結果，另一方面，馬克思又表示異化勞

動和私有財產(chǎn)間存在相互作用的關系。不少學者認為，這種“相互作用的關系”意味著異化勞動與私有

財產(chǎn)互為因果，它推翻了前面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前因后果的關系，馬克思因此陷入了循環(huán)論證。

這種質疑涉及的內(nèi)容頗多，我們?nèi)匀恍枰氐健爱惢谋尽笨偟姆治觥C合過程來逐步澄清。一方

面，我們需要明確“異化文本”中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的因果關系性質。在“異化文本”的分析—綜合過

程中，異化勞動概念通過與“資本家”相綜合產(chǎn)生私有財產(chǎn)概念，表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私有財產(chǎn)是異化

勞動的一般形式（抽象的異化勞動）與它的特殊現(xiàn)實形式（勞動產(chǎn)品歸“資本家”所有的異化勞動）相統(tǒng)一

的結果，由此我們也就從異化勞動的角度獲得關于私有財產(chǎn)的這樣一種定義：私有財產(chǎn)是勞動產(chǎn)品歸資

本家所有的異化勞動所產(chǎn)生的財產(chǎn)形式。由此來看，異化勞動概念與私有財產(chǎn)概念的關系既清楚又特

殊：這是一種因果關系，但并非“原因—結果”的因果關系，而是“（認識）理由—結果”的因果關系。換言

之，異化勞動并非私有財產(chǎn)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認識）理由”。

在哲學上，理由（Grund，又譯為“根據(jù)”）與原因（Ursache）有重要區(qū)別。德國古典哲學和當代分析哲

學、心靈哲學、行動哲學等領域都對此有諸多的討論。例如，康德認為關于事物只有兩種理由：認識理由

和存在理由，他把后者與“原因”范疇相等同并共同與前者相區(qū)別開來，認為在一個命題中，謂詞如果不

是先行于主詞并且是只有它才能使主詞得到理解的東西（即存在理由或原因），那么它就是在主詞已從

別處得到規(guī)定的情況下進一步規(guī)定著主詞以使我們更深入地認識主詞的東西，是主詞的認識理由①。以

此來看，在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的分析—綜合關系以及由此獲得的私有財產(chǎn)的定義中，由于私有財產(chǎn)不

是因為只有與異化勞動相結合才能被理解（在馬克思的思想中我們不結合異化勞動也完全可以理解私

① 在康德來看，一個命題之所以把此謂詞而非彼謂詞與主詞聯(lián)結起來，使主詞得到某種規(guī)定，是因為存在某種理由。理由是這樣一種東西，“由于

它，某種他物（不同的東西）被設定為被規(guī)定了的”［14］（P122）?？档抡J為，事物的存在理由是“在先規(guī)定的理由，其概念先行于被規(guī)定者，也就是

說，不假定它，被規(guī)定者就不可理解”［15］（P371）。這是關于事物為什么存在的理由。如果我們不掌握此理由，就根本不理解此事物的存在，所以

康德又把事物的存在理由理解為原因。原因概念包含著在時間上必須先于結果的規(guī)定，所以，事物的原因或存在理由實際是構成事物現(xiàn)實起源

的東西。認識理由是“在后規(guī)定的理由，如果被它規(guī)定的概念不是事先已經(jīng)從某處得到設定，就不會設定它”［15］（P371）。這是關于事物是什么的

理由，它不回答事物為什么存在，但能通過規(guī)定事物使我們更進一步認識事物。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理由和原因的內(nèi)涵有重疊的情況，人們?；?/p>

淆這兩個概念。在“異化文本”中，馬克思說：“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chǎn)的直接原因?！保?］（P167）這個“原因”應當被理解為理由，而且是認識理由。

·66·

陳廣思：馬克思的分析—綜合法與循環(huán)論證問題

有財產(chǎn)），但它因為被異化勞動規(guī)定而更能被人們認識，所以，異化勞動不是私有財產(chǎn)的存在理由，即不

是在時間上先于私有財產(chǎn)并規(guī)定私有財產(chǎn)使之得以存在的東西（歷史起因），而是私有財產(chǎn)的認識理由，

它可以通過規(guī)定私有財產(chǎn)概念使之更好地被我們理解，它與私有財產(chǎn)概念之間的關系是概念把握層面

的邏輯關系，不包含現(xiàn)實的時間順序關系?！埃ㄕJ識）理由—結果”是一種不同于“原因—結果”的特殊的因

果關系。揭示異化勞動概念和私有財產(chǎn)概念之間的本質關聯(lián)是“（認識）理由—結果”的因果關系，是馬

克思在“異化文本”中進行“從概念上把握”事實的工作的自然結果，因為事實往往自身就包含自身的認

識理由，從概念上把握事實很容易發(fā)現(xiàn)這一點。這種性質的工作無法證明事件之間的原因—結果關系，

因為這是兩個獨立事件在時間上具有先后順序的因果關系，需要跳出概念層面去到現(xiàn)實和歷史的深處

尋找證據(jù)。但“異化文本”顯然沒有這方面的內(nèi)容。

另一方面，“異化文本”中分析—綜合過程也充分反映了異化勞動概念以私有財產(chǎn)為自身的實現(xiàn)手

段的關系。異化勞動概念包含著勞動產(chǎn)品必然屬于“另一個有別于我的存在物”這樣一種規(guī)定，它作為

一種空的“能指”，先行指示著異化勞動需要與“神”或“資本家”相結合才能獲得現(xiàn)實性，如果不與它們中

的任何一方結合，異化勞動就只是一個只包含異化勞動最一般規(guī)定的概念。因此，在馬克思否定“神”之

后，異化勞動的概念只有通過與“資本家”相結合、產(chǎn)生私有財產(chǎn)，才能夠獲得它具體內(nèi)容和現(xiàn)實性，就此

而言，私有財產(chǎn)是異化勞動的實現(xiàn)手段，現(xiàn)代社會中異化勞動是通過資本主義私有制實現(xiàn)的一種勞動形

式。與此明顯區(qū)別的是，在《資本論》“商品事實→貨幣+‘自由勞動力’→資本”的分析—綜合過程中，由

于貨幣概念沒有包含類似的空的“能指”，它本身就有自身獨立的現(xiàn)實存在，因而不需要借助資本來獲得

自身的現(xiàn)實性。所以，分析—綜合的角度能夠凸顯私有財產(chǎn)是異化勞動的實現(xiàn)手段這種關系。

最后，結合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的這種手段關系，“異化文本”總的分析—綜合過程還能反映異化勞

動和私有財產(chǎn)的相互關系。在“異化文本”最后部分，馬克思這樣總結私有財產(chǎn)與異化勞動的關系：“私

有財產(chǎn)作為外化勞動的物質的、概括的表現(xiàn)［der materielle，resümirte Ausdruck］，包含著這兩種關系：工

人對勞動、對自己的勞動產(chǎn)品和對非工人［Nichtarbeiter］的關系，以及非工人對工人和工人的勞動產(chǎn)品

的關系?！保?］

（P168）［3］

（P374）私有財產(chǎn)是異化勞動的概括的表現(xiàn)，是因為私有財產(chǎn)是勞動產(chǎn)品歸資本家所

有的異化勞動所產(chǎn)生的財產(chǎn)形式，它能夠表現(xiàn)和包含異化勞動內(nèi)部的各層次規(guī)定。但私有財產(chǎn)同時還

是異化勞動的物質的表現(xiàn)。在現(xiàn)代社會，即在私有財產(chǎn)“發(fā)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階段”［2］

（P166）的社會

中，私有財產(chǎn)不僅作為概念，而且還作為現(xiàn)代社會一種現(xiàn)實的物質存在以現(xiàn)實的物質形式包含異化勞動

的內(nèi)部規(guī)定，表現(xiàn)著資本主義條件中的異化勞動。這種物質表現(xiàn)關系雖然脫離了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chǎn)

的分析—綜合關系，但在一定程度上為這種概念層面的關系賦予了現(xiàn)實的物質內(nèi)容。結合異化勞動和

私有財產(chǎn)的手段關系和它們之間物質的、概括的表現(xiàn)關系，可以看到，在現(xiàn)代社會中，異化勞動和私有財

產(chǎn)在其定義中包含著對方，每一方都構成另一方現(xiàn)實存在的內(nèi)容，現(xiàn)代社會中的異化勞動的發(fā)展和變化

必然會影響私有財產(chǎn)的發(fā)展和變化，反之亦然。因此，雙方存在相互作用的關系。不過，無論是這種相

互作用關系還是手段關系，都沒有影響或取消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chǎn)“（認識）理由—結果”的因果關系，因

為這種因果關系才是它們之間的本質關聯(lián)，其它關系都是這種本質關聯(lián)在不同層面和角度中呈現(xiàn)出來

的內(nèi)容。就此而言，馬克思沒有陷入循環(huán)論證。

到這里，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的工作性質本身就不會使他陷入循環(huán)論證

的困境。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為自己制定的任務是從概念上把握私有財產(chǎn)與異化勞動的本質關聯(lián)，

工作性質主要是從概念上對給定的事實進行分析和綜合，這種工作的本質是揭示而不是論證，是解蔽而

不是證明，是在概念層面通過分析綜合各種理論要素以揭示事實的認識理由，而不是回到歷史深處去證

明事實的歷史起因。這一點在分析—綜合過程中的分析環(huán)節(jié)體現(xiàn)得尤其明顯，如前所述，“異化文本”中

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chǎn)的分析—綜合關系以分析關系為主導。事實不會包含自身的存在理由但可以包含

自身的認識理由［15］

（P374-375），因此，當馬克思通過分析—綜合法使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chǎn)在概念層面相

·67·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結合時，他并不需要回顧苦難的歷史，而只需要揭示直接擺在他眼前的國民經(jīng)濟的種種事實即可發(fā)現(xiàn)這

種結合的理由。既然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從事的工作不是論證，就根本談不上所謂的“循環(huán)論證”了。

四、如何理解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的敘述不足

雖然上述各種質疑并未成功確證馬克思的討論存在循環(huán)論證，但這些質疑的確揭示了馬克思在“異

化文本”中的敘述存在薄弱之處。最薄弱的地方就在“異化文本”的主體內(nèi)容討論結束后，馬克思提出了

兩個新任務，其中任務“（1）”探究私有財產(chǎn)的普遍本質，任務“（2）”計劃探討異化勞動的起源［2］

（P167）。

這兩個新任務中，第一個任務與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最初為自己制定的任務雖然不相同，但有相似的

地方；第二個任務表明把私有財產(chǎn)的原因歸結為異化勞動還不夠根本，因為異化勞動本身的根源還未查

明，所以，這兩個任務都反映了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對私有財產(chǎn)的本質的探討還不夠徹底。

那么，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敘述的這種不足？首先必須承認，這的確是他的敘述的不完美和薄弱之

處。如果他的敘述足夠完美，已經(jīng)徹底把握了私有財產(chǎn)的本質及其與異化勞動的本質關聯(lián)，那么其實也

就可以結束討論，不需要提出新任務了。但是，馬克思的敘述的這種不足，既不是因為他所提出的這兩

個新任務與原初的任務一致，以至于表明“異化文本”中的討論歸于失敗，也不是因為他陷入了循環(huán)論

證，而是因為他只是完成了從概念上把握私有財產(chǎn)與異化勞動本質關聯(lián)的任務，還沒有轉向對事實的歷

史發(fā)生學溯源的工作，即只從異化勞動的角度解釋了私有財產(chǎn)的認識理由，但還沒證明它的存在理由。

要全面地把握事實的本質，需要同時闡明事物這兩方面的理由。在“異化文本”的最后，馬克思可能已經(jīng)

意識到這種不足，所以他提出新任務“（2）”，即準備從“人的發(fā)展的本質”出發(fā)來理解異化勞動的起源，把

私有財產(chǎn)的起源問題變?yōu)橥饣瘎趧訉Α叭祟惏l(fā)展進程”的關系問題［2］

（P168）。這表明他接下來有可能會

進入歷史發(fā)生學的語境，從人類發(fā)展的歷史進程考察異化勞動的起源，進一步研究私有財產(chǎn)的本質問

題。但遺憾的是，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最終并沒有完成這個計劃。這個計劃在1845年

他和恩格斯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得到初步實現(xiàn)，在后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

馬克思有關人類學的諸筆記中，他們多次從歷史發(fā)生學的角度討論私有制的起源。結合這些內(nèi)容，馬克

思關于私有制的探討才是完整且充足的。

馬克思在“異化文本”中敘述的這種不足與該文本中分析—綜合法運用得不夠成熟有關。雖然此文

本中的分析—綜合法有其成功的表現(xiàn)，但它缺乏一個根本性的維度：沒有與人的物質實踐活動建立起聯(lián)

系。要揭示事物的歷史起因，必須深入現(xiàn)實和歷史的深處。成熟時期的馬克思的思想使分析—綜合法

具有觸及現(xiàn)實和歷史的潛能，這種潛能出現(xiàn)在綜合環(huán)節(jié)。哈貝馬斯指出，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勞動作為

人與自然物質交換過程本身具有綜合意義，綜合首先不是思維活動，而是物質生產(chǎn)活動［8］

（P26）。伊利

延科夫也指出，在成熟時期的馬克思那里，“只有社會的人類實踐，即社會的人與自然現(xiàn)實相互作用的歷

史發(fā)展形式的總和，才是理論分析和綜合正確性的基礎和標準”［7］

（P217）。換言之，綜合在最根本層面

是歷史時間、歷史過程和歷史條件通過人的實踐活動進行的人與自然在物質交換意義上的綜合，這種綜

合在最根本層面為所有事物創(chuàng)造了存在理由。如果能如此理解和運用分析—綜合法，異化勞動與私有

財產(chǎn)之間的分析—綜合關系必定會與“異化文本”中雙方現(xiàn)有的關系有重大的區(qū)別。但在“異化文本”

中，由于分析—綜合法還未發(fā)展到這種程度，所以我們還看不到分析—綜合法的這種應用。這是它的

不足。

總之，“異化文本”中分析—綜合法本身還只包含初步的形式，具有不成熟性，馬克思借此討論異化

勞動與私有財產(chǎn)的關系，雖然在概念把握層面為我們理解這兩個范疇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

這方面的討論也有一定的缺陷。從分析—綜合法的角度揭示這些內(nèi)容，能夠為我們理解青年馬克思的

思維方式、思想層次、哲學觀點及其與成熟時期的馬克思的關系提供重要的視角。

·68·

陳廣思：馬克思的分析—綜合法與循環(huán)論證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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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Analytical-synthetic Method and the Problem Of

Circular Argument

A Revisit of \"Alienated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Section Of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Chen Guangs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Alienated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section of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

scripts of 1844，Marx used the analytical-synthetic method to form a textual logic of ''facts-concepts'' which

shows that the concept of alienated labor does not transcendentally and analytically contain the concept of pri‐

vate propert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lienated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are ''(epistemic) reason-re‐

sult'', whose formation includes the analysis-synthesis process of ''the fact of alienated labor → the concept of

alienated labor + 'capitalist' → the concept of private property''. Through this methodology, we can identify

the theoretical task and its nature that Marx set for himself in this text, and the text of ''Alienated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itself can provide sufficien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Marx's deduction is not a circular argu‐

ment and dismiss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doubt among academic community. Exploring this topic will fa‐

cilitat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young Marx's way of thinking, ideological levels and philosophical

views, as well as his science-based, profound analytical-synthetic method.

Key words alienated labor; private property; analysis; synthesis; circular argument

■ 作者簡介 陳廣思，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 責任編輯 涂文遷

·69·

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70~079

晚期?？滦伦杂芍髁x研究的方法論基礎

與主體性關切

邢 冰

摘 要 權力/知識框架是?？聦π伦杂芍髁x進行研究的方法論基礎?；谶@一方法

論，?？聞?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法國科學史中基于“斷裂”概念對科學作為普遍真理的質疑，關注知

識起源和普遍化過程中的偶然性以及知識與權力的互動。通過考察新自由主義的斷裂特

質，?？陆沂玖似淦鹪吹呐既患斑壿嬌系幕靵y，消解了其作為真理的地位，并進一步表現(xiàn)出

對主體命運的關切。主體被作為“權力/知識”的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做了專斷的定義和規(guī)訓，

成為臣服的主體。但是，如果對這種專斷的真理和權力體系進行反叛與斷裂，就有可能指向

能動性的主體的重建，并創(chuàng)造出無限的可能性。

關鍵詞 ?？?；新自由主義；斷裂；權力/知識；主體

中圖分類號 B151；B5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24）04-0070-10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2&ZD018）

米歇爾·?？略?979年的法蘭西學院講座《生命政治的誕生》中對新自由主義進行了考察，這一研究

頗具前瞻性。從福柯所處的時代至今，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及其向全球的擴張下，新自由主義已然成為資

本主義秩序的核心。正如大衛(wèi)·哈維所說，在今天，“新自由主義作為話語模式已居霸權地位。它對各種

思考方式的廣泛影響到了這種程度：它已成為我們許多人解釋和理解世界的常識的一部分”［1］

（P3）。因

此，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僅對理解?？履酥练▏R克思主義的理論線索有所助益，也能夠啟發(fā)我們對

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思考。

目前關于?？聦π伦杂芍髁x的態(tài)度，學界存在著較大的分歧。一些學者認為，?？聦π伦杂芍髁x抱

有相當?shù)耐椋踔痢稗D向了新自由主義”，這一觀點的倡導者以達尼埃爾·薩莫拉［2］

（P79-80）、米切爾·迪

安［3］

（P90）、喬弗魯瓦·德·拉加斯納里［4］

（P48-49，97-98）為代表，認為?？聦⑿伦杂芍髁x視為規(guī)訓權力之

外，多元性與批判精神的體現(xiàn)。相反的觀點如溫迪·布朗［5］

（P66）、托馬斯·萊姆克［6］

（P14）等人認為，?？?/p>

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受到馬克思的直接影響，認為新自由主義將人建構為人力資本，人并沒有得到

解放。

筆者認為，對這一問題的考察需要回到福柯思想的整體脈絡中去。其中的兩個重要因素，就是貫穿

?？聦W術研究的方法論基礎和主體性關切。一方面，在方法論上，?？吕^承了法國科學史與文學傳統(tǒng)的

“斷裂”概念并進一步發(fā)展為知識譜系學與權力/知識理論，并在20世紀70年代臻于成熟；另一方面，福

柯對主體命運的深切關注是其研究的重要理論旨歸。本文就將從這兩個角度及其關聯(lián)性出發(fā)，以福柯

晚期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為中心進行考察，并以此管窺視?？履酥廉敶▏R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批判

問題上的理論貢獻與現(xiàn)實向度。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7

邢 冰：晚期?？滦伦杂芍髁x研究的方法論基礎與主體性關切

一、科學與文學：?？聰嗔阉枷氲膩碓磁c背景

“斷裂（rupture/coupure）”或曰“非連續(xù)性”（discontinuité）是當代法國哲學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指觀

念、科學和社會歷史的發(fā)展并非均質的線性過程，而是經(jīng)歷了斷裂，并且斷裂前后的狀態(tài)是不可通約的。

一般認為，“斷裂”概念因阿爾都塞的“認識論斷裂”而名聲大噪，但20世紀諸多法國哲學家都有類似的理

論?？梢哉f，斷裂的邏輯是20世紀以來的法國哲學甚至整個法國文化的底色。20世紀上半葉，“斷裂”

概念出現(xiàn)在兩支迥然不同的思潮當中。一方面，超現(xiàn)實主義等文學、藝術流派表現(xiàn)出與先前的文藝與價

值觀相決裂的姿態(tài)；另一方面，龐加萊、巴什拉等人的科學哲學亦將科學的發(fā)展視為斷裂的。20世紀60

年代以來，斷裂在阿爾都塞、?？逻@里得以體系化。此后這一思維模式進一步影響到晚近的激進哲學及

拉康化的馬克思主義，其領軍人物阿蘭·巴迪歐在代表作《存在與事件》中，亦將斷裂作為“事件”這個核

心概念最重要的特質。

米歇爾·福柯是這一傳統(tǒng)的關鍵。?？率且粋€承前啟后的人物，他跟先前的文學傳統(tǒng)與科學史傳統(tǒng)

均有所關聯(lián)；同時，?？碌南嚓P研究，如《規(guī)訓與懲罰》中的“警治”（police）概念、伊朗革命時期的事件哲

學以及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生命政治研究，又對后來激進左派的朗西埃、巴迪歐、阿甘本等人有著長足

的影響。最重要的是，斷裂是考察?？抡軐W的重要視角。?？聫目脊艑W到譜系學的方法論，以及“權力/

知識”理論的提出，都可以理解為是圍繞著“斷裂”概念進行的。

具體來說，在20世紀上半葉，以龐加萊、巴什拉、康吉蘭等人為代表的法國科學史傳統(tǒng)對福柯有著直

接的影響。?？麻喿x了大量科學史的作品，《古典時期瘋癲史》更是受到了康吉蘭的直接指導。?？潞?/p>

來的研究都涉及了某些特定的科學門類，如精神病學、臨床醫(yī)學、刑法學、經(jīng)濟學等，故亦可以視作科學

史傳統(tǒng)的延續(xù)。

科學史傳統(tǒng)的特點是，基于科學史的斷裂，進而質疑科學作為普遍永恒真理的地位。作為數(shù)學家、

物理學家、哲學家的亨利·龐加萊，將科學視作人為的約定。龐加萊認為，羅巴切夫斯基幾何、黎曼幾何、

非阿基米德幾何學這幾種非歐幾何學與歐氏幾何的地位是對等的，“一種幾何學不會比另一種幾何學更

真；它只能是更為方便而已”［7］

（P47）。歐氏幾何更為流行不過是因為它更方便而已。加斯東·巴什拉明

確提出了“斷裂”的概念：既包括日常思維與科學思維之間的斷裂，也包括不同時期之間科學的斷裂。在

《相對論的歸納價值》中，巴什拉探討了牛頓的經(jīng)典力學與愛因斯坦相對論之間的關系，認為不能僅僅把

愛因斯坦的理論當作牛頓力學的擴展，“在牛頓力學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之間存在著真正的斷裂，沒有

連續(xù)性”［8］

（P60）。喬治·康吉蘭進一步指出，在生物學與醫(yī)學中，對正常與病態(tài)的區(qū)分以及對“何為規(guī)

范”的界定往往是人為的。阿爾都塞和?？乱蔡幱谶@種斷裂的科學史傳統(tǒng)之下。阿爾都塞著名的“認識

論斷裂”自不必說，?？略凇对~與物》中也指出4種不同的知識型（épistémè），即每個時代人們的基本思維

框架之間是彼此斷裂的，每種知識型之下的生物學、經(jīng)濟學、語言學呈現(xiàn)出的具體樣態(tài)同樣是彼此斷裂

的。比如，古典知識型中的財富分析與現(xiàn)代知識型中的政治經(jīng)濟學的區(qū)別，甚至比同屬古典知識型的財

富分析與自然史的區(qū)別還要大。

無論是龐加萊的共時性的約定，還是巴什拉的歷時性的斷裂，都指出一個重要的事實：存在著復數(shù)

的但又相互沖突的科學體系。因此，它們不可能都是真理?？茖W史的發(fā)展并非積少成多的線性進步，而

是相互沖突的體系之間的迭代和選擇?？茖W并非永遠都是永恒普遍的真理，甚至在某些歷史時期被認

為是科學的東西，在今天看來全然是荒謬的。巴什拉在《科學精神的形成》中提及許多我們今天看來啼

笑皆非、但當時的人們嚴肅對待的問題，如對彗星性別問題的討論［9］

（P22），將冶金作為一種發(fā)酵現(xiàn)象［9］

（P72-73），等等。

當然，科學史傳統(tǒng)內(nèi)部也有微妙的差異。從龐加萊約定論的早期原型分化出兩種略顯不同的態(tài)度：

巴什拉和阿爾都塞傾向于揭示科學與前科學的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斷裂，康吉蘭與?？聞t進一步指出科學

·71·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本身的規(guī)范性與意識形態(tài)傾向。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指出，科學并非與意識形態(tài)對立，意識形態(tài)并不

排斥科學，而是科學的一種功能。因此，應當“把科學作為話語形成來重新質疑”［10（］ P219）。

?？略诤芏嗟胤绞褂昧伺c巴什拉類似的看似荒謬的材料，但?？碌奶厣谟?，通過對這種荒謬話語

在當時的非荒謬性的討論，揭示了科學中的意識形態(tài)維度及其可疑之處。福柯最著名的幾個訴諸荒謬

的文本首先是《詞與物》開篇所引用的、博爾赫斯在《約翰·威爾金斯的分析語言》中提到的一本叫做《天

朝仁學廣覽》的中國百科全書中對動物的分類：“1、屬皇帝所有的。2、散發(fā)出香味的。3、被馴服的。4、

乳豬。5、塞壬。6、傳說中的。7、放養(yǎng)的狗。8、包含在前述分類中的。9、像發(fā)瘋一樣焦躁的。10、數(shù)不

清的。11、用駝毛細筆描繪的。12、等等。13、剛剛打破水罐的。14、遠看像蒼蠅的?！保?1］

（P7）?？伦苑Q，

看到這段話時的笑聲成為《詞與物》創(chuàng)作的緣起。另一個例子是?？略凇恫徽５娜恕分锌疾炝艘环?955

年的精神病學司法報告，并稱其為“使人發(fā)笑的話語”［12］

（P5）。這份司法鑒定裝腔作勢地使用“存在主

義、阿爾西比亞德主義、艾羅斯特拉德主義、包法利主義、唐璜主義”這些更像是道德評價的詞匯，以判定

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

但是，這種荒謬的話語在當時并非荒謬。雖然《天朝仁學廣覽》一書系博爾赫斯杜撰，但我們在《考

工記》中可以發(fā)現(xiàn)類似的情形?！犊脊び洝穼ⅰ疤煜轮螳F”分為：“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13］

（P1329）其中，“脂者、膏者”作為祭祀“三牲”得到分類上的優(yōu)先權，與博爾赫斯將“屬皇帝所有”單列并置

于首位的邏輯類似，中國古人真誠地認為牛、羊、豬要比其他動物高一等。在《不正常的人》的例子中，

1955年的可笑的司法鑒定曾經(jīng)同時作為決定人生死的話語和真理話語應用于司法實踐，但從今天的角

度看，中國古代儒家禮教下的自然觀與 1955 年的司法觀念都是極其可疑的。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

1955年的司法觀念都是可笑的，那么我們今天相信的觀念又如何呢？因此，在福柯看來，任何一種科學

都是歷史性的，既有其起源，也有其終結。不同科學系統(tǒng)之間的互相質疑與否定的關系，使所有的科學

都將成為偶然性的，任何一門科學作為普遍永恒的真理地位都將受到質疑。而且過往的、遙遠的荒謬亦

非可以簡單付諸一笑的東西，《詞與物》引用的中國動物分類，并非簡單地對中國進行某種黑格爾式的嘲

諷，而是據(jù)此指出“我們（西方人）思想的界限”［11（］ P7）。

在20世紀早期，還存在另一支關乎斷裂的思潮，即以超現(xiàn)實主義為代表的文學流派。超現(xiàn)實主義主

張“與一切法國文明公開決裂”［14］

（P5）。雖然超現(xiàn)實主義自身的觀點相對零散，沒有太多系統(tǒng)的理論建

構，但其觀點卻能反映當時法國思想界的一般背景。首先，超現(xiàn)實主義幾乎是法國最早接觸弗洛伊德精

神分析的群體之一，布勒東還曾經(jīng)與弗洛伊德本人會面；后來大名鼎鼎的拉康，早期也曾從達利那里得

到啟發(fā)［15］

（P64-65）。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之后，超現(xiàn)實主義又迅速地接納了馬克思主義，其思想中也滲

入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等具有革命性的思想。超現(xiàn)實主義將精神分析與革命

思想相融合，其革命與斷裂的姿態(tài)就有了理性/非理性二元對立的背景。超現(xiàn)實主義指出，西方當時流

行的理性主義及其影響下的文藝都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表現(xiàn)，因此，需要一場文學革命與之決裂，主張非

理性才是真正的現(xiàn)實，并提出自動寫作、自動繪畫等技法，嘗試對非理性進行探索。對非理性的革命性

的強調，即通過非理性對理性傳統(tǒng)的斷裂，經(jīng)由精神分析及馬克思主義在法國的廣泛傳播，成為法國思

想中的一個重要主題。超現(xiàn)實主義開此先聲之后，巴塔耶的異質性、布朗肖的外界思想，都可以從這個

角度來理解。近年來拉康化的馬克思主義，更是與超現(xiàn)實主義的內(nèi)在邏輯有頗多相通之處。

對?？露?，法國文學傳統(tǒng)及其代表的非理性針對理性的斷裂，為自己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主題。法

國之前的科學史關注的主要是數(shù)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到了?？逻@里，由于非理性這一話題的流行，其

研究對象轉向了精神病學等學科。從最初的《精神疾病與心理學》到其成名作《古典時期瘋癲史》，都圍

繞著非理性的主題，揭示了理性對非理性的排斥。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理性主義與“人”或者主體性密切

相關。我們都知道亞里士多德“人是有理性的動物”的定義。在《詞與物》中，?？伦匀欢坏貙ⅰ叭宋目?/p>

學”，即與人相關的科學，尤其是經(jīng)濟學、生物學與語言學作為研究對象。這樣，在文學傳統(tǒng)的作用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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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 冰：晚期?？滦伦杂芍髁x研究的方法論基礎與主體性關切

柯將“人”引入了科學傳統(tǒng)。到了《規(guī)訓與懲罰》時期，?？律踔翆⒖茖W的邊界擴展到了規(guī)訓技術、公共管

理等領域?！叭说乃劳觥边@一著名提法，正是基于科學史方法考察人文科學的一個結論。?？抡J為，“人”

的概念是一個晚近的發(fā)明，是19世紀以來現(xiàn)代認識型中生物學、經(jīng)濟學和語言學建構的概念，而現(xiàn)代認

識型將會過渡到當代認識型，上述學科也會因而終結，“人”也會隨之消失。進一步的問題在于：一方面，

基于斷裂的科學史觀念考察人文科學，勢必會遭遇種種社會政治因素，因而有必要基于此，對方法論進

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基于非理性質疑理性主義并對之提出批判，我們又將如何定位“人”或者

說主體性？這就是福柯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

二、斷裂的科學史觀的深化：權力/知識框架下的新自由主義

直至20世紀60年代的《詞與物》，?？略诜椒ㄕ撋现饕€是對其前輩的繼承。?？轮赋隽瞬煌R

型之間的斷裂，但對斷裂的原因并未作深入討論。到了70年代，福柯的方法論逐漸臻于成熟，提出了權

力/知識理論和知識譜系學（généalogie des savoir），深化了斷裂的科學史觀。?？略凇兑?guī)訓與懲罰》中指

出：“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

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保?6］

（P29）在這里，?？陆沂玖藱嗔εc知識相互發(fā)明、相互紐結的關系。

一方面，權力為了自身的鞏固和擴張，建構出一些知識并將之稱為真理；另一方面，知識本身同樣有一種

建構出某種權力的沖動，從而使自身正當化的傾向。在《尼采、譜系學、歷史》中，?？绿岢觥白V系學”的概

念。譜系學反對形而上學式的基于理念的理想化的起源觀，強調關注瑣碎的細節(jié)及偶然，認為真理從偶

然中產(chǎn)生［17］

（P136-140）。引入權力/知識的維度后，知識譜系學的主軸就正是權力話語及其沖突了。知

識之間的關系正如權力的爭奪一樣，是“一些知識對另一些知識的戰(zhàn)斗……通過相互敵對的掌握者和通

過它們內(nèi)在的權力的后果相互對立”［18（］ P137）。

通過引入權力/知識，?？峦瑫r超越了傳統(tǒng)的科學史及法國科學史的前輩。傳統(tǒng)的科學史關注“從

認知結構到真理要求”［18］

（P136）的維度，這實際是笛卡爾以來尤其是啟蒙以來認識論傳統(tǒng)預設的一元論

真理觀的產(chǎn)物，即存在普遍、唯一、確定的真理，人類的任務是基于自身的認識結構去認知這些真理，而

我們對真理的認識過程是一種進步的過程。龐加萊、巴什拉以來的法國科學史研究，已經(jīng)一定程度地質

疑了這種一元論的真理觀，畢竟為了給科學尋找某種依據(jù)，龐加萊的“約定”和巴什拉的“科學精神”也為

已經(jīng)受到挑戰(zhàn)的科學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補充。福柯創(chuàng)造性地引入權力的維度之后，就揭下了“約定”這

個溫情脈脈的面紗，指出科學的這些所有的依據(jù)實際上都是存在問題的，一種知識框架向另一種知識框

架的轉變，不僅是偶然的，甚至是權力專斷的后果。近代以來的相當一部分知識，并不如其聲稱的那樣

是萬古不易的真理，其起源不過是偶然的，其合法性也往往是無法從邏輯上加以論證的：“譜系學標識出

偶然事件、微小偏差，或者完全巔倒過來，標識出謬誤、估計錯誤、計算錯誤，正是這些東西導致存在至今

并對我們有價值的事物的誕生?！保?7］

（P141）但更重要的是，這種偶然的、不可靠的知識，卻往往以真理的

身份自居，并且形塑了人類至今以來的觀念和行動。福柯正是要揭示二者之間的這種背離：“在那些作

為普遍的、必要的和義務的被給予我們的東西之中，有哪些是個別的、偶然的、專斷強制的產(chǎn)物。”［19］

（P574）這樣，福柯科學史研究的內(nèi)容，不僅僅指出了科學之間的斷裂，同時也關注到這種斷裂的起源與

后果，即某種特定的知識形態(tài)，如何在與權力的互動過程中，逐步獲得自身的正當性乃至霸權地位，進而

影響我們當今的觀念。

基于這樣的框架，我們考察?？峦砟辍渡蔚恼Q生》中的新自由主義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新自由主義

經(jīng)濟學作為一個科學門類，顯然也是?？聰嗔训目茖W史觀與權力/知識理論的研究對象。誠然，新自由

主義不像之前的規(guī)訓那樣嚴苛，但從譜系學的角度看來，新自由主義也存在著諸多偶然與專斷的情形，

并涉及大量的權力部署。因此，從結論上說，簡單地認為?？罗D向新自由主義是不夠準確的。

具體來說，?？聦π伦杂芍髁x的研究，與1978年的《安全、領土與人口》中“安全配置”（dispositif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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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sécurité）的治理術或曰權力/知識是一脈相承的。安全配置不再是二元的絕對允許或禁止，也不再需要

規(guī)訓權力那樣的嚴格的控制，而是基于統(tǒng)計與概率的“成本—收益”計算，針對治理的目標，確定一個被

認為最合適的可以接受的指標，通過各種直接間接的措施進行治理。這種權力不再追求百分百的精準

治理，而是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大致達成目標即可。比如，在天花的防治中，通過重點關注最易感的3

歲以下兒童，避免大規(guī)模死亡即可，而不會不計代價地拯救生命［20］

（P47-50）。安全配置的重要特點是數(shù)

學的引入，通過統(tǒng)計各種數(shù)據(jù)、計算曲線及比例，考查治理的收益和成本，達成治理的目標。安全配置的

權力/知識從定性轉為定量，意味著一切都可以被計算、被比較，在貨幣的唯一尺度上被通約。因此，安

全配置的核心是經(jīng)濟學。這種經(jīng)濟學的邏輯也貫穿了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時期，尤其在20世紀70年

代前后的芝加哥學派（即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達到頂峰?；s為金錢的可計算的原則被推廣到一切領域，

犯罪、父母對子女的陪伴直至人生命的價格都是可以通過金錢來衡量的。

自由主義理論的關鍵是自由市場原則。?？轮赋觯袌鍪亲杂芍髁x的“真理場所”［21］

（P26）或曰“真

言（véridiction）場所”［21］

（P28），即一切真理的標準。因此，自由主義就需要系統(tǒng)地制造作為市場前提的、

為市場服務的經(jīng)濟自由：“市場自由、買賣雙方的自由、行使所有權的自由、討論的自由、必要時的言論自

由，等等?！保?1］

（P53）政治自由與權利則是經(jīng)濟自由的附庸，被要求恰到好處地符合市場的要求。自由是

需要被管理甚至被限制的。如在勞動力市場中，既需要勞動力可以被自由雇傭，又要求勞動力不能組織

起來進行反抗。邊沁甚至將全景敞視作為自由主義治理術的手段，用以“提高個人活動的收益與生產(chǎn)

力”［21］

（P56）。因此，對自由主義來說，真正的原則是市場。自由，只是一個次等的、手段性、可以被市場

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原則，市場帶來的效用，以及對市場中風險的防范的安全配置，都比自由更重要。

新自由主義將上述思路進一步推到了極致。德國新自由主義首先將國家與經(jīng)濟對立起來，將國家

對經(jīng)濟的一切干預，如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貝弗里奇計劃、美國的凱恩斯主義一律歸結為“納粹”予

以拒絕［21］

（P91-94）。反之，市場與資本則是絕對完美無瑕的，如果社會出了問題這“不是由于資本主義

的邏輯所導致”［21］

（P147），而“要讓國家來為此負責”［21］

（P99）。因此，市場需要積極地監(jiān)督和干預國家和

社會，包括人口、技術、法律、氣候等方方面面，以確保作為市場本質的純粹的競爭。美國的新自由主義

更進一步，不僅掌握了國家權力，使經(jīng)濟凌駕于國家之上，“以市場規(guī)律的名義來評定和評估每一個政府

行為”［21］

（P220），而且使其成為整個國家?guī)缀跛兴枷肱蓜e與所有階級的共識。更重要的是，正如“經(jīng)濟

學帝國主義”這個名稱所暗示的那樣，新自由主義試圖將經(jīng)濟學原則擴展到一切社會生活如婚姻、家庭、

犯罪等的所有領域。比如加拿大經(jīng)濟學家米格將婚姻關系視為“長期合同”，按約定進行投入、分享產(chǎn)出

并“節(jié)約交易成本”［21］

（P218）；又如芝加哥經(jīng)濟學派的貝克爾，基于供求理論對犯罪行為進行分析，將法

律的執(zhí)行視為一種犯罪的負需求，以對抗犯罪的供給，并具體分析了這一供求關系中的彈性、成本及外

部性問題［21（］ P226-227）。

如果基于“斷裂”的框架進行思考，我們就可以發(fā)現(xiàn)，在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這里，存在著多重的

斷裂現(xiàn)象。首先是不同理論之間時間上的斷裂。早在《詞與物》中，福柯就已經(jīng)指出，古典時期的財富分

析與現(xiàn)代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分屬不同的、相互斷裂的知識型。引入權力/知識視角之后，福柯探討了這斷

裂背后的機制，（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將市場作為真理場所，并要求政治為市場服務的要求，正是權力與

知識相同一的范例。其次是“自由”這個概念中政治自由與經(jīng)濟自由的斷裂。我們通常認為，“自由”概

念與權力天然對立。福柯明確指出，“自由”這個概念具有兩種或許相關聯(lián)但具有“本質上的異質性”的

概念：“一種從人類權利出發(fā)來理解，而另一種則從被治理者的獨立性出發(fā)來理解。”［21］

（P35）。大體相當

于通常所說的政治的、經(jīng)濟的“自由”概念。?？聦Γㄐ拢┳杂芍髁x的討論與批判，如“自由是統(tǒng)治階級的

一種發(fā)明”［17］

（P138），“自由應當納入權力技術的更替和轉換之中來理解”［20］

（P38），都應從經(jīng)濟自由的角

度理解，而與政治自由，即人相對于公權力的自由權及多元選擇基本無關。這就帶來第三點，新自由主

義內(nèi)部的斷裂與邏輯矛盾。新自由主義往往借用政治自由的概念，為其經(jīng)濟自由的主張?zhí)峁┖戏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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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 冰：晚期福柯新自由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基礎與主體性關切

二者本身又是異質的，因此，新自由主義內(nèi)部存在著邏輯上的混亂。正如大衛(wèi)·哈維指出的，朝圣山學社

的理論“并不完全自洽”［1］

（P22）。我們甚至能夠看到，僅就經(jīng)濟自由的層面而言也未必自洽。資本家受

益于自由市場而崛起之后，為了鞏固其霸權，往往傾向于壟斷，這又違背了自由市場原則。

?？聦Γㄐ拢┳杂芍髁x斷裂特質的研究以及對其起源的偶然及邏輯上的混亂的分析，顯然意在指出：

新自由主義并非真理，而與博爾赫斯筆下的中國動物分類一樣荒謬。但是，當下這種荒謬卻作為真理起

作用，被當成是普遍正確的知識。在美國，新自由主義已經(jīng)成為“一種存在方式與思考方式”［21］

（P193）。

?？轮v到新自由主義的貝克爾等人基于人力資本理論，把婚姻、子女教育都視為人力資本的投資時說：

“我對你們講這些，完全不是把它當成玩笑（plaisanterie）；它就是一種思想樣式或者在目前現(xiàn)實中呈乳膠

狀的一種問題域形式。”［21］

（P202）在這荒謬與真理的游戲背后是權力，而自由主義的出現(xiàn)與新自由主義

稱霸全球的歷史，正是資產(chǎn)階級興起與擴張的歷史。正如繼承?？禄舅悸返拇笮l(wèi)·哈維明確指出的，

新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項旨在重新恢復階級權力的計劃”［1］

（P17）。我們沿著福柯的權力/知識框

架繼續(xù)思考就會發(fā)現(xiàn)，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知識形態(tài)的背后是資產(chǎn)階級權力對整個社會的統(tǒng)治。新自

由主義雖然表面上沒有規(guī)訓那樣嚴酷，但卻使人陷入了更普遍更深刻的異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進程，新自由主義不光擴展到全球，還侵入了日常生活的全部領域。在這個意義上，貝克爾構成了對邊

沁的必要補充：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不僅處于全景敞視的監(jiān)獄群島，在生活中也處于經(jīng)濟學羅織的數(shù)字

計算之中。人們在資本邏輯之下無處遁逃。對資本主義一貫抱持批判態(tài)度的?？?，不可能對新自由主

義報以同情。

三、主體的命運及其重建：?？驴茖W史研究的旨歸

進一步的問題是，?？聦π伦杂芍髁x的批判背后隱藏著一種怎樣的關切？一種常見的思路認為，斷

裂的科學史觀可能會帶來相對主義的后果。在美國科學史研究中，庫恩的“范式轉換”的理論受到法國

科學史的影響，發(fā)展到費伊阿本德《反對方法》中“什么都行”的口號，已隱隱有相對主義的傾向。而?？?/p>

強調真理被權力建構的觀點，也往往被視為相對主義［22］

（P20）。但如果仔細考察福柯對新自由主義等一

系列科學史研究的旨歸就會發(fā)現(xiàn)，福柯的重點并不在于鼓吹科學或者價值層面類似“怎么都行”的結論，

而在于對人，即對主體命運的深沉地關切。正如?？略凇吨黧w與權力》中所說：“我過去二十年工作的目

標……我的研究的總問題不是權力，而是主體?！保?3］

（P208）但這立刻涉及另一個著名的爭議，即?？碌?/p>

“人的死亡”似乎解構了“人”這一概念，他到底是人道主義者還是反人道主義者？人道主義（humanisme）

也被譯為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指的是以“人”為核心的思想形態(tài)。顯然，人道主義與主體高度相關。因

此，這個問題基本上等同于“?？轮荚诮鈽嬛黧w還是建構主體”？一種觀點認為，?？略谇爸衅诜磳χ?/p>

體，而在晚年一定程度上又重新回到主體，如弗雷德里克·格羅［24］

（P229-237）［25］

（P143-154）、阿蘭·巴迪

歐［26］

（P101）、櫻井哲夫［27］

（P137-144，222）、汪民安［28］

（P4-5，183-184，304-315）等；也有觀點認為，?？伦?/p>

始至終都對主體持否定態(tài)度，如莫偉民［29（］ P39）、劉永謀［30（］ P182）等。

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對?？掠幸粋€有趣的評價：“反人道主義的人道主義者”［31］

（P139）。

在筆者看來，對?？轮黧w觀的考察需要注意法語“主體（sujet）”一詞的多義性，sujet既有自由自決、能動

的個體的含義，也有臣民的含義。?？陆沂静⒎磳Φ摹叭说乐髁x”（humanisme）與主體，是指歷史上存在

的知識體系對“人”的武斷的界定，尤其是資產(chǎn)階級興起之后對人的規(guī)定及由此產(chǎn)生的權力實踐。?？?/p>

主張的“人道主義”與主體，則是其晚年嘗試對主體性予以重建，使人能夠真正達至自由自決的狀態(tài)。雖

然?？虏煌瑫r期的研究重心不同，但上述兩個方面是密切關聯(lián)的。只有在對臣服主體生存境況的揭示

和造成臣服主體的權力/知識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才可能展開?？峦砟觋P注的能動的主體性。

首先討論?？聦Τ挤黧w的研究與批判。福柯認為，將人轉變?yōu)榍鼜牡闹黧w有兩種方式，分別是

“給人自身以科學地位”與“‘分離實踐’中對主體的客體化”［23］

（P208）。這兩種方式正是高度相關的權

·75·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力/知識的兩極。第一種方式是指，在知識層面，科學對人進定界定，并使人服從這樣的界定而把人變?yōu)?/p>

屈從的主體。?？略凇对~與物》中較早地對這種方式進行了系統(tǒng)、集中地探討，指出“人”這個概念在文藝

復興時期與古典時期并不存在，直到19世紀的現(xiàn)代認識型當中，生物學、經(jīng)濟學、語言學把人規(guī)定為生

命、勞動以及言語的主體。人文科學（science humaine）作為上述經(jīng)驗科學的前提出現(xiàn)，定義了作為有限

者的人。不僅是《詞與物》，?？聨缀跛械难芯?，都不斷地回到人文科學的主題。如在《規(guī)訓與懲罰》

中，?？聦⒁?guī)訓技術理解為人文主義的一環(huán)：“為了控制和使用人，經(jīng)過古典時代，對細節(jié)的仔細觀察和

對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時出現(xiàn)了，與之伴隨的是一整套技術、一整套方法、知識、描述、方案和數(shù)據(jù)。而且，

毫無疑問，正是從這些細枝末節(jié)中產(chǎn)生了現(xiàn)代人道主義意義上的人?！保?6］

（P160）第二種方式是指，在權力

層面，把這些科學對人的定義付諸實踐之時，將人與非人分離的權力實踐。這同樣貫穿在?？碌膸缀跞?/p>

部研究中，比如《古典時期瘋癲史》《臨床醫(yī)學的誕生》《規(guī)訓與懲罰》中涉及的對瘋人/精神正常的人、病

人/健康人、罪犯/好孩子的二分。

?？碌倪@些研究都可以基于資本主義批判的視野加以理解，一系列的權力/知識最終都服務于資本

增殖的目的。福柯尤其關注主體在資本主義興起之后的樣態(tài)。資產(chǎn)階級一方面通過知識和意識形態(tài)，

對“人”的所謂本質或應然進行定義；另一方面，隨著對國家暴力機器的掌控，通過一系列強制手段或權

力技術，將這種應然的定義推廣到現(xiàn)實之中所有可及的角落。其中，規(guī)訓技術關涉早期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

本位將人束縛于異化勞動，并強迫人的身體與生產(chǎn)過程相適應；在資本主義進一步的發(fā)展中，安全配置

則旨在按照可計算的“成本—收益”分析規(guī)定人的本質，并盡可能減少資本主義國家在公共治理上的支

出；新自由主義則在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將整個社會與人生活中的所有領域都浸潤在資本邏輯之中。

這些權力技術的核心，都是將人塑造為勞動（travail）主體。因為勞動在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方式中具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只有通過勞動，將無產(chǎn)階級束縛于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秩序當中，資產(chǎn)階級對剩余價值的占有

才成為可能。

在知識層面，近代由資產(chǎn)階級主導的人文科學中，從洛克開始，經(jīng)過斯密、李嘉圖等國民經(jīng)濟學家，

最后到黑格爾，發(fā)展出一種觀點，認為人的本質在于通過勞動對自然世界的改造，并認為人可以享受到

這種改造的成果。在《詞與物》中，?？轮攸c討論了斯密、李嘉圖的影響，在《真理與司法實踐》中，?？乱?/p>

指出，“黑格爾與后黑格爾主義者”［17］

（P621）將勞動視為人的本質。福柯明確反對這樣的觀點，指出勞動

之所以被視為人的本質，是權力通過一系列的操作，將人綁定于生產(chǎn)機器，使得“勞動被顯現(xiàn)為人的本

質”［17］

（P622）。福柯的這種觀點，與馬克思對國民經(jīng)濟學家及黑格爾的勞動觀的批判也是相通的。在權

力層面，資產(chǎn)階級在實踐中通過種種權力手段訓練無產(chǎn)階級的身體，增強其勞動技能，并使之服從勞動

紀律。規(guī)訓技術通過控制人生命中的全部細節(jié)，使用極其精確的時間表，對動作次序和持續(xù)時間、肉體

的姿勢及肉體各部位的角度與距離、肉體與操作對象的關聯(lián)方式都作出極其細致的規(guī)定，并且通過一系

列的考核、組織和管理技術要求人絕對服從。規(guī)訓技術通過這種標準化的操作和絕對服從，使不同的個

體都能具備相應的能力，并最大限度地榨取他們的時間，使人的效用得以增加。但與此同時，啟蒙以來

高揚的人的地位與尊嚴變得蕩然無存，人只是服務于生產(chǎn)機制的奴隸或機器。

資本主義發(fā)展到20世紀中葉，僅僅依靠從事簡單重復勞動的流水線工人已不能滿足其發(fā)展的需求，

而需要勞動者具備更豐富的能力，并適應復雜的形勢變化。因此，新自由主義，尤其是美國芝加哥學派

的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進一步地將主體理解為“經(jīng)濟人（homo oeconomicus）”。眾所周知，經(jīng)濟人關注的

是人通過邊際收益的計算對自身利益的關切。但對芝加哥學派來說還不僅如此，更關鍵的是，經(jīng)濟維度

應當成為人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維度。這就是著名的“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即經(jīng)濟學話語向一切其他領

域的入侵。人并非僅僅在經(jīng)濟活動之中，而是在一切行為及家庭、社會關系當中都是經(jīng)濟人。在貝克爾

看來，經(jīng)濟人可以系統(tǒng)地回應環(huán)境的變化，因而是“可被操控之人”［21］

（P240）。所有針對人的治理都是以

這種經(jīng)濟人的規(guī)定為前提的。人力資本理論就是新自由主義的這種思想的一個典型的代表。人力資本

·76·

邢 冰：晚期福柯新自由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基礎與主體性關切

理論將人自身視為一個企業(yè)或資本，是一個產(chǎn)生收益流的機器。人通過學習、培訓甚至是婚姻提升自己

與后代的人力資本。在這里，人的自由、尊嚴及價值同樣是被漠視的。人工作乃至生活中的一切，都是

基于資本的邏輯，服務于自身作為人力資本的增殖。

因此，在?？碌难芯恐校F(xiàn)代人道主義意義上的“人”，并非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動性的人。人不過是

被某些學科所定義，并且服從這樣的定義被治理的群體。福柯對（新）自由主義的態(tài)度之所以會引發(fā)誤

解，是因為其治理手段較之規(guī)訓似乎更加溫和。但是，從制造臣服主體的角度而言，規(guī)訓、安全配置與新

自由主義，遵循著相同的深層邏輯，人從始至終都是被資產(chǎn)階級基于自身的利益訴求，運用權力/知識手

段規(guī)定和制造出來的，臣服于資本邏輯，不斷地勞動進而不斷地受到剝削的個體，而并沒有真正的能動

性和自由。只是晚近的資產(chǎn)階級的治理手段更加多樣，更多地訴諸意識形態(tài)和制度設計，但資產(chǎn)階級同

樣也保留了暴力這一最終手段，用來對付脫離、反抗資本邏輯的所謂“暴民”。

事實上，?？旅鞔_指出，作為安全配置的自由主義并沒有帶來自由，并不能說“自由的量增大了”［21］

（P52）；自由主義也沒有比先前的專制統(tǒng)治“更溫和、更寬容”［21］

（P52）。安全配置的治理術，源自古老的

牧領權力，其核心在于讓“西方人用了上千年的時間來學習的就是把自己看做許多羊中的一只羊”［20］

（P112）。在新自由主義當中，基于市場競爭機制，使勞動者“自愿”地付出時間與金錢，提升自己作為人

力資本的價值。事實上，（新）自由主義與規(guī)訓權力一樣，都塑造了臣服、被動的主體，人同樣都是服從治

理、服從權力之人，只不過權力運作的方式有所不同。

福柯對主體命運的關注，最終是試圖尋找自由自決的主體的可能性。這種主體具有能動、多元與開

放的特征。而?？聦π伦杂芍髁x的研究，是?？聫膶Τ挤黧w的批判向晚年時對能動主體關切的關鍵

一環(huán)。新自由主義在福柯所有的研究對象中，時間上是最晚的。新自由主義之下的經(jīng)濟人，完成了資本

主義社會臣服主體的最后一塊拼圖。通過對資本主義所有時段和領域的研究，?？伦C明了主體在資本

主義中不可能獲得自由和解放。差不多在同一時期，?？碌难芯恐匦母嗟仃P注第三種將人轉變?yōu)橹?/p>

體的方式，即“人把自己轉變?yōu)橹黧w”［23］

（P208）。?？抡J為，對臣服主體的批判意味著自由的主體性原則

的可能。早在1966年的采訪中，?？戮椭赋觥叭酥馈?，即人文科學的終結，最終會為人的道德與政治活

動留下“自由的空間”［32］

（P82）。但在這一時期，?？聦θ宋目茖W話語背后的權力關系的呈現(xiàn)并不特別清

晰，正如馬克思說的：“每一歷史時代的經(jīng)濟生產(chǎn)以及必然由此產(chǎn)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

的歷史的基礎。”［33］

（P9）?？潞髞硪肓藱嗔?知識框架，將社會現(xiàn)實的權力結構理解為知識的基礎。在

主體問題上，福柯在1978年的《什么是批判》中提到了一種“批判態(tài)度”，即不被治理的藝術。更準確地，

?？聦⑴欣斫鉃橹黧w對權力/知識的拒絕：“主體經(jīng)由批判賦予自身權利，以質疑真理的權力效應與權

力的真理話語；批判，就是有意識地不受奴役的藝術?！保?4］

（P39）在這里，?？抡嫣岢隽藢χ黧w的理解，

即一種能動的主體對權力/知識塑造的、被動的、臣服的主體的話語及其實踐的不服從與反抗。?？略?/p>

此之后的研究，也可以視為突破權力/知識的被動主體，嘗試性地尋找一種能動的主體的可能性。

關涉主體性的一個重要原則，即“什么是啟蒙”中的“極限態(tài)度”（attitude limite）［19］

（P574）。如果說新

自由主義的權力/知識武斷地規(guī)定了我們思維與實踐的極限，那么我們的任務就在于超越這些極限，尋

找極限之外的可能性。根據(jù)詹姆斯·米勒的看法，?？卤救嗽诿绹姆N種逾矩實踐，正是其極限態(tài)度的

表現(xiàn)。?？碌倪@種觀點，實際上代表了法國在文學傳統(tǒng)開創(chuàng)的思想氛圍中，傳統(tǒng)的階級革命遲遲沒有進

展的背景下，長期以來試圖突破現(xiàn)狀的一種思路，即主動地“再造斷裂”。尤其是基于被視為非理性的東

西對理性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斷裂，告別資產(chǎn)階級社會對人的壓制，從而使人重新獲得主體性。正如布

勒東在《鐘中之燈》中所說的，超現(xiàn)實主義運動的最終目的：“改造世界、改變生活、重建人類理解力?！保?5］

（P200）這種“再造斷裂”的思想，在晚近激進左派的拉康化馬克思主義中尤為典型，如阿蘭·巴迪歐的事

件哲學則主張，通過斷裂性的事件展開全新的情境，并在這一過程中重建主體性。

在?？逻@里，既然知識之間是彼此斷裂的，便可以通過超越現(xiàn)存的界限，創(chuàng)造與現(xiàn)存的權力/知識斷

·77·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裂的出口與主體性的空間。在主體再造方面，福柯在新自由主義研究之后的“倫理時期”，轉向了古代世

界的自我治理。雖然?？聦糯澜绲淖晕壹夹g并非完全認可，指出古代世界并非“黃金時代”［23］

（P232），但我們可以從古代世界中得到啟發(fā)，其中最重要的是風格化和多元性。在《快感的享用》與《關

心自己》中，在圍繞性快感的實踐中，雖然需要遵循一些確定的原則，但個人可以對這些原則有不同的理

解和實踐方式，從而將“自我塑造成倫理主體”［36］

（P114）。在《對自己與他人的治理》與《說真話的勇氣》

中，福柯考察了“parrhesia（說真話）”這個概念，其關鍵有二：第一，真理必須出自說話者個人；第二，對真

理的表達與實踐是多元的。?？碌倪@些研究，因其早逝而沒有最終系統(tǒng)完成，但從現(xiàn)存的研究來看，福

柯訴諸多元性的思路，存在一個現(xiàn)實的困難，即多元性帶來的抗爭是零碎的、分散的，可能僅限于日常生

活偶發(fā)的標新立異的層面，而無法形成團結的力量，從根本上顛覆資本主義體系。

?？碌男伦杂芍髁x研究有著突出的當代性。資產(chǎn)階級的權力/知識席卷全球的歷史進程，從?？履?/p>

個時代一直延續(xù)到今天，并呈現(xiàn)愈演愈烈之勢。因此，澄清?？略谛伦杂芍髁x研究中的相關問題，對我

們批判當下的資本主義也會有所啟發(fā)。筆者認為，對這一問題的考察，不能局限于個別文本，而應從貫

穿?？滤枷朊}絡的方法論基礎及哲學關懷進行全面的理解。這個方法論基礎，就是福柯在法國科學史

傳統(tǒng)“斷裂”概念的延長線上，進一步發(fā)展出來的權力/知識理論。從這一視角來看，新自由主義不過是

對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權的意識形態(tài)的表達。新自由主義并沒有給人帶來自由，相反，是將人奴役于資本的邏

輯之中，成為臣服的主體。福柯這一系列研究和批判的旨歸，就在于闡明權力/知識的話語對被動的臣

服主體的塑造，并通過對這種話語的不服從與反抗，尋找主體話語的不服從與反抗，而尋找主體能動、多

元與開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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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Subjectivity Concerns In

Late Foucault's Studies of Neoliberalism

Xing Bi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wer/knowledge framework is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of Foucault's study of

neoliberalism. This methodology creatively develops the questioning of science as a universal truth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rupture\"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France, and focuses on the contingency in the process of

the origin and univers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By examin‐

ing the rupture in neoliberalism, Foucault reveals the contingency of its origins and its logical confusion, thus

dissolving its status as truth and further raising concerns about the fate of the subject. The subject is arbitrari‐

ly defined and disciplined by branches of learning such as neoliberalism as \"power/knowledge\" and becomes

a subject of submission. However, if this arbitrary system of truth and power is rebelled against and ruptured,

it is likely to reconstruct the subject and creat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Key words Michel Foucault; neoliberalism; rupture; power/knowledge; subject

■ 作者簡介 邢 冰，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講師，湖北 武漢 430072。

■ 責任編輯 涂文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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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80~088

戰(zhàn)時英軍服務團與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合作探究

胡德坤 彭 梅

摘 要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英軍服務團主動與活躍于香港的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開

展情報合作。由于英國政府對國共沖突奉行中立政策，英軍服務團便對東江縱隊地位問題

“避而不談”，以維持同國共雙方的合作。但在企圖剿滅東江縱隊的國民政府阻撓下，英方被

迫中斷與東江縱隊的合作。后來的“軍艦鳥事件”使得英方清楚認識到，其在華南的行動和

情報工作必須依賴與東江縱隊的合作。同時期美方與東江縱隊的靠近也引起英方的重視，

英軍服務團敦促上級直接與國民政府進行交涉，要求恢復英軍服務團與東江縱隊的合作。

英方高層一面與國民政府僅就程序性問題進行交涉，一面寄希望于與美方就東江縱隊合作

的所謂“紅色問題”一起向國民政府攤牌 。然而，美方繞過國民政府暗中與東江縱隊合作使

得英方的希望落空。戰(zhàn)后英國政府承認東江縱隊對英方的貢獻，卻由于政治因素并未公開

給予應有評價。但從英國檔案記載中可以獲知，英方對東江縱隊給予了高度肯定，從而彰顯

了東江縱隊的國際貢獻和國際影響。

關鍵詞 太平洋戰(zhàn)爭；英軍服務團；東江縱隊；情報合作

中圖分類號 K2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24）04-0080-09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6KZD020）

1945年4月，朱德在“七大”軍事報告《論解放區(qū)戰(zhàn)場》中將東江縱隊、瓊崖縱隊等華南抗日武裝和八

路軍、新四軍并稱為“中國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1］

（P383-384）。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不僅以在艱苦卓絕的條

件下堅持抗戰(zhàn)聞名于世，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共與英國等盟國進行直接合作的典范，擴大了中共的國際

影響。學界對于東江縱隊的事跡與貢獻已進行諸多探討，但談及東江縱隊與英軍服務團合作的論著以

回憶錄式敘述為主，對于雙方合作的來龍去脈缺乏全面考察。本文系統(tǒng)運用英國國家檔案館陸軍部、外

交部和特別行動局檔案，梳理英軍服務團尋求與東江縱隊合作的經(jīng)過，探究雙方合作被阻斷的原因、過

程及雙方因應，論述英方為恢復合作而同國民政府和美方的交涉與考量，以及英國政府圍繞獎勵東江縱

隊展開的討論，旨在通過全面考察英軍服務團與東江縱隊的合作，厘清英方、美方、中共、國民黨四方在

華南地區(qū)軍事方面的糾葛與博弈，論證東江縱隊的國際貢獻和國際影響。

一、英軍服務團與東江縱隊合作的緣起

1937年7月，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戰(zhàn)火從華北地區(qū)迅速燃燒到華東、華中和華南地區(qū)。次年10

月，日軍進攻廣東，東江下游各縣及廣州相繼淪陷。中共廣東黨組織根據(jù)中共中央關于在日軍占領區(qū)開

辟抗日游擊區(qū)的指示，派遣黨員到東江一帶組建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番號幾經(jīng)變更，1940年9月定為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整編擴建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總隊”。游擊隊為方便開

展活動，到1943年底才公布是中共領導的武裝，番號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以下簡稱“東

縱”）［2

（］ P6-13）。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8

胡德坤 等：戰(zhàn)時英軍服務團與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合作探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共積極謀求與英美方面建立戰(zhàn)略合作。中共中央發(fā)布的《關于

開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及華僑工作的指示》提出：“爭取英美政府及其軍事機關同我們合作，共同

組織游擊戰(zhàn)爭。”［3］

（P73-74）面對日軍大舉進攻香港，東縱派武工隊挺進港九地區(qū)開辟敵后抗日游擊區(qū)，

武工隊編成“港九大隊”，由蔡國梁擔任大隊長，中心任務是搶救華僑、國際友人及物資，特設國際工作小

組負責護送從集中營逃出的國際友人，黃作梅任組長。香港淪陷后，日軍將港英政府文員、盟國士兵和

在港僑民囚于戰(zhàn)俘集中營［4］

（P253）。1942年春，一批英國官兵逃出集中營，在東縱港九大隊護送下轉至

大后方，其中包括賴廉士（L. T. Ride）、祈德尊（J. D. Clague）和譚臣（W. P. Thompson）等［5］

（P694-695）。

港九大隊隨后致信他們，建議英方在惠州建立機關，與其合作營救戰(zhàn)俘［4

（］ P253）。

1942年3月，賴廉士抵達重慶后向英國駐華武官提出一項計劃，建議英國在廣東組建一支臨時部

隊，旨在盡力幫助更多的戰(zhàn)俘逃離香港。為建立通向香港的通訊系統(tǒng)，新部隊需與在華英軍、國民黨軍

方及活躍于粵南和香港的中共游擊隊密切合作，與后者的聯(lián)絡尤為重要。此計劃提交到英軍印度司令

部后獲得批準。為爭取重慶當局許可，英國駐華武官向蔣介石強調該計劃的人道主義方面并做出兩項

承諾：其一，鑒于香港的政治前途于國民政府甚為敏感，承諾賴廉士及新部隊戰(zhàn)時絕不參與政治活動；其

二，鑒于新部隊須與中共游擊隊建立友好關系，承諾讓軍統(tǒng)獲悉事態(tài)發(fā)展。蔣介石同意該計劃［6］

（P52-

54）。賴廉士奉命赴華南籌建新部隊，并爭取國民黨地方軍事當局的批準和協(xié)助。7月，“英軍服務團”

（簡稱“英團”）成立，由英國駐華武官指導工作，賴廉士任司令，總部設在桂林，在惠州設立前方辦事處［7］

（P436）。

英方清楚英團營救工作的開展必須基于與中共游擊隊的合作，因其控制著通往香港九龍的進出路

線，愿意且已幫助許多盟軍戰(zhàn)俘逃離香港。經(jīng)過談判，國民黨廣東惠淡守備區(qū)指揮官張光瓊同意英團僅

為營救戰(zhàn)俘和收集情報的目的與中共游擊隊接觸，但需告知他雙方的一切往來［8］

。 于是，英團在成立后

數(shù)月內(nèi)兩次派人拜訪東縱港九大隊，一次為“亞皆老街勘測”，一次為“西貢①勘測”，成功與中共方面建立

合作關系。

“亞皆老街勘測”源于英團第一個營救計劃“亞皆老街行動”，即通過九龍的排水系統(tǒng)潛入亞皆老街

集中營救援英國官兵。賴廉士命何文禮（D.R. Holmes）負責此項行動［9］

（P7-11）。為進行實地勘測，何文

禮于8月率隊赴港訪問東縱港九大隊。

何文禮對這支中共游擊隊及其隊長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在報告中指出，日軍在中共游擊隊占領新

界一段時間后便推行治安強化行動，其驅逐游擊隊的嘗試都遭到失敗。游擊隊靠保護村莊不受侵害贏

得當?shù)剞r(nóng)民的擁護［8］

。他認為，港九大隊“武裝精良、領導有方，但訓練不足”“可組成一支有用的游擊

隊”，其士氣高于他曾遇到的所有中國部隊，也清楚自身的政治和軍事地位處境困難，但樂觀看待盟軍總

體前景，期盼參與盟軍反攻香港的行動。何文禮稱贊蔡國梁是“新界為盟軍工作的最有權勢的人”［10］

。

訪問期間，何文禮與蔡國梁洽談了若干問題。其一，關于亞皆老街行動計劃。何文禮請港九大隊協(xié)

助勘測九龍排水系統(tǒng)和亞皆老街營。該計劃由于當時九龍山脈正處于日軍嚴控之中而被暫時放棄。其

二，關于雙方未來在諸方面的合作：1.新聞情報方面，英團向港九大隊發(fā)送英團新聞電報摘要，以及惠

州、曲江和桂林報紙；大隊向英團提供自辦報紙和香港報紙。2.物資方面，大隊將幫助英團采購并運送

收音機等物品；攔截走私者通過大鵬灣向日軍偷運戰(zhàn)略物資“鎢”。3.經(jīng)費方面，英團將為與大隊一起工

作的英團人員支付伙食費；給予大隊1000元港幣表彰其此前的營救工作，并承諾繼續(xù)支付救援經(jīng)費［10］

。

4. 營救工作方面，大隊將協(xié)助英團建立與集中營的聯(lián)系，布置秘密交通線，運送藥品至營中［4］

（P254-

255）。其三，關于政治問題。蔡國梁認為，港九大隊面臨的主要困難是同英國或國民政府的關系未明

確、物資短缺和戰(zhàn)略地位不穩(wěn)定。港九大隊若獲得英國或國民政府的承認，一切困難將迎刃而解，否則

① 此處“西貢”是指香港西貢區(qū)，英國檔案中稱之為“SaiKung”。

·81·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任何潛力都無法發(fā)揮。 蔡國梁請何文禮向英國當局轉達，港九大隊希望“與英國政府建立適當?shù)拿鞔_關

系”，并“在英方軍事指揮下和財政支持下行動”。何文禮表示，自己無權做出政治承諾，中英當局正在討

論此問題，結果取決于亞皆老街行動，英團與集中營建立聯(lián)系的情況，以及英團正組織的一項由國共兩

方部隊參與的聯(lián)合行動的結果［10］

。

后來，英團的亞皆老街行動計劃沒有執(zhí)行，東縱港九大隊的地位問題也仍然懸而未決，但這次訪問

無疑是非常成功的溝通，為雙方后續(xù)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1月，英團前方辦事處主任祈德尊認為需要在港九大隊活動區(qū)建立“前沿哨所”，以收集英團在港特

工的報告，聯(lián)系港九大隊，處理新界和惠州之間的通信。他派李玉標進行“西貢勘測”，評估西貢是否適

合設立哨所 。祈德尊致信蔡國梁，詢問是否同意何文禮及其同僚來西貢工作，并提供武裝人員援助英團

進行軍事行動。 李玉標在“西貢勘測”期間與蔡國梁討論了以下問題：1. 關于英團派人來西貢工作，蔡國

梁表示不接待英團派遣的中國人以免國民黨間諜滲透，歡迎英國人前來。2. 關于援助問題，蔡國梁表示

隨時為英團提供軍事援助，但規(guī)模取決于東江地區(qū)的戰(zhàn)斗條件。3. 關于物資，蔡國梁希望英團提供望遠

鏡、醫(yī)療用品、彈藥和新界地圖等物資。4. 關于政治問題，國民黨惠淡守備區(qū)指揮官張光瓊傳來的口信

稱，港九大隊的承認問題尚在討論。5. 關于情報，蔡國梁告訴英方，日本在港九的駐軍新增四五千人，約

40輛坦克預計開往東江地區(qū)，港九大隊壓力驟增。當然，雙方重點探討了英團“前沿哨所”計劃。蔡國梁

懷疑該計劃旨在幫助國民黨監(jiān)視港九大隊，但在聽取李玉標的解釋后，同意與他商定具體計劃。據(jù)設

想，英團將在港九大隊協(xié)助下設立哨所，在鯊魚涌、西貢和九龍設據(jù)點，兩方人員將為營救戰(zhàn)俘和收集情

報而并肩作戰(zhàn)［10］

。

經(jīng)過以上兩次正面接觸，英團與東縱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英方認為，雙方的合作“通常是令人

滿意的”［8］ 。雙方合作期間，日本對香港的統(tǒng)治嚴于淪陷初期，東縱在極其危險情況下盡力為英團的工

作提供便利和安全保障。在營救工作方面，東縱協(xié)助英團布置從惠州到九龍市區(qū)的秘密交通線，開辟同

集中營的聯(lián)絡線，共同營救數(shù)十名英國軍官、印度士兵和其他盟國人士［11］

（P54-55）。被營救者紛紛致鳴

謝信，感謝東縱的“款待”和“善意”，稱贊東縱對盟軍事業(yè)的“忠誠”［5

（］ P683-695）。

在情報工作方面，東縱協(xié)助英團收集和傳遞情報，助其入市區(qū)設立秘密電臺和前沿哨所“Y”。哨所

附屬于東縱港九大隊總部，可密切監(jiān)測九龍、維多利亞港、香港島北部和戰(zhàn)俘營等地［12］

（P54）。英團所收

集的高質量情報提交倫敦陸軍部、華盛頓陸軍部、美國第14航空隊和海軍武官等幾十個部門。英國駐華

武官稱贊道：“英美海軍靠它獲取進出香港船只的消息。陸軍靠它識別通過港口的日軍……無論在數(shù)量

和準確性上，沒有任何組織提供的關于中國東南部敵軍的情報能媲美英團。”［6］

（P169-170）英團這些有價

值的工作無不得益于中共方面的協(xié)助，賴廉士戰(zhàn)后向東縱表示：“如果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是不會做出

什么工作來的。”另外，東縱在與英團合作過程中花費了大量經(jīng)費，但英團不僅沒有補償，所承諾的經(jīng)費

支持也沒有兌現(xiàn)［5

（］ P696-697）。

可見，香港淪陷后，中共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在極端困難的局面下，堅持在香港及其周邊開展游擊戰(zhàn)

爭，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指導下，積極與英國開展合作，營救了大批被日軍拘留在香港的英國人士，

贏得了英國的贊揚和重視，擴大了中共的國際影響。

二、英軍服務團與東江縱隊合作受阻及雙方因應

英團與東縱維持了一段時間的密切合作關系，但國民黨出于反共、溶共、限共的政策，不承認東縱的

合法地位，使這種合作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由于英方承認國民政府是合法政府，便不能不顧及國民政府的

態(tài)度。因此，英方對該問題的方針是，“避免英團作為軍方卷入政治問題”，不同意中共游擊隊在英方指

揮下行動。理由有二：其一，駐惠州軍事當局已與英團建立合作關系，允許英團攜帶武器進入新界并協(xié)

助其工作，英團則向對方提供情報和醫(yī)療設施。英方與中共游擊隊的任何政治聯(lián)系將破壞國民黨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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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坤 等：戰(zhàn)時英軍服務團與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合作探究

方的善意。其二，英方認為，中共游擊隊獲得承認后會迅速聚集力量，英方不能保證中共游擊隊會遵守

諾言，也擔心國民黨方面掌控中共游擊隊后會對英方不利。英方踐行此方針的具體方法為“將政治談判

與軍事工作完全分開”：其一，英團利用中共游擊隊在港特工，但明確這些特工是以個人身份受雇，政治

問題不在當前協(xié)議范疇內(nèi)［10］

。其二，英團在與中共游擊隊打交道時通過往來信件“渲染軍事方面”，強調

英團專家的才能和英團唯一純軍事目標的重要性，利用中共游擊隊已發(fā)展較好的軍事方面以降低政治

上的困難［13（］ P124-125）。

1942年和1943年期間，國民黨軍隊多次進攻東江地區(qū)的中共游擊隊，張光瓊揚言在3個月內(nèi)消滅東

江人民抗日武裝［14］

（P70-71）。賴廉士深知此種情況，也擔心國共的公開作戰(zhàn)，對英團與國共雙方的合作

產(chǎn)生不利影響，但還是寧愿置身事外，堅信“英團作為軍方卷入政治問題不利于目標的實現(xiàn)”［8］

。英團的

以上政策都是遵循戰(zhàn)時英國對華總體政策。英國制定對華政策時首先考慮如何維護和擴大英國在華利

益。此時，英國在遠東整體勢力大不如前，無力干涉中國內(nèi)政，因而對國共沖突奉行中立政策，在政治上

承認和支持國民政府的同時，在軍事上與中共方面進行實質性交往和合作［15］

（P296-297）。英方在國共

兩方間如履薄冰地“走鋼絲”，既不想冒犯任何一方，也不表現(xiàn)出與任何一方的合作而損害另一方的利

益。但國民黨方面始終懷疑英團秘密向中共游擊隊提供武器。隨著國共關系惡化及東江地區(qū)新一輪沖

突爆發(fā)，英方企圖加強與中共合作的計劃促使國民黨方面下發(fā)通牒。

1943年春，英國海軍部要求英團設法提供日本船舶進出香港的即時情報，英團設想在香港大嶼山島

的日落峰設立海岸觀測站，即“日落計劃”。祈德尊請蔡國梁協(xié)助該計劃。經(jīng)商議，東縱將派遣人員組成

警衛(wèi)隊守護觀測站，英團提供無線電設備、技術人員、資金和武器彈藥。該計劃必須征得新任國民黨惠

淡守備區(qū)指揮官葉敏予的許可，但他十分敵視中共游擊隊。當葉敏予被英團人員胡珀告知實施日落計

劃“必須求助于西貢游擊隊”時，他勃然大怒并向英方提出要求：“（1）如果英國政府果真是中國政府的

盟友，就不該與中共有任何關系。（2）如果英團繼續(xù)聯(lián)系中共，就須從惠州撤離?！庇谑?，葉敏予停止向英

團發(fā)放通往香港所需的通行證。胡珀詢問賴廉士英團目前應選擇哪種方案：“（A）放棄在西貢與中共的

所有直接接觸，直到英團做好行動準備；（B）一切照舊，期盼事情不會發(fā)展到必須解決的地步?！辟嚵?/p>

選擇方案A，該選擇導致“日落計劃”夭折和運行良好的Y哨所被裁撤［16］

。

英美情報部門對“落日計劃”的失敗感到失望。在“與中共合作的禁令”解除前，英團只能推進替代

方案“軍艦鳥計劃”，即在國民黨軍方協(xié)助下在廣東大鵬半島設立海岸觀測站。10月，英團人員前去籌建

觀測站。活躍于此地的地方游擊隊“劉培部”正遭受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隊長劉培懷疑英團一行人的目

的，便派人將其扣押［8］

。葉敏予得知“軍艦鳥事件”后，派遣國民黨獨九旅對劉培部采取懲罰性軍事行動，

導致英團與劉培的談判困難加劇［17］

。英方認為這種懲罰性行動不合時宜，擔心對被扣押的人員甚至對

英團未來工作產(chǎn)生不利影響［18］

。 何文禮奉命與劉培談判釋放英團人員，劉培要求英團付500萬元法幣

作為贖金，賠償其部隊和當?shù)厝嗣褚驀顸h軍事行動而遭受的損失。英方自認為奉行中立政策，無理由

為國民黨買單。

在陷入僵局后，胡珀懷疑劉培部是東縱司令員曾生領導的中共武裝，致信請曾生出面斡旋［18］

。曾生

回信稱對“軍艦鳥事件”并不知情，但愿意盡力幫助解決此事，并澄清劉培部不在他的領導下。關于東縱

與英團合作，曾生強調，東縱將擊敗日軍視為唯一目標，愿意為目標一致的盟友所用，但不能被迫承擔過

大風險。東縱尊重英方在中國內(nèi)部沖突上的中立立場，希望與英團加強合作［19］

。

曾生致信劉培，派遣黃作梅協(xié)調談判。談判焦點是贖金金額。雙方在中共協(xié)調下達成協(xié)議，英團支

付10萬元贖金，劉培釋放英團人員。英國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曾提議通過聯(lián)系中共駐重慶代表從劉培

手中要回贖金。但賴廉士認為，與其要回贖金，不如讓“中共總部命令該地區(qū)的中共武裝必須在情報和

行動方面協(xié)助英團”［19］

。胡珀事后致信曾生，代表英國駐華當局感謝東縱為英方提供的幫助，希望雙方

能夠加強合作［19］

?？梢?，英團此時希望恢復并加強與中共合作的意愿十分強烈。

·83·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綜上，英方對于國共沖突奉行中立立場，并通過避而不談東縱地位問題在華南勉力維持與國共兩方

的合作，這種平衡最終由于國民黨日益強烈的反共剿共企圖和行動而打破。英團在國民黨下達通牒后

被迫中止與東縱的合作，雙方合作的重要載體Y哨所被迫撤銷，但東縱仍繼續(xù)保護英團在交通線上往來

的人員，給予其工作上諸多便利，并救護了許多盟國友人［11］

（P56）。賴廉士在后來的報告中承認，對英團

而言，Y哨所“帶來了珍貴的長遠影響，使英團在后續(xù)營救工作中一直獲得中共游擊隊最有效最真誠的

幫助”。此后，進入中共游擊隊控制區(qū)的西方人都會被東縱送到英團哨所①［12（］ P54-55）。

三、英方為恢復英軍服務團與東江縱隊合作的努力

“軍艦鳥事件”解決后，胡珀1944年2月以英團臨時司令的身份向英國駐華武官提交關于惠州地區(qū)

中共游擊隊的報告，建議英方直接與國民政府高層交涉“紅色問題”以恢復英團與東縱的合作。首先，胡

珀認為，“軍艦鳥計劃”的失敗證明，英團若想在與香港有關的行動和情報方面取得成就，必須維持東縱

的善意與合作，因其兩年來在香港及其周邊的勢力范圍逐步擴大，到1944年初已控制自由中國與香港新

界之間的所有海陸交通線。其次，胡珀指出，國民政府將中共視為敵人，懷疑任何與中共往來的人，英團

即使停止與東縱合作，也無法獲取國民政府的信任。最后，胡珀提議，為獲取香港新界內(nèi)日軍情報，英團

應與東縱合作重建Y哨所［20］

。

英國駐華武官聽取報告后決定先解決英團人員在華南往來受限的程序性問題。由于警惕英團與中

共的聯(lián)系，國民黨地方當局已停止向英團簽發(fā)通往香港和進入廣東的通行證。2月底，英國駐華武官致

信國民政府軍委會外事局局長商震，承諾英團與中共絕無政治往來，請求指示葉敏予向英團特工發(fā)放通

往香港所需的通行證［21］

。武官還致信軍委會軍令部第二廳廳長楊宣誠請求恢復慣例，將軍委會為英團

簽發(fā)通行證的權力下放至桂林的某一指定代表［21］

。英方的請求被應允。

在此前后，東縱營救美國飛行員的偶然事件推動了美方與東縱靠近。1944年春，美國第14航空隊

的克爾中尉襲擊香港啟德機場時，飛機被日軍擊中，被迫乘降落傘逃生，在東縱救護下轉至大后方［5］

（P697）。曾生接見克爾時告訴他，“東縱在與國民黨軍隊的沖突中是正義一方”，以及“東縱希望通過提

供情報、游擊戰(zhàn)和破壞行動協(xié)助盟軍對日作戰(zhàn)”。克爾返回后向第14航空隊隊長陳納德轉交了曾生的

信，信中闡述了東縱的立場、目標及其控制和活動的地域范圍，提出具體合作意向［21］

。

英方對于東縱與美方的合作意向甚為重視。胡珀在向英國駐華武官報告時指出：“美國一旦同意東

縱的合作提議會導致英國顏面大失，因為這看起來像在前英國領土內(nèi)與英國敵人日軍作戰(zhàn)的愛國者（游

擊隊、中共或者其他稱呼）被迫向美國人求助，原因是英國由于擔心傷害中國脆弱的政治敏感性而辜負

了他們?！保?1］

盡管胡珀一直敦促武官就“紅色問題”與國民政府攤牌，但武官拒絕這樣做，并向英國陸軍部

報告了具體原因：其一，除非英美政府準備要求國民政府與中共和解，否則英國軍方必須繼續(xù)把“紅色問

題”視為純粹的中國內(nèi)政問題。其二，他在與駐華美軍司令部軍事情報局負責人交涉過“克爾試圖與東

縱合作的問題”后，推測駐華美軍不會輕易接受東縱的合作提議。其三，打擊日軍是目前最重要的目標，

如果美方與東縱合作有利于打擊日軍，英國就不要計較顏面了［22（］ P209-211）。

英國駐印度情報局代表戴維斯在訪問英團總部后也提出，若英國當局認為有必要為了與東縱建立

聯(lián)系而與中方攤牌，最好方式是英美同時攤牌。一方面，中國被視作美方的勢力范圍，英美聯(lián)合參謀部

已達成共識，軍事上中國是美國的戰(zhàn)場。與英國相比，美國在與中國討價還價時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在

美方對中方的壓制下，通過英美共同努力，更易有成效。另一方面，中方會避開任何與香港未來有關的

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英美聯(lián)合方法”比“純英國方法”更易被接受［23］

。

可見，英方寄希望于與美方一起向國民政府攤牌，以恢復英團與東縱的聯(lián)系。后續(xù)事態(tài)發(fā)展卻并不

① 英軍服務團除了在香港建立Y哨所，還在華南建立了許多前沿哨所，這里指的是其他未被裁撤的哨所。 .

·84·

胡德坤 等：戰(zhàn)時英軍服務團與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合作探究

符合英方的期待。魏德邁成為盟軍中國戰(zhàn)區(qū)參謀長后，決意協(xié)調中英美在中國戰(zhàn)區(qū)的秘密情報行動。

他要求英美駐華情報組織禁止卷入國共沖突，任何秘密行動必須經(jīng)過他本人的批準［24］

（P50-54）。換言

之，英方處于更被動的地位，在華秘密行動不僅受到中方限制，還要經(jīng)過美方批準，英美在華南的情報競

爭愈演愈烈。

美方實際上繞過國民政府暗中與中共在華南開展情報合作，這一方面是由于美國對中國提供了實

際援助，可輕易獲得國民政府簽發(fā)的無線電臺許可證，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國戰(zhàn)略情報局與第14航空隊成

立的新情報部門“陸空部隊技術資源委員會”暫時遠離國民政府的窺探［23］

。1944年10月，陳納德決定接

住東縱拋出的橄欖枝，派遣由陸空部隊技術資源委員會代表領導的美軍情報組，攜電臺前往東縱司令部

請求合作。東縱相應地設置聯(lián)絡處作為特別情報部門，為美軍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情報，被華盛頓方面譽

為“美軍在東南中國最重要的情報站”［5

（］ 697-698）。

由于英國遠東殖民地在日軍進攻下迅速喪失，以及英國向中國提供的有效援助的規(guī)模也令人失望，

英國在華聲望和前景都處于低谷，國民政府對英國人的態(tài)度是“厭惡”和“不信任”。因此，與美方境遇不

同，英方在華行動受到國民政府諸多限制，在獲取無線電臺許可證和通行證等方面遇到障礙［23］

。國民政

府一再讓英方明白，只要英團與東縱的交往稍有進展，就意味著英團將被逐出中國，所以，英團無法暗中

恢復與東縱的合作。即便通過高層交涉，國民政府也不允許英團向在東縱控制區(qū)的英團人員運送物資，

唯恐被東縱用來對付國民黨軍隊。到戰(zhàn)爭結束前，英團只被允許在對營救工作至關重要的時刻與東縱

接觸，國民黨方面也從未信任英團，不斷雇傭間諜監(jiān)視英團，并向英國駐華大使館投訴英團［12（］ P15-16）。

面對如此差別待遇，賴廉士與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進行了談判。賴廉士詢問為何重慶當局對英

團行動施加諸多程序上要求，并指出這些要求“并不適用于美國人，只適用于英國人”。賴廉士又詢問：

“中方有什么證據(jù)支持其指控，即英團向中共游擊隊提供無線電臺、武器彈藥和英團通行證？”李漢魂承

認沒有相關證據(jù)，他派遣下屬與賴廉士討論程序細節(jié)，最終關于英團的指控被宣布無效［12］

（P94-97）。事

實上，直到戰(zhàn)爭結束前，英方并未完全放棄恢復與東縱合作的努力。

綜上，東縱在香港及其周邊的勢力范圍逐步擴大，使英方更加清楚，英團在華南的行動和情報工作

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與東縱的合作。而東縱與美方的靠近又引起英方警惕和危機感，擔心二者合作將損

害英國在中國的聲望。于是，英團高層更加堅信恢復與東縱的聯(lián)系和合作勢在必行，多次敦促上級直接

與重慶政府攤牌“紅色問題”。英方不愿獨自開罪國民政府，寄希望于與美方一起向國民政府施壓，以達

到恢復與東縱合作的目的。然而，美方憑借在華優(yōu)勢地位繞開國民政府暗中與東縱合作，導致英方希望

落空。在國民黨密切監(jiān)視下，直至大戰(zhàn)末期，英方也始終維持與東縱的聯(lián)系。

四、英方圍繞表彰和獎勵東江縱隊問題的討論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太平洋戰(zhàn)爭結束，英軍接管香港，東縱根據(jù)中共中央指示準備北撤。次

年1月，國共達成停止軍事沖突協(xié)議。國民黨當局對東縱一方面假意談判，另一方面實行剿滅政策。國

民黨駐粵軍隊罔顧停戰(zhàn)協(xié)議，大舉進攻東縱，廣東內(nèi)戰(zhàn)愈演愈烈［7

（］ P496-497）。

令人意外的是，駐港英軍也卷入了這場內(nèi)戰(zhàn)中。2月，英國海軍陸戰(zhàn)隊扣押東縱人員和船只并將其

交給國民黨軍隊。這一事件引起中共方面對英方的抗議，黃作梅致信香港醫(yī)務總監(jiān)司徒永覺的夫人、中

國紅十字會國外后援會秘書克拉克夫人，并隨函附上其撰寫的關于東縱營救國際友人的報告。黃作梅

闡述了東縱在香港保護人民生命財產(chǎn)、動員人民堅持抗日方面的貢獻，以及東縱與盟國友好合作、營救

國際友人的事跡。據(jù)統(tǒng)計，東縱共營救89名國際友人。而后他控訴，東縱英勇抗日的同志如今被國民黨

反動派剿殺，英國海軍竟成為幫兇。最后，黃作梅希望克拉克夫人能為正義發(fā)聲，盡力幫忙制止廣東內(nèi)

戰(zhàn)，為東江人民和東縱提供物質援助［25］

。

克拉克夫人將以上信件轉發(fā)給戰(zhàn)時曾在遠東工作過的英國議員卡拉漢，希望他能從下議院尋找?guī)?/p>

·85·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助東縱和東江人民的辦法。同時，克拉克夫人致信英國外交部，建議英國政府對東縱進行表彰或物質援

助。外交部擔心此建議的政治含義，便向陸軍部和殖民地部征求意見。外交部的想法是，克拉克夫人的

觀點“很有說服力”，東縱的戰(zhàn)時貢獻確實“不應被忽視”。癥結在于東縱是共產(chǎn)主義組織，英國政府提出

關于承認東縱并給予其物質援助的建議，不會獲得國民政府的支持。退而求其次，若英國媒體對東縱的

貢獻進行報道，或可滿足克拉克夫人的訴求。 殖民地部回復：“歡迎任何能夠促進香港與中國鄰近地區(qū)

睦鄰友好關系的行動，期盼至少能在英國媒體上安排贊揚東縱活動的報道?！保?5］

陸軍部向賴廉士詢問意見，賴廉士提交了“關于獎勵華南中共游擊隊”的報告。他承認黃作梅信件

中關于東縱的陳述都是事實，十分認可東縱的杰出工作和奉獻精神：1.香港的所有逃亡者皆靠東縱的協(xié)

助才得以保全性命。2. 東縱是華南地區(qū)最反日的中國組織，以行動為準繩，而不僅僅是言辭。3. 東縱從

不尋求報酬，也不接受超出其所提供服務自付費用的報酬。4. 黃作梅作為戰(zhàn)時英團與東縱的官方聯(lián)系

人，從事有價值而危險的工作，并拒絕為此接受任何形式的酬勞。然而，賴廉士反對由英國媒體單獨宣

揚東縱的建議，認為這種近乎官方的承認會破壞整體計劃。他相信“任何實際承認中共游擊隊杰出工作

的計劃所涉及的政治復雜性真實存在”，建議英國政府在與國民政府交涉此問題時必須“作為整體問題”

處理：首先評估華南各團體戰(zhàn)時給予英方的幫助，確定英方對各團體應償還的金額；而后通過大使館渠

道進行整體談判，并強調“英方行動不是出于幫助中共游擊隊的愿望，而是出于英國政府的總體

政策”［25］

。

陸軍部參考賴廉士的報告后向外交部給出如下意見：其一，英團在1945年底解散前已聯(lián)系曾幫助過

英團的中國人，推薦其獲得英國獎章并報銷其自付費用，目前仍有一些現(xiàn)金支付尚在進行。東縱活動也

被考慮其中是“毋庸置疑的”，黃作梅正由英團推薦授予英國皇家勛章。其二，中國政治和其他因素導致

英方無法在有限時間內(nèi)全面獎勵戰(zhàn)時有功于英國的人，這種處理結果自然不能令人滿意。外交部如果

接受賴廉士的建議，則需重新討論此問題［25］

。

1946年夏，外交部在下議院兩次回答關于表彰和援助東縱的詢問。6月26日，議員卡拉漢詢問外交

大臣：“關于東縱給予英美盟軍逃出香港九龍的珍貴援助……他是否會對東縱在抗戰(zhàn)期間的服務工作予

以某種形式的表彰？”外交副大臣代為答復：“外交部正與有關部門商議表彰東縱的問題。英國政府想趁

此機會，對東縱及其他中國團體在協(xié)助盟國人士逃離香港方面所提供的服務，表示感謝?！绷碛凶h員問

道：“外交大臣是否能確保其他團體得到平等承認？”外交副大臣答復：“議員會注意到我已提及其他團

體。”這是英國政府首次在公開場合正式承認東縱所做的寶貴工作，但仍避免單獨承認東縱。外交部如

此答復主要是希望“這種官方感謝之詞足以滿足克拉克夫人的愿望，而無需涉及任何難以處理的獎章或

獎勵問題”［25］

。

卡拉漢隨后又致信外交副大臣，建議英國政府通過救濟委員會，向退伍的東縱隊員提供經(jīng)濟援助，

以回報他們在戰(zhàn)爭中為英國事業(yè)所做的巨大奉獻。外交部認為，若英國政府單挑一個團體的人員給予

物質援助，而不是其他戰(zhàn)時幫助過英方的團體，會招致不滿，要求陸軍部評估英方應給予華南所有相關

團體的補償金額。陸軍部答復，除了提交少量額外的評獎建議外，沒有更多的東西需要評估，因為國民

政府正規(guī)軍為英團提供的便利沒有超出盟友的預期，不涉及補償問題，而非正規(guī)軍（主要是東縱）大部分

在向英團提供幫助時已獲得補償［25］

。

然而，中共方面的記錄與英國陸軍部的說法有出入。1943年4月，東縱政委向中共中央報告“與英

國統(tǒng)戰(zhàn)工作”時指出，英方在經(jīng)濟上“不肯踐行諾言”，東縱營救戰(zhàn)俘所用去的經(jīng)費約計港幣五萬元以上，

英方只提供了港幣一千元慰勞金，國幣三萬元，后者實際用于支付英方人員的伙食費［4］

（P257）。黃作梅

戰(zhàn)后發(fā)表的《東江縱隊的國際地位》一文也指出：“在和英團合作的過程中，支付了龐大的用費，但全部都

由東江縱隊自己撙節(jié)出來，勉力維持的?！保?］

（P696-697）由此可見，陸軍部主要是基于政治考慮才反對向

東縱提供物質援助或補償，真實想法為“不愿冒著冒犯國民政府的風險，特別提及這個以‘紅色’關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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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坤 等：戰(zhàn)時英軍服務團與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合作探究

稱的團體”［25］

。

外交部最終采納陸軍部的說辭來回復議會質詢?？ɡ瓭h在下議院詢問外交大臣：“有何安排來援助

東縱30000名隊員及其家屬，他們在太平洋戰(zhàn)爭中英勇地幫助了英國的事業(yè)，現(xiàn)已抵達香港。”外交國務

大臣代為回復：“香港政府已向東縱隊員支付款項，償還其在日本占領香港期間幫助盟國人士逃離香港

的費用。這是我方在歐洲和太平洋的慣例……進一步的此類幫助并不適宜?！保?5］

至此，英國政府圍繞關于表彰和獎勵東縱的討論方告一段落。在精神表彰方面，英國政府授予黃作

梅勛章并通過下議院官方承認東縱的功績。在物質援助方面，英國政府決定不單獨對東縱提供超過自

付費用的援助。由上可知，英國政府各部在討論該問題時，鑒于東縱是中共部隊這一事實的政治敏感

性，并沒有給予公正的對待，以免激怒國民政府。但從英國政府圍繞關于表彰和獎勵東縱的討論中可以

十分清楚地看到，在華南地區(qū)，為營救英國和盟國人士逃離香港做出杰出貢獻的主要是中共部隊東縱，

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縱觀太平洋戰(zhàn)爭期間中共與英方在華南的情報合作，充滿著阻力和不確定性。面對日軍和國民黨

軍隊的雙重夾擊，東縱始終遵循中共中央倡導的“努力擴大和發(fā)展國際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堅定不移地

給予英方幫助：從香港淪陷前后大力營救盟軍戰(zhàn)俘和國際友人，到合作期間為英團的營救和情報工作提

供便利和安全保障，再到合作受阻后依然為英團人員提供便利并主動護送逃脫者至英團哨所，真誠維系

雙方合作。當然，英方在與中共合作過程中始終存在兩大障礙：一是英方不愿因與中共的合作而影響與

國民政府的官方關系。每當國民政府施壓時，英方與中共的合作就后退一步，甚至與中共斷絕關系。鑒

于東縱在香港及其周邊地區(qū)的勢力及其積極抗日的行動，英團在華南更需要來自東縱的善意與合作，因

此，從英團建立后兩度派人拜訪東縱主動尋求合作，到“軍艦鳥事件”后尋求東縱幫忙斡旋，再到后期與

國民政府和美方交涉以爭取恢復英團與東縱的合作。二是出于政治因素即“紅色問題”的考量。戰(zhàn)時英

國雖出于本身利益訴求在華南急需與東縱合作，但不愿公開承認與東縱合作，更不愿單獨向國民政府攤

牌中共這一“紅色問題”；戰(zhàn)后討論表彰和獎勵東縱時承認東縱的貢獻，出于政治因素未能給予東縱公平

待遇。簡而言之，英方出于以上考量，未能公開地承認在華軍事合作中東縱的政治地位，也未給予東縱

公平待遇，但英國政府相關部門和議會，都認可東縱對英國的貢獻。綜上，太平洋戰(zhàn)爭期間東縱與英團

的合作，彰顯了東縱的國際貢獻和國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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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Wartim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 and the East River Column Led by the CPC

Hu Dekun， Peng Me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 initiated intelli‐

gence cooperation with the East River Column (ERC)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ince

the then British Government perused a neutral stand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BAAG evaded the status of ERC to maintain cooperation both with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However,

under the ob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which attempted to annihilate the ERC, BAAG

was forced to break off the cooperation with ERC. Later, the \"Frigate Bird Incident\" made it clear to BAAG

that its ope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work in South China must rely on cooperation with ERC. Meanwhile, the

proximity of the Americans and the ERC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British side, and BAAG urged its

superior to directly negotiate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requesting to resume cooperation with ERC.

British officials negotiated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nly on procedural issues, hoping to show their

hand together with the Americans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n the so-called \"Red Issue\" for their coopera‐

tion with ERC. However, the Americans bypasse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secretly cooperated with the

ERC, which made the British hope fell through. After the wa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recognized the contri‐

bution of the ERC, but did not publicly give due evaluation due to political factors. However, the British ar‐

chives reveal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ighly affirmed the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ERC.

Key words Pacific war; British army aid group; east river column;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 作者簡介 胡德坤，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教授，湖北 武漢

430072；

彭 梅，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 責任編輯 桂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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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89~099

從“茶馬貿(mào)易”到“茶馬古道”：

對一個當代中國原創(chuàng)學術概念的考察

宋時磊

摘 要 1990年，木霽弘等當代學者在繼承茶馬貿(mào)易的歷史內(nèi)核、挖掘地方風俗和史

料的基礎上，在“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等概念的刺激和啟發(fā)下，本著學術自覺的意識，

提出了“茶馬古道”學術概念。這一中國內(nèi)生的原創(chuàng)性學術概念是對原有“茶馬貿(mào)易”或“茶

馬互市”概念的革命，主要體現(xiàn)在概念涵蓋的時間和空間范圍的擴大、所涉學科和研究視域

的拓展、研究議題從國內(nèi)民族問題到國際性議題的延伸、從單一的學術價值向多維價值的遷

移以及從歷史文獻研究到文化遺產(chǎn)研究的轉向等五個方面?！安桉R古道”概念具有國際學術

影響力，是中國當代學者學術創(chuàng)造能力的體現(xiàn)，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是構建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典型例證。但在學術話語轉型中，

該概念存在語義場過于豐富和多元、地方本位主義和學術邊緣化以及強勢話語遮蔽所帶來

的失語等問題。

關鍵詞 茶馬古道；茶馬貿(mào)易；概念史；文化遺產(chǎn)

中圖分類號 K2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24）04-0089-11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ZD229）

茶馬貿(mào)易（或稱茶馬互市），是指中原王朝與西部少數(shù)民族之間以物物交換為主要特征的商業(yè)貿(mào)易

形式，因雙方互換的商品主要是茶葉、馬匹，故以此名之。這種貿(mào)易的出現(xiàn)是經(jīng)濟地理分工的結果，中原

王朝主要從事農(nóng)耕和種植業(yè)，特別是南方各地出產(chǎn)茶葉，卻無法大量生產(chǎn)用于冷兵器時代作戰(zhàn)的優(yōu)質馬

匹，而各少數(shù)民族則逐水草而居，馬匹等畜牧業(yè)發(fā)達，常食肉類少蔬菜，不易消化、缺乏維生素。由于生

產(chǎn)的比較優(yōu)勢和生活方式的互補性，茶馬貿(mào)易自然而然地發(fā)展起來。當然茶馬互市交易的商品不止有

茶葉和馬匹，實際上是一種互通有無的貿(mào)易：內(nèi)地的布匹、絲綢、糖、鹽，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蟲草、麝香、貝

母、皮貨、羊毛、黃金等，都是彼此交換的商品。

考證文獻可知，茶馬互市發(fā)端于唐代［1］

（P122）。北宋政府在川、陜等地設置茶馬司與吐蕃等少數(shù)民

族開展大規(guī)模的茶馬貿(mào)易，在蜀地產(chǎn)茶州縣共設置買茶場24個，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在熙秦地區(qū)共置

賣茶場48個。宋代永康軍（今四川都江堰市）是重要的茶葉貿(mào)易市場，宋人石介云：“永康軍與西蠻夷接，

四海統(tǒng)一，夷夏相通，番人之趁永康市門日千數(shù)人?！保?］

（P236）官方也將此制度化，設立“買茶司”“買馬

司”“茶馬司”等民族貿(mào)易的管理機構。茶馬貿(mào)易在宋代正式發(fā)展起來，并與茶引、榷茶、榷貨務等緊密結

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復雜而嚴密的茶馬法，明代茶馬法最為嚴密和繁復。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廢

除茶馬法，撤銷茶馬互市，官方的茶馬貿(mào)易宣告結束［3］

（P29）。中國歷史上的茶馬貿(mào)易，持續(xù)時間長，在

民族經(jīng)濟往來、民族關系和文化認同等方面承擔重要角色，所牽涉話題頗多，故向來是史學界重點關注

的學術議題之一。

與“茶馬貿(mào)易”相比，“茶馬古道”則是當代創(chuàng)造的學術概念。1988年在《中甸漢文歷史資料匯編》的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9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序言”中，木霽弘、王可首次提出“茶馬之道”的稱謂［4］

。1990年，木霽弘等六人徒步考察了云南馬幫曾

走過的相關路線，次年將其考察的過程做了記錄，以筆名“格瑪明珠”發(fā)表文章，首次使用“茶馬古道”一

詞；1992年其首次對“茶馬古道”的概念作出詮釋：“茶馬古道在唐代就形成了以滇、川、藏三角地帶為核

心，西出印度、尼泊爾，東抵四川盆地西緣，東南至桂林的網(wǎng)絡。”［5］

（P244）該概念提出后，有不少爭論，譬

如茶馬古道上貿(mào)易的主要商品是否仍為茶和馬？如果不是則存在名不副實的問題；茶馬古道線路是單

向線路還是復雜網(wǎng)狀，是長途遠距離運輸還是短途運輸？運輸途徑是馬匹馱運、車輛載貨，還是人力背

夫？不管如何，進入21世紀后“茶馬古道”概念迅速從學術領域“出圈”，成為宣傳的標簽和符號。

關于茶馬貿(mào)易和茶馬古道的關系，一般認為茶馬古道起源于早期的茶馬貿(mào)易，主要是川藏之間的交

通路線，清代初期官方的茶馬貿(mào)易衰落后，云南以民間為主體的茶馬古道興起［6］

（P74-85）。甚至有學者

用“茶馬古道”代替了“茶馬貿(mào)易”或“茶馬互市”的概念，將兩者直接等同起來［7］

（P34-40）。也有學者對這

兩種觀點作出反駁，認為“先有茶馬貿(mào)易、后有茶馬古道”，這是從官方、精英的立場來解讀漢文獻的結

果，與史實不符［8］

（P103）。從地方性的民間立場來看，應該是少數(shù)民族茶葉消費需求在先，官方茶馬貿(mào)

易在后，即民間茶馬古道的形成要早于官方貿(mào)易的正式開展。從邏輯分析，這或許有一定道理，但問題

隨之而來：“茶馬貿(mào)易”和“茶馬古道”兩概念的內(nèi)涵是否有所區(qū)別？“茶馬古道”這一當代誕生的概念提出

后對傳統(tǒng)的茶馬貿(mào)易概念有怎樣的拓展和影響？人們?yōu)槭裁磿嶂杂谑褂谩安桉R古道”的概念？這一概

念帶來了怎樣的話語變遷？從對這些問題的追問和回答中可見，從“茶馬貿(mào)易”到“茶馬古道”，這一概念

的變遷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五個方面。

一、概念涵蓋時間和空間范圍的擴大

唐代是中原王朝和周邊少數(shù)民族茶馬貿(mào)易的肇始之期?！缎绿茣酚涊d，731年，吐蕃希望在甘松交付

馬匹，茶馬互市始自8世紀中后期。唐朝和邊疆的互市始于731年，當年吐蕃請交馬于赤嶺，宰相裴光庭

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寺犚猿鄮X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保?］

（P6085）而茶馬交易的首次記

載見于《封氏聞見記》，其中云：“往年回紇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辈桉R貿(mào)易作為一項制度

被廢止則是在雍正、乾隆之交的1735年，也就是說官方茶馬貿(mào)易的時間跨度為1000年左右。但是，政策

和制度化的官方茶馬貿(mào)易結束之后，邊疆的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的貿(mào)易并非完全停滯，相反因為限制的放

松、政策的解禁、榷利和茶稅的削減等，促進了貿(mào)易的活躍和進一步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在商貿(mào)的帶動下，乾

隆時期及以后邊疆的經(jīng)濟開發(fā)和社會建設、民族的遷徙和融合等都空前發(fā)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

加速形成。傳統(tǒng)的茶馬貿(mào)易研究聚焦的時間范圍只能囿于乾隆以前的歷史時期，無法覆蓋這以后更加

廣泛而深遠的經(jīng)貿(mào)和民族往來。就這個意義上而言，“茶馬古道”的概念將茶馬貿(mào)易的時間視域做了延

伸，甚至可下探到當代，因21世紀初西南地區(qū)馬幫運輸仍有存續(xù)。學者甚至可以研究當代對“茶馬古道”

概念的“活化”和現(xiàn)代性問題，這些都是“茶馬貿(mào)易”概念所無法關涉的。

從空間范圍來看，研究茶馬貿(mào)易關注的是點和面，而研究茶馬古道關注的是線路和整體的網(wǎng)絡和系

統(tǒng)。北宋仁宗嘉祐年間，設博賣都茶場于成都；宋神宗熙寧時期，設買馬司于秦鳳、熙河，負責茶葉與馬

匹交易事務，形成“漢中買茶，熙河易馬”的局面。據(jù)統(tǒng)計，自熙寧七年（1074年）至元豐八年（1085年），

“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陜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10］

（P4500），達379個，榷稅收入達百

萬緡。因榷茶和買馬分屬兩司，主事官員溝通窒礙、職責不清，故在元豐六年（1083年）合并為茶馬司，之

后此部門名稱多經(jīng)變化，茶馬之事也多經(jīng)分合，盡管如此由政府管理茶馬交易成為一項定制。宋朝還在

與遼、西夏、金的邊境設立數(shù)量眾多的榷場［11］

（P521-523）。榷場是官方準許開放的與邊疆民族貿(mào)易場

所，還有其他稱呼如“合市”“和市”“邊境互市”，無論何種名稱，其性質有相似之處，基本為限制交易地

點、場所比較固定、政府管控嚴格。因此，茶馬貿(mào)易研究的視域是相對有限的，主要集中在邊境的交易市

場及其管理機構，空間上主要是市鎮(zhèn)以及集鎮(zhèn)結合所形成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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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時磊：從“茶馬貿(mào)易”到“茶馬古道”：對一個當代中國原創(chuàng)學術概念的考察

茶馬貿(mào)易研究的不足在于，沒有關注茶馬等物品在交易后是怎樣進一步運輸、流通和消費的。以茶

為例，茶馬貿(mào)易完成之后，還有一系列問題需要回答：少數(shù)民族所購之茶是哪些政府機構或者民間商人

在購買；購買之后通過什么樣的交通方式、運輸線路流通，有怎樣的服務設施和配套從業(yè)人員；流通中是

否存在匪盜、霉變以及火災等災害，以及當?shù)卣奶幹眉爸贫刃园才?；茶是如何被消費和使用、在消費

過程中形成了怎樣的飲茶習俗、禮儀和信仰，甚至是怎樣借此促進少數(shù)民族對中原文化的認同的。對于

這些問題，“茶馬貿(mào)易”概念由于更多聚焦交易場所、慣習制度和管理機構等交易環(huán)節(jié)，無法涉及和回答。

而“茶馬古道”概念的出現(xiàn)，則有效補充了“茶馬貿(mào)易”內(nèi)涵和外延的不足，從以市鎮(zhèn)為中心的點與面擴展

到更加廣闊地區(qū)的交通線路以及更加廣闊的消費空間。

二、概念所涉學科和研究視域的拓展

長期以來，茶馬貿(mào)易作為一個學術問題和研究領域，隸屬于歷史學科的范疇。在“茶馬古道”概念出

現(xiàn)之前，有關茶馬貿(mào)易的研究主要是在邊疆貿(mào)易史、邊疆民族史、邊疆交流史、邊疆管理史的學術話語之

中，如任乃強在這些領域內(nèi)提出了相關的“茶馬市易”“茶馬貿(mào)道”“茶馬要地”“邊茶貿(mào)道”等概念。在歷

史學科內(nèi)，茶馬貿(mào)易的研究主要涉及茶馬貿(mào)易興起和廢止的時間，茶馬制度、機構在宋、明、清等朝代的

變遷，茶馬交易的比率和價格，明代的金牌信符制、茶葉走私，茶馬貿(mào)易對于邊政和民族關系作用和歷史

價值意義等。有學者曾對20世紀茶馬貿(mào)易的學術史做了較為系統(tǒng)地梳理，認為茶馬貿(mào)易的研究問題主

要聚焦在五個層面：茶馬貿(mào)易與民族關系、茶馬貿(mào)易的起始時間和發(fā)展過程、“金牌信符”制問題、封建政

府經(jīng)營茶馬貿(mào)易的目的、茶馬貿(mào)易的積極或消極的歷史作用［12］

（P20-26）。在中國知網(wǎng)檢索，以“茶馬貿(mào)

易”為篇名的文章有107篇，其中61篇屬于歷史學科；以“茶馬互市”為篇名的文章有82篇，34篇屬于歷

史學科①。其他文章多歸屬理論經(jīng)濟學、商業(yè)經(jīng)濟、國際貿(mào)易、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等?？梢姡嘘P茶馬古道或茶馬

貿(mào)易的研究成果往往還發(fā)表在經(jīng)濟、貿(mào)易和農(nóng)業(yè)相關的期刊，故因期刊學科歸類的問題，導致此研究領

域的文章分散到其他學科。宏觀來看，茶馬貿(mào)易和茶馬互市的相關研究，即便在這些學科門類里，大多

也是從歷史角度展開的，如經(jīng)濟史、商業(yè)史、貿(mào)易史、農(nóng)業(yè)史等。在日本，茶馬貿(mào)易的研究主題與中國也

比較相似，基本都是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的學者聚焦該領域。

在“茶馬古道”概念提出后，這種歷史學科占主導的局面被打破了。云南大學教授張文勛在1991年

就指出，“茶馬古道六君子”在1990年的所進行的茶馬古道考察是“綜合性的文化考察”，“是一次包括民

族學、民俗學、語言學、地理學、文化人類學等等的多學科考察；也是一次文學藝術的調查匯集，是對山川

文物的錄像攝影和民間音樂舞蹈的音響記錄等等多功能的美學考察。他們立志要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化

事業(yè)，奉獻一批多學科研究成果”［5］

（P8）。自然地，地理、旅游經(jīng)濟、輕工、文學、城鄉(xiāng)規(guī)劃和市政等學科

領域紛紛參與有關茶馬古道的討論和研究之中，產(chǎn)生了一批成果。在中國知網(wǎng)以“茶馬古道”為關鍵詞

檢索，無論是按照主題還是篇名檢索，排名前三位的學科都是地理、旅游經(jīng)濟和輕工。歸屬于歷史領域

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被考古和文化所分流。而茶馬貿(mào)易或茶馬互市研究中，極少有文章是從這兩個視

角展開分析。如果將“考古”“文化”都合并到歷史學科中統(tǒng)計，歷史學科不占主流的情形有所改觀，按照

主題統(tǒng)計有473篇，占總篇數(shù)的22%；按照篇名統(tǒng)計有286篇，占總篇數(shù)的23.4%。文學、人類學、社會學、

經(jīng)濟學、地理學、環(huán)境學、建筑學等多種學科的研究范式，越來越多地應用到茶馬古道相關研究之中。這

豐富了茶馬古道的研究視野和畛域，同時又讓其呈現(xiàn)出多元學科交叉融合的現(xiàn)象。

學科領域的擴大，帶來研究成果數(shù)量的急劇增多，并一度呈現(xiàn)繁榮景象。根據(jù)中國知網(wǎng)的數(shù)據(jù)，從

1963年至今，以“茶馬互市”為題名的文章有82篇，以“茶馬貿(mào)易”為題名的文章有107篇。對茶馬古道的

相關研究在21世紀之前只有11篇論文，其中最早的一篇是陳保亞《茶馬古道的歷史地位》（《思想戰(zhàn)線》

① 數(shù)據(jù)來自中國知網(wǎng)中國引文數(shù)據(jù)庫，檢索日期為2023 年12 月30 日。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91·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1992年第1期）。但進入21世紀后，茶馬古道研究文章迅速增多，截至2023年12月30日，以其為主題的

共有2136篇；2010年以后，每年都會超過100篇；最高的是2018年，達173篇。題目中含有“茶馬古道”主

題詞的文章有1063篇；2005年以后每年都會超過50篇；最高的是2010年，達98篇。就著作而言，以“茶

馬貿(mào)易”或“茶馬互市”為出版主題或書名的圖書寥寥無幾，僅有魏明孔《西北民族貿(mào)易研究——以茶馬

互市為中心》（中國藏學出版社2003年版）、王曉燕《官營茶馬貿(mào)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張承榮

和蒲向明主編《隴蜀青泥古道與絲路茶馬貿(mào)易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田茂旺《清代民國時期

南路邊茶商營貿(mào)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20年版）4部。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1992年到2023年以

“茶馬古道”為主題的圖書有183部，書名中包含“茶馬古道”的圖書有106部，其中《滇藏川“大三角”文化

探秘》等多部著作被引頗高、影響頗大，并有了木霽弘、李旭、楊福泉、木仕華、蔣文中、王明達、鄧啟耀等

一批核心作者。這些圖書所涉及的領域也不僅僅是歷史文化的，不少與茶馬古道考察、西南邊疆民族風

情、旅行觀光、藝術攝影、建筑遺產(chǎn)、城市變遷等內(nèi)容有關；在范式上也比較多元，不僅有嚴肅的學術研

究，還有學術科普作品、散文、小說、詩歌等。由此可見，“茶馬古道”概念的出現(xiàn)改變了茶馬貿(mào)易、茶馬互

市研究一向比較沉寂或者說極少受關注的態(tài)勢，為其提供了新的視角、資料和研究方法。

與茶馬古道研究相關的關鍵詞，為觀察該領域研究的集中話語提供了一種路徑。在以“茶馬古道”

為主題的文章中，出現(xiàn)頻次排名前20位的詞匯是“普洱茶”“川藏茶馬古道”“滇藏茶馬古道”“橫斷山脈”

“瀾滄江”“南方絲綢之路”“文化線路”“納西族”“古道文化”“馬幫文化”“四方街”“旅游開發(fā)”“唐蕃古道”

“文化線路遺產(chǎn)”“茶文化”“麗江古城”“青藏高原”“酥油茶”“香格里拉”“鳳慶縣”“興教寺”等。這說明在

茶馬古道的研究中，比較集中的研究議題主要有：第一，文化線路和文化遺產(chǎn)，主要關注川藏、滇藏、青藏

（唐蕃古道）茶馬古道的線路變遷、馬幫運輸，以及沿線的物質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chǎn)和遺產(chǎn)廊道；第二，茶

馬古道上的茶史、茶文化，如普洱茶、南路邊茶、酥油茶等；第三，茶馬古道的地理，如橫斷山脈、青藏高

原、昌都地區(qū)、金沙江、六大茶山等；第四，貿(mào)易集鎮(zhèn)等基礎設施，如打箭爐、麗江古城、香格里拉、魯史古

鎮(zhèn)、沙溪古鎮(zhèn)等；第五，茶馬古道上的宗教傳播、民族遷徙和融合等文化問題，如納西族、興教寺、大理國

等。這五個層面的研究，是根據(jù)中國知網(wǎng)論文中的關鍵詞出現(xiàn)頻次分析得出的。也有論者對有關茶馬

古道的文獻作了性質方面的分析，認為主要有五個方面的研究主題，包括“茶馬古道”相關概念、路線、商

業(yè)貿(mào)易、民族關系、開發(fā)與保護；也有人還把官營茶馬貿(mào)易的研究作為第六個方面，納入茶馬古道的研究

論域［13］

（P261-270）。與前文所指出的茶馬貿(mào)易、茶馬互市五個層面的研究相比，茶馬古道的研究視野和

問題域大為拓展，所涉層面更為寬廣，甚至由于“茶馬古道”學術話語的強勢，導致官營茶馬貿(mào)易被吸納

到茶馬古道的研究范疇。

三、從民族問題向國際性議題轉變

茶馬貿(mào)易是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央王朝同西南、西北等地少數(shù)民族商品互通有無的一種貿(mào)易形式。

因此，在茶馬貿(mào)易的研究中，民族問題始終是核心問題。民國時期研究茶馬貿(mào)易的代表性論文，如黎世

蘅《最初華番茶馬貿(mào)易的經(jīng)過》［14］

（P211-219）、竟凡《歷代漢番茶馬互市考》［15］

（P13-20）等，都是探討漢族

和番人之間的貿(mào)易過程。黎世蘅指出，他所稱的“番”是甘涼以西及青海、西藏等處，即古氐羌諸種人所

在地。這些研究重在梳理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貿(mào)易史實和發(fā)展歷程，順帶提及因貿(mào)易而促進的民族

交流和融合。新中國成立后，系統(tǒng)論述茶馬貿(mào)易民族問題的是馬金的《略論歷史上漢藏民族間的茶馬互

市》，他認為封建王朝管制茶馬互市是為了加強和剝削漢藏人民，擴大封建王朝的影響，起到“羈縻”的效

果；客觀上符合經(jīng)濟相互依存的要求，促進了漢族、回族及其他民族商人向藏區(qū)流動和遷徙，有利于各族

人民文化的交流，進而推進中國歷史的發(fā)展［16］

（P31-36）。改革開放以后出現(xiàn)的數(shù)篇研究茶馬貿(mào)易和民

族問題的論文，多是充分肯定茶馬貿(mào)易在民族融合和認同、國家統(tǒng)一和鞏固國防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同

時指出其中的營私舞弊、效率低下等弊端，如陳汛舟的《南宋的茶馬貿(mào)易與西南少數(shù)民族》［17］

（P15-19）、

·92·

宋時磊：從“茶馬貿(mào)易”到“茶馬古道”：對一個當代中國原創(chuàng)學術概念的考察

白振聲的《茶馬互市及其在民族經(jīng)濟發(fā)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18］

（P28-34）、楊維軍的《明代漢藏民族間的

茶馬互市》［19］

（P72-74）等。茶馬貿(mào)易中的民族問題，無論是從何種角度展開，始終是在中國內(nèi)部、中華民

族范圍內(nèi)的探討。

“茶馬古道”概念出現(xiàn)后，新學術話語延續(xù)了漢藏民族交融的歷史敘事。新近的研究認為，依托西南

茶馬古道而實現(xiàn)的漢藏民族交融，體現(xiàn)在共享衣食住行等生活和習俗、互補和共同發(fā)展精神文化成果、

鑄就深厚的民族感情三個方面，形成和諧共存、相互促進、彼此融合的民族格局［20］

。這些學術觀點體現(xiàn)

了對茶馬貿(mào)易研究觀點的繼承性。前文指出，“茶馬古道”概念使得研究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大大拓寬，研

究的學科和視域的大為拓展，故茶馬古道研究逐漸從國內(nèi)民族問題延伸到國際交流問題。較早從此角

度展開創(chuàng)新性分析的是1999年申旭的《藏彝民族走廊與茶馬古道》，他充分利用民族史詩、遷徙傳說、語

言和傳世文獻資料，將其與藏彝民族走廊相印證，認為茶馬古道是藏彝走廊的重要通道［21］

（P22-28）。藏

彝走廊是費孝通1980年前后提出的概念，它不僅包括中國境內(nèi)的起自甘肅南部、青海東部，川滇西部和

藏東的主體部分，還包括印度東北部、緬甸北部等國外部分［22］

（P147-162）。這一概念是費孝通先生以

“歷史—民族區(qū)域”的宏觀視野，基于語言系統(tǒng)的共性分析而提出的。在藏彝走廊中，各個民族的語言大

多數(shù)都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在我國境內(nèi)使用藏緬語的民族有17個，除了土家外，其他16個民族主要

生活在川、滇、藏交接的藏彝走廊地區(qū)。在國外，使用藏緬語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國西南邊境以外的緬

甸、泰國、越南、孟加拉國、老撾、印度、尼泊爾、不丹等［23］

（P82-92）。申旭注意到，以西藏察隅為中心的茶

馬古道不僅連接云南德欽、四川芒康，達到拉薩，還可向南至緬甸，向西南到印度、尼泊爾等。于是，茶馬

古道就不僅是國內(nèi)民族交融的通道，還是在高山峽川之間的“亞洲天堂走廊”，是中外交流的橋梁和

紐帶。

茶馬古道的國際部分，最早可追溯到蕃尼古道。這一道路開通時間稍早于唐蕃古道，即在尺尊公主

入藏前后形成。唐蕃古道將中原政治中心西安與拉薩連接起來，而蕃尼古道則將拉薩與尼泊爾、印度聯(lián)

通。從中國內(nèi)地到南亞的國際交通路線就此開辟，兩者又被合稱為“唐竺古道”。隨著青藏高原更多交

通線路的探索，從西藏的拉薩、山南、日喀則等核心城市出發(fā)，有達旺、亞東等多條道路到達南亞。西藏

出產(chǎn)的麝香、宗教法器，漢地出產(chǎn)的茶葉、鹽、絲綢、瓷器等，都曾沿著茶馬古道的國際線路進入南亞。與

此同時，南亞出產(chǎn)的香料等商品、朝貢貿(mào)易物品，以及尼泊爾廓爾喀政權的朝貢使團等，都是經(jīng)吉隆、聶

拉木入藏，再經(jīng)川藏或青藏茶馬古道前往中原［24］

。也即是說，茶馬古道經(jīng)由青藏高原延伸到南亞、東南

亞；在近代以后還可通達歐洲，法國、英國等各國傳教士多是通過這些線路進入西藏探險和傳教的。明

代云南民間商業(yè)發(fā)展起來以后，茶葉等商品還通過茶馬古道，向東南亞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等

陸地國家傳播。為了節(jié)省運輸時間和成本，一些商人借助國外路線向西藏運茶，如1919年茶馬古道上的

知名商人馬鑄材用畜力從佛海（今云南勐海）運茶到緬甸景棟，再用汽車運輸?shù)酵叱?，換火車到仰光，從

仰光裝船到印度港口加爾各答，再用火車運到大吉嶺、改裝汽車運到噶倫堡，再用騾馬將茶運輸?shù)侥康?/p>

地拉薩［25］

（P75）。也有學者考證，從1912年起，中國茶商開通了云南易武茶葉經(jīng)老撾烏得至越南萊州的

路線，形成了四條通往東南亞的驛道［26］

（P232）?？谷諔?zhàn)爭時期，在滇緬公路遭到破壞后，茶馬古道成為

西南大后方跟國際社會物資流通的重要陸路通道，馬幫和驛運事業(yè)的發(fā)展，為中國抗戰(zhàn)勝利提供了基礎

保障。

因此，“茶馬古道”概念以國內(nèi)民族問題為主的茶馬貿(mào)易為基礎，但又對其實現(xiàn)了超越，成為具有國

際性的研究議題。中國與西南周邊各國的經(jīng)濟、民族、宗教和文化的交流，近代以來中國內(nèi)地茶葉抵抗

英國侵略者對西藏的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中國抗戰(zhàn)支援物資的運輸，當代西南地區(qū)開發(fā)、“一帶一

路”倡議的實施，在這些歷史事件中，茶馬古道承擔了特定的國際交往功能。這是茶馬貿(mào)易或茶馬互市

所不能涵蓋的。

從另一個維度看，“茶馬古道”還具有國際學術交流功能?！安桉R古道”不僅屬于歷史學范疇，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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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類學、社會學、影視學、建筑學、文化遺產(chǎn)等領域關注的熱點議題，茶馬古道的研究者并不局限于中國，國

際上還有一批茶馬古道文化的熱愛者、研究者及專門團體。澳大利亞的席格倫（Gary Sigley）、加拿大的

杰夫·富克斯（Jeff Fuchs），日本的川野明正、藤木庸介、神山巍、谷晃，韓國的康法善、姜仁旭、玄永祚等，

都有茶馬古道研究的代表性論文或著作。日本學術社團云南懇話會將茶馬古道列為其重要的研究對

象，在從2005年至今組織的54次研討活動中，有17次以茶馬古道為討論主題。韓國2009年以“茶馬古

道的生活和藝術：從云南到喜馬拉雅”為主題，在國立中央博物館舉辦了規(guī)模頗大的展覽。這次展覽得

到了瑞典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亞洲部、中國學者謝繼勝等組織和個人的支持，是國際交流合作典范。2010

年前后，攝影家樸宗祐、加賀淺吉、竹田武史在日本各地舉辦了茶馬古道攝影展。中國也將“茶馬古道”

作為文化對外交流的重要選題，2007年茶馬古道國際文化之旅組委會、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等曾在

北京舉辦茶馬古道國際文化之旅攝影作品展［27］

?？梢?，“茶馬古道”已成為一個具有國際性影響力的概

念，并承擔了國際學術和文化交流的功能［28］

（P116）。茶馬貿(mào)易、茶馬互市是中國古代茶法體系中的一部

分，國外只有日本從事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的佐伯富、加藤繁、谷光隆、梅原郁、狩野直禎等少數(shù)專家，在20世

紀60年代曾經(jīng)集中發(fā)表過一些論述，之后便歸于沉寂。因此，從研究內(nèi)容上講，茶馬貿(mào)易的國際性因素

較為薄弱，無法承載過多國際學術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功能。

四、從學術價值到多維價值的遷移

最初，“茶馬古道”是作為一個學術概念被提出的。木霽弘等人合著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

有較強的散文性質，這體現(xiàn)在收錄其中的《英雄馳騁的凈土——中甸》《有一個美麗平安的地方》《田妥的

新娘》《康定溜溜的城喲》等篇什。作者還試圖基于考察的見聞做深入的理論和學術探討，如《茶馬古道

的積淀——茶文化》《多元文化交匯的亮點——巴塘》等。特別是首篇的《茶馬古道：滇、藏、川“大三角”

文化的紐帶》論證了“茶馬古道”的概念，勾勒了數(shù)條主要路線，分析了大三角交通所帶來的民族和文化

意義；尾篇《滇、藏、川“三大角”茶馬古道的歷史地位》提出，茶馬古道的主要特征是馬幫運茶，與北方絲

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唐蕃古道以絲綢為主的狀況明顯不同，茶馬古道是藏傳佛教傳播的空間載體，具

有擴散性和多元文化性，在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中顯示出人類的生命力?！安桉R古道六君子”中的木霽弘、陳

保亞、李旭等人當時是云南大學、云南民族學院的學者，他們最看重的是“茶馬古道”的學術性，因其是

“民族學、文化學最為理想的研究領域”［5］

（P13）。在此之后，“茶馬古道”概念的提出者又發(fā)表了相關論

文，進一步闡述“茶馬古道”的內(nèi)涵，體現(xiàn)在六人合作的論文《“茶馬古道”文化簡論》［29］

（P180-197）、李旭

的《滇藏茶馬古道的宗教文化》［30］

（P23-27）等。其他學者跟進研究，較有代表性的是云南社會科學院的

申旭，在20世紀90年代陸續(xù)發(fā)表了《茶馬古道與滇川藏印貿(mào)易》《滇藏茶馬古道論略》《藏彝民族走廊與

茶馬古道》等文，對一些有關茶馬古道的重要理論和學術性問題做了系統(tǒng)闡述。

在21世紀以前，“茶馬古道”概念影響力主要在學術界。其從學術界“破圈”，其中最為重要的推動力

量是影視業(yè)。1997-2000年，郝躍駿拍攝了四集紀錄片《最后的馬幫》，講述因為通往獨龍族的公路開工

建設，中國最后一支由政府組織的、長期給獨龍族運送糧食和生活物資的馬幫即將消逝的故事。這一在

滇藏交界“死亡河谷”獨龍江峽谷少數(shù)民族的異文化，充滿史詩和獵奇色彩，是紀錄片的好題材，但郝躍

駿更關注故事背后的社會文化需求，他在紀錄片中融入了“表層文化之下的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以及對他們

未來命運的關注和思考”［31］

（P300）。這一紀錄片在題材、敘事手法及攝影等方面出眾，獲得了第18屆中

國電視金鷹獎最佳紀錄片獎、紀錄片最佳攝影獎，第8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視獎“駿馬獎”紀錄片一等

獎、最佳攝影獎等多個獎項。更重要的是，以此片為肇始，更多的觀眾和紀錄片攝制者開始關注茶馬古

道上馬幫。1999年至2003年，田壯壯、阿城、木霽弘、丁輝等人合作拍攝的紀錄片《茶馬古道·德拉姆》上

映后引起了轟動，獲得2004年中國電影華表獎優(yōu)秀數(shù)字電影獎等。2004年，馬功偉導演的電視劇《大馬

幫》在成都電視臺開播，2005年中央電視臺在黃金時間播放了根據(jù)白族作家景宜作品改編的電視連續(xù)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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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時磊：從“茶馬貿(mào)易”到“茶馬古道”：對一個當代中國原創(chuàng)學術概念的考察

《茶馬古道》。與受眾群體相對較少的紀錄片相比，電視劇的傳播和滲透力更強，借助央視的傳播力量，

“茶馬古道”概念進入千家萬戶。全世界目光開始聚焦茶馬古道這條最古老、最艱難的貿(mào)易路線，2006年

韓國KBS電視臺和日本NHK電視臺聯(lián)合攝制6集高清紀錄片《茶馬古道》，將茶馬古道稱為“另一條絲

綢之路”，并賦予了其特定的宣傳話語和內(nèi)涵，認為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經(jīng)濟貿(mào)易、文化文明的通

道，是世界上最美、最高、最崎嶇的道路之一，是眾多民族的遷徙路線，是各種宗教、文化和多元復雜語言

的傳播通道，是21世紀復蘇的“亞洲走廊”（Asian Corridor）①。作為“洞見亞洲”系列的第二部，該紀錄片

在主題策劃、拍攝技術、宣傳營銷等方面堪稱精良，寄托著KBS電視臺制作出國際水準紀錄片、向國際市

場輸出影視版權的使命。此片在國際影視業(y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茶馬古道由此成為享譽世界的國際貿(mào)

易大商道。

“茶馬古道”概念的廣泛傳播，還得益于普洱茶的投資和消費熱潮，以及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帶來的文化旅

游需求激增。21世紀初，云南、四川等地經(jīng)營邊茶的企業(yè)在市場經(jīng)濟沖擊之下轉型困難，出現(xiàn)了虧損和

資不抵債的情況，政府負擔和包袱較重。一些民營資本意識到商機的到來，開始收購歷史悠久的國營茶

企，推動改制轉型。普洱茶等具越陳越香的特性，港臺商人看到了茶葉的金融屬性，炒作普洱茶并將這

股投資熱引向內(nèi)地。政府和一些行會組織意識到，這是發(fā)展本地經(jīng)濟的良好契機，也樂于協(xié)力支持。于

是，各方聯(lián)合發(fā)動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其中2005年馬幫馱載普洱茶進京、滇茶馬幫西藏行等受到廣

泛關注。各地政府意識到“茶馬古道”概念在民眾中深度普及，是招徠、吸引游客觀光的良好契機，宣傳、

旅游、文物等部門各司其職、積極聯(lián)動，發(fā)起了以茶馬古道為主題的各種活動，如學術研討會、聯(lián)合展覽、

博覽會等。這時“茶馬古道”已經(jīng)從學術界“出圈”，成為工商業(yè)、休閑觀光業(yè)、文化娛樂業(yè)等具有經(jīng)濟、社

會和文化價值的大眾化概念。也就是說，經(jīng)過20年的發(fā)展，“茶馬古道”已經(jīng)從學術概念演變成文化符

碼，成為產(chǎn)業(yè)的文化品牌和標簽，成為拉動產(chǎn)業(yè)和區(qū)域經(jīng)濟發(fā)展的力量［32］

（P42-46）。因此，各級政府和

職能部門、相關行業(yè)組織、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事業(yè)單位等，都熱衷于組織學術研討會等各種類型的“茶

馬古道”活動，借此實現(xiàn)各自的價值和目標。與之相比，茶馬貿(mào)易或茶馬互市的研究，始終屬于學術話語

和學術議題，它們可以被納入茶馬古道體系、成為基礎構架，但卻無法在當代社會實現(xiàn)經(jīng)濟和商業(yè)價值。

與“南方絲綢之路”等同類型的概念相比，“茶馬古道”這些方面的價值也是其他概念難以企及的。

在商業(yè)和旅游等經(jīng)濟價值前景的憧憬和想象力的激發(fā)之下，各方都在探討和呼喚茶馬古道的開發(fā)

問題。開發(fā)的路徑主要有兩個，一是產(chǎn)品的開發(fā)，主要是以茶葉為主；二是旅游路線的開發(fā)，以及旅游片

區(qū)的規(guī)劃等。在茶馬古道茶葉產(chǎn)品的開發(fā)方面，云南主要力推生普和熟普等普洱茶、滇紅、沱茶等。四

川積極推動把雅安列為川藏茶馬古道的源頭城市。進入21世紀以后，雅安把銷往藏區(qū)消費的“邊茶”改

名為“藏茶”，借以突出茶馬古道茶葉服務藏民的文化特性［33］

（P117），積極打造“蒙頂山茶”“雅安藏茶”等

區(qū)域公共品牌。旅游方面，一些先知先覺的城市開始將茶馬古道作為文化標簽用于宣傳，如2001年西藏

昌都將“茶馬古道上的重鎮(zhèn)”作為其城市名片，打造茶馬古道旅游線路，麗江提出要科學開發(fā)茶馬古道，

用來繁榮麗江的旅游經(jīng)濟［34］

。學者們也紛紛就茶馬古道的旅游獻計獻策，如羅莉提出以茶馬古道為基

礎構建“大三角”藏區(qū)旅游經(jīng)濟圈［35］

（P33-38），王川提出了川、藏、滇三省區(qū)打造茶馬古道旅游品牌的六

項系統(tǒng)建議［36］

（P27-32）。在中國知網(wǎng)，以“茶馬古道”、旅游為主題的論文有521篇，占總篇數(shù)的24.3%。

可見，以茶馬古道旅游方面的探討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五、從歷史文獻到文化遺產(chǎn)的轉向

茶馬貿(mào)易是我國古代政治制度史、經(jīng)濟史的重要內(nèi)容，在《宋史》《明史》《清史稿》等史書的《食貨志》

《職官志》《兵志》中有“茶”“茶法”“茶馬司”等專門條目或內(nèi)容。清代樸學興起之后，輯錄前朝文獻資料

①“亞洲走廊”是韓國政府提出的概念，指“東北亞—中國—東南亞—印度”對角線，構成21世紀全球重要的經(jīng)濟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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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的風氣大漲，茶馬貿(mào)易的相關史料在《續(xù)文獻通考》《宋會要輯稿》《六典通考》等書中有專門整理匯編，以

梳理各個時期茶馬制度的演變。就各朝代的茶馬法資料纂集而言，日本佐伯富《宋代茶法研究》曾對宋

代展開較為系統(tǒng)和全面的整理［37］

；明代徐彥登編《歷朝茶馬奏議》，廣泛收集了明代茶法與馬政的典章制

度。清代將茶馬貿(mào)易作為安定邊疆、充實戰(zhàn)備的國計要政，國史館十分重視茶馬貿(mào)易史料的編纂，目前

存世《食貨志·茶馬》14冊，時間范圍從順治、乾隆、嘉慶年間乃至咸豐年間和清末，包括事跡長編、初纂

本、定本、進上善本等形態(tài)，成為纂修《清史稿·食貨志·茶法》時依據(jù)的重要底本之一。清末國史館還編

輯了《皇朝食貨志茶馬》《皇朝食貨志茶馬補》等［38］

（P131）。茶馬貿(mào)易的研究多是根據(jù)這些歷史文獻資料

所載史實展開論述和分析。

與歷朝歷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對四川、甘肅一帶茶馬貿(mào)易有比較詳細記載的情況相反，云南茶馬貿(mào)易

更多帶有民間性質，故文獻記載并不豐富，甚至比較匱乏。基于此種現(xiàn)實，一批云南的學者多從語言學、

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等角度展開思考，最早提出“茶馬古道”概念，而開展這些研究時就需要進入茶馬

古道的現(xiàn)場展開田野調查。當身臨其境感受馬幫的商貿(mào)活動及其征程時，他們發(fā)現(xiàn)茶馬古道沿線有大

量的正在被人們忽視或遺忘的文化遺址和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這些遺產(chǎn)是講好歷史文化故事的重要載

體，對其挖掘、保護和開發(fā)推動了當?shù)芈糜问聵I(yè)的發(fā)展。在意識到茶馬古道的多維價值之后，文化遺產(chǎn)

問題迅速被納入學者、政府和企業(yè)的視野。較早開始挖掘茶馬古道文化遺產(chǎn)的是麗江大研鎮(zhèn)，2002年，

該鎮(zhèn)聯(lián)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北京大學世界文化遺產(chǎn)研究中心在北京舉辦茶馬古道與麗江古

城歷史文化研討會，認為茶馬古道的繁榮造就了麗江古城的輝煌。同年，石碩《茶馬古道及其歷史文化

價值》一文認為茶馬古道具有文化底蘊和開發(fā)價值，并提出了遺產(chǎn)開發(fā)的三條路徑［39（］ P49-57）。

2008年，各方對于茶馬古道文化遺產(chǎn)問題有了自覺意識，開始積極行動籌劃申報文化遺產(chǎn)，可謂是

茶馬古道文化遺產(chǎn)元年。其一，云南普洱茶進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名單。其二，在四川邛崍市舉

辦的“中國·成都（邛崍）國際南絲路文化旅游節(jié)”期間，60余位學者在“南方絲路與民族文化論壇”上形成

倡議，呼吁要對西南古道文化遺產(chǎn)加強研究，有關市、地、州聯(lián)合行動按照世界遺產(chǎn)原真性與完整性原

則，做好保護和規(guī)劃，并籌劃申報成為世界文化線路遺產(chǎn)［40］

（P216-217）。其三，在全國政協(xié)十一屆一次

會議上，單霽翔等十幾位全國政協(xié)委員提交題為《關于重視茶馬古道文化遺產(chǎn)保護工作》的3040號提案。

單霽翔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這標志著茶馬古道文化遺產(chǎn)已經(jīng)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茶馬古道成為文

化遺產(chǎn)，則需要開展遺產(chǎn)點調查和文物普查、規(guī)劃線路、制定保護方案，這些都離不開研究工作，故政府

部門委托專業(yè)機構開展這些工作，這一步促進了文物界、學界和政府等各方的互動。2009年，國家文物

局委托云南省文物局和云南大學開展茶馬古道線路的研究，并提出申請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可行性方案，最

終形成了《茶馬古道文化研究報告》。云南先行，其他省份申報茶馬古道文化遺產(chǎn)的熱情也被調動起來，

紛紛展開行動。2010年6月，國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文化廳（文物局）、普洱市政府聯(lián)合主辦的“中國文化

遺產(chǎn)保護普洱論壇”發(fā)布了“普洱共識”，標志著國家開始介入茶馬古道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與此同時，云

南、貴州、四川等地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啟動將茶馬古道列為第七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于2013

年正式獲批。2010年，單霽翔在第十二屆中國科協(xié)年會主題演講及相關訪談中，將茶馬古道與大運河、

絲綢之路并稱，認為這是我國三條著名的文化線路［41］

（P224）；2011年，他又闡述了茶馬古道文化遺產(chǎn)青

藏、滇藏、川藏三大主干道及若干支線，系統(tǒng)梳理了文化遺產(chǎn)類型和構成。這是國家管理部門對“茶馬古

道”這一原創(chuàng)性概念的高度認可，也是對茶馬古道文化遺產(chǎn)重要性的充分肯定。2012年，茶馬古道上的

古茶園普洱景邁山入選《中國世界文化遺產(chǎn)預備名單》。2023年，普洱景邁山古茶林文化景觀成功入列

《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成為全球首個茶文化世界遺產(chǎn)。這標志著茶馬古道的文化遺產(chǎn)價值得到世界層

面的高度認可。

此外，茶馬古道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受到關注和重視。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的申請和認定方

面，茶馬古道滇藏線上的普洱茶制作技藝（貢茶制作技藝、大益茶制作技藝）、川藏線上的南路邊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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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時磊：從“茶馬貿(mào)易”到“茶馬古道”：對一個當代中國原創(chuàng)學術概念的考察

技藝等被列入2008年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名錄。自此之后，滇紅茶制作工藝、下關沱茶制作技

藝、茶俗（白族三道茶）、蒙山茶傳統(tǒng)制作技藝、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藝等都被列入了國家級非文化遺產(chǎn)名

錄。2022年11月，隨著中國傳統(tǒng)制茶技藝及其相關習俗被列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

代表作名錄，茶馬古道上的這些傳統(tǒng)制茶技藝和茶習俗又升格為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

對“茶馬古道”概念所蘊含的文化遺產(chǎn)維度的研究，就不僅僅是基于歷史文獻的研究，還應該基于考

古遺址和文物現(xiàn)場展開實證性的分析。也就是說，茶馬古道文化遺產(chǎn)需要文獻資料的支撐和驗證，但不

能完全依賴文獻資料，這與茶馬貿(mào)易或茶馬互市的研究是十分不同的。甚至是茶馬古道文物調查和勘

測所發(fā)現(xiàn)的文化遺址或文物會反哺茶馬貿(mào)易的研究，如2009年在甘肅省隴南市康縣發(fā)掘的《察院明文》、

2017 年在甘肅省隴南市徽縣發(fā)現(xiàn)的與茶馬貿(mào)易相關的殘碑和石刻，是對傳世文獻資料的重要補益。

2011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茶馬古道“新添—冷磧段”的文物調查［42］

（P65-72），中國科學院呂厚遠

等人2016年利用技術考古手段，對西安漢陽陵陪葬坑出土的疑似茶葉食物殘體、西藏阿里地區(qū)故如甲木

墓葬遺址茶葉遺存的認定等［43］

（P1-8），更是茶馬貿(mào)易文獻資料所未載之內(nèi)容。因此，將文獻資料和文化

遺產(chǎn)并重的“茶馬古道”研究，拓寬了茶馬貿(mào)易的傳統(tǒng)研究領域。

六、余 論

從1992年陳保亞《茶馬古道的歷史地位》、木霽弘等六人合著《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首次系統(tǒng)

闡釋“茶馬古道”概念算起，該學術概念只有30余年的歷史，但目前該概念已得到了國內(nèi)各界的普遍認

同。不僅如此，該概念還向日本、韓國及英語世界各國傳播［28］

，產(chǎn)生了不少有代表性的成果。這說明“茶

馬古道”概念不僅是屬于中國的，更在全球學術話語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這是當代學者學術原創(chuàng)能力

的具體表現(xiàn)，是觀察和分析中國當代學術生產(chǎn)和傳播機制的一個窗口。該概念已經(jīng)融入世界知識體生

成和構建的大潮之中，體現(xiàn)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

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典型例證［44］

（P4-22）。在其統(tǒng)攝之下，茶馬古道已經(jīng)擁有了與絲綢之路、大運河相

媲美的國際聲譽。如果沒有從“茶馬貿(mào)易”到“茶馬古道”概念變遷所激發(fā)的學術空間和共同熱情，這一

新的學術領域的發(fā)現(xiàn)、耕耘和收獲是難以想象的。

“茶馬古道”概念并不是憑空生造的，而是深植于中國歷史和文化土壤中。茶馬古道是對官營茶馬

貿(mào)易和茶馬互市這一近千年制度的繼承和發(fā)展，它將后者涵納其中并在時間、空間、學科領域、核心議

題、價值維度等五個方面對其廣為拓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到20世紀80年代還存留的馬幫、背夫

和他們的時代記憶，又為追索逝去的文化遺產(chǎn)打開了一扇窗。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當前茶馬古道研

究還存在一些問題。首先，“茶馬古道”概念是一個豐富的語義場域，容納著歷史文化的、經(jīng)濟商業(yè)的、學

術藝術的種種聲音。問題隨之而來，在眾聲喧嘩之中、在文化標簽符號的遮掩之下，不乏蹭熱點之作，譬

如帶有“茶馬古道上的……”表述的文章，去掉茶馬古道亦不影響其文章內(nèi)容。還有不少論著多是以茶

馬古道“考察”“紀行”“親歷”“風景”“故事”等為主題，其實質多是游記、散文，呈現(xiàn)當代茶馬古道的文化

景觀，并非專業(yè)性的、嚴謹?shù)膶W術書籍。故此，需要處理茶馬古道學術研究與知識普及的邊界，將學術著

作和文化休閑圖書區(qū)別開來，勾勒茶馬古道學術圖譜、提供研究基礎參考書目。其次，一方面茶馬古道

的不少學術會議是由地方政府組織的，這些會議容易陷入地方本位主義的褊狹，這在會議所出版的論文

集中可見一斑；另一方面在各種規(guī)模盛大的博覽會、文化節(jié)、旅游節(jié)、論證會，茶馬古道的學者和學術研

究被邊緣化，間或有學術為經(jīng)濟裝點門面和文化貼金的意味。最后，還要關注茶馬古道研究的非均等化

問題。茶馬古道研究關注的重點區(qū)域是西南，以四川、云南、貴州、西藏為主體，其中四川、云南兩省最為

活躍，各級部門給出了若干學術資助。這就導致茶馬古道學術研究整體失衡的問題，貴州、西藏等地在

茶馬古道研究領域存在失語問題，以至于第七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所列茶馬古道遺址只分布在四

川、云南、貴州省，西藏未有遺產(chǎn)點列入，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這種不均等化還體現(xiàn)在學術話語的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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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

蔽問題，例如茶馬貿(mào)易不僅存在于西南，在西北地區(qū)歷史上長期存在且極為重要［45］

（P118-132）。由于西

北地區(qū)的學者力量單薄以及地方支持力度有限等原因，導致茶馬古道研究論著大量覆蓋西南，卻未對西

北地區(qū)茶馬古道展開充分探討。另一層遮蔽來自絲綢之路概念，故西北茶馬貿(mào)易往往被歸并入絲綢之

路論述。近些年，有論者提出“北茶馬古道”的概念，有時又將其與“絲綢之路”、“萬里茶道”等纏繞在一

起，造成概念歸屬和定位的游離問題。

總而言之，從“茶馬貿(mào)易”到“茶馬古道”的概念變遷，帶來了傳統(tǒng)研究范式、領域和話語的轉型，提供

了學術發(fā)展的新空間，并產(chǎn)生了國際影響力?！安桉R古道”這一中國原創(chuàng)的學術概念，是中國當代學者學

術話語生產(chǎn)力和傳播力的表現(xiàn)，也是中國文化自信的表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促進茶馬古道

研究的新發(fā)展，則需要在“一帶一路”視野的統(tǒng)攝之下，以“大地理”“大歷史”“大文明”的新思維［46］

（P77-

84），運用多學科綜合的方法開展深入研究，促進“茶馬貿(mào)易”到“茶馬古道”概念轉換后學術研究的水平

和格局，凸顯茶馬古道對于中國乃至人類社會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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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ea-horse Trade\" to \"the Ancient Tea Horse Trail\":

An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al Academic

Concept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ng Shilei（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historical core of tea-horse trade, exploring local custom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nspired by the concepts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Southern Silk Road\", contempo‐

rary scholars such as Mu Jihong proposed the academic concept of \"the Ancient Tea Horse Trail\" in 1990s

with the academic self-consciousness. This original Chinese academic concept is a revolution to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tea-horse trade\" or \"tea-horse mutual trade\".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time and space covered by the concept, the great broadening of the disciplines and research horizons in‐

volved, the extension of research topics from domestic ethnic issues to international issues, the transition of

single academic value to multi-dimensional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historical document research

to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The concept of \"the ancient tea horse trail\" i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flu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aura, and reflects the academic creativity of contem‐

porary Chinese scholars, , which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developing Chinese systems for fields of study, aca‐

demia, and discourse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However,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this concept is confronted with some challenges such as \"aphasia\", due to over-ambiguous concep‐

tual semantic field, local departmentalism, academic marginalization, and overshadowing strong discourse.

Key words the ancient tea horse trail; tea-horse trade; history of concept;cultural heritage

■ 作者簡介 宋時磊，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武漢大學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湖北 武漢 430072。

■ 責任編輯 桂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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