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實證研究的傳統(tǒng)，分別代表了不同的場景變化過程。在總結美國場景及舒適物主要發(fā)展趨勢的基礎上， 通過對各變化模式的數(shù)據(jù)和分析得到了場景變化的初步結論。本文旨在提出場景演進模式研究的新路 徑，通過清晰的研究案例和研究方向說明思考和數(shù)據(jù)收集的方法，論證導致場景變化的因素有哪些，其 發(fā)生的原因何在，以及變化將朝向何方。 一、場景研究現(xiàn)狀 全球城市和社群巨大而深刻的變革催生了社會研究的場景視角［1］［2］［3］，盡管變化的具體形式和速度 各有不同，但其主題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是，隨著文化和消費重要性的持續(xù)上升，舒適物在定義城市和 社區(qū)的意義、機會和價值方面的作用亦與日俱增［4］［5］［6］。市場更多地傾向于為消費者提供休閑服務，而美 學和設計也滲透到了幾乎所有產品的方方面面。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在內的多元文化消費都在持續(xù)發(fā) 展［7］（P343-366）。人們對居住地、鄰里關系的選擇與公園、餐廳、咖啡廳、娛樂場館、運動場所、特色商店 等文化舒適物更加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居家辦公方式的轉變也加劇了這一趨勢。這為個人及家庭帶來 了新的自由，人們可以根據(jù)一個地方能夠為其提供的生活方式來進行住所的選擇，并擁有了除周末和夜 晚活動之外、從新的有利角度去重新想象自己社區(qū)的機會。因此，作為沖突、爭論、認同和組織的目標和 焦點，政治辯論和公共政策也越來越多地關注于生活方式問題［8］［9］。場景研究者的眾多論著及相關工作 記錄了全球許多城市在這些方面的變化［10］［11］［12］［13］［14］［15］［16］［17］。 我們與國際合作者在廣泛的對話中發(fā)展了場景理論，并使這些研究成果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更清晰 易懂。一般而言，場景理論認為，對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城市和社群最好的描述方式是場景而非景觀，包 括：物理環(huán)境與美學（如建筑、綠化等）綜合作用所產生的整體風格和場景，居住和工作場所及經常出入 于其中的人們（包括其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征），人們所參加的活動（例如在公園中吹薩克斯或跳舞、在咖 啡店喝咖啡、打理公共花園等），以及這些活動所激發(fā)的價值和象征意義（如自我表達、地方真實性、社區(qū) 睦鄰性及華麗戲劇性）。 盡管我們和其他學者曾在多處具體闡釋過這些想法［18］［19］［20］，其核心思想是統(tǒng)一的。我們將傳統(tǒng)的 社會學概念（如傳統(tǒng)主義、族群、合法性或領袖魅力）、標準的地方量度（如種族構成、收入、年齡或選舉） 與較新的概念（如迷人、越軌、自我表達、戲劇性和真實性）結合起來，其目標并非要替代傳統(tǒng)的社會學理 論，而是進行新舊理論的疊加與組合，正如世界本身的變化也來自將新的或小的活動和價值融入過去的 更大形制之中。 以往眾多研究從通識的角度對場景的關鍵概念進行了討論。例如，認為“后工業(yè)”“消費社會”這樣 的概念指出了在工業(yè)主義或面向生產者的社會安排之外的“其他東西”，卻并未對“其他東西”的具體指 涉做出分析。因此，場景理論旨在通過概念界定、方法論和量化研究對所謂的“其他東西”做出實質和內 容上的補足。場景理論認為，“后工業(yè)”或“消費社會”意指的“其他東西”不是一般的消費，而是具體的消 費實踐，它隨著消費重要性的增加而變得更加精細化和專門化；也不是在工廠和車間之外的通用理念， 而是具體的科學研究，它著重分析設計、美學、消費、舒適物和場景顯著性的增加對工作、居住以及政治 重構產生的影響。 盡管場景的概念和研究誕生于對重要社會變革的學理分析，但在實踐中卻鮮有場景研究者去驗證 場景變化的原因和方式。事實上，絕大多數(shù)的場景研究都是共時性的，他們試圖在一個單一的時間點上 對多個地方的場景類型進行描述。盡管一個地區(qū)的場景類型往往與當?shù)亟洕?、居住模式和政治取向?變化相聯(lián)系，但在這類研究中，場景本身被假定為是相對穩(wěn)定的［1］（P313-353）。這種為了使研究便捷化 的穩(wěn)定性假設是根據(jù)以下理由提出的：首先，場景理論發(fā)展早期的數(shù)據(jù)可及性。當時，舒適物數(shù)據(jù)很難 得到，且一般為時點數(shù)據(jù)（對時段數(shù)據(jù)的匯總往往費時費力）。其次，隨著數(shù)據(jù)和相關概念的量級增長， 結合手頭的基礎同步數(shù)據(jù)和地域間差異數(shù)據(jù)，我們傾向于確證特定區(qū)域的場景，并使得不同區(qū)域間具有

Daniel Silver 等：場景的演化：四種社會發(fā)展模式在場景中的應用 ·51· 可比性。盡管在人群、區(qū)域、活動、價值和他們的子集之間存在動態(tài)關系，但其仍具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 場景研究至今已有 15 年的歷史，而克拉克（Terry Clark）則在更早時期就開始了對果汁吧和劇團等 舒適物的城市發(fā)展?jié)摿ρ芯浚?1］（P357-378）。此類研究都證明，目前已經可以獲取較長時序的關鍵數(shù)據(jù) 集，而其中部分數(shù)據(jù)也將用于下文對場景變化模型的研究。雖然這些數(shù)據(jù)并未達到傳統(tǒng)經濟學意義上 對時間序列的要求，但從更廣闊的歷史維度來看，我們對后工業(yè)化社會的研究仍處于不斷積累研究方法 和數(shù)據(jù)的初級階段。因此，本文邁出了場景變化理論研究的第一步，并結合數(shù)據(jù)和例證進行了實證 分析。 我們在研究中努力避免將場景的變化降至單一維度，而是去尋求多維交疊的變化過程。根據(jù)現(xiàn)有 場景理論研究，我們試圖建立能夠解釋以下問題的模型：為什么地方（如物理環(huán)境、舒適物的構成與設 計）會發(fā)生變化？為什么那里的人會發(fā)生變化？為什么他們的活動會發(fā)生變化？以及為什么他們的價 值觀會發(fā)生變化？幸運的是，在社會學及相關研究中有豐富的變化理論成果可供借鑒；與我們的一些研 究相類似，我們不一定要做全新的研究。但是，當把各種變化理論相互結合并佐以恰當?shù)臄?shù)據(jù)時，就為 變化研究增加了一種獨特的整體視角，這與我們進行場景靜態(tài)化研究的整體性和關聯(lián)性方法是統(tǒng)一的。 我們在下文闡述了場景變化多元路徑的基本原理，即場景變化的“4D”模型：發(fā)展模式（develop‐ ment）、分化模式（differentiation）、防御模式（defense）和擴散模式（diffusion）。在分析美國場景和舒適物 主流趨勢的基礎上，我們闡述了每種變化模式的核心概念，并分析了各模型的數(shù)據(jù)和方法實證研究方 式，主要目的是指出場景如何變化及為何變化的潛在研究方向，且對推進場景變化研究的數(shù)據(jù)來源和分 析方法類型提出了建議。 二、場景的演化：舒適物和場景的變化趨勢 在《場景：空間品質如何塑造社會生活》［1］（下文簡稱《場景》）和其他論著中，我們主要依據(jù)時點數(shù)據(jù) 進行研究，首爾咖啡館數(shù)量的增長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隨著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對 “郵政編碼商業(yè)模式”數(shù)據(jù)庫（在《場景》中被譯為 BIZZIP）的數(shù)字化和年度報告的公開，繪制數(shù)百種機構 的總體軌跡成為可能，而其中許多機構在定義當?shù)貓鼍胺矫婢哂忻黠@的文化意義。 圖 1 顯示了 1998-2016 年特定舒適物在紐約、芝加哥和洛杉磯以及美國平均水平的變化趨勢。從圖 中可以看出：紐約的藝術品經銷機構急劇增長，與全國其他地方緩慢而穩(wěn)定的上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與此同時，全美國范圍內的美術學校數(shù)量大幅增長，美容用品店和美甲店數(shù)量也在美國各地迅速增加。 每個郵政編碼對應區(qū)域內餐廳的平均數(shù)量增加超過 2 倍。家居和園林設計機構快速增長，全國每個郵政 編碼對應區(qū)域內景觀服務機構從 4 個增加到 5.5 個，而這類機構在芝加哥則增加到超過 8 個。與兒童和 家庭有關的舒適物數(shù)量（具體表現(xiàn)為日托中心和家庭服裝店）也漲勢明顯。盡管宗教組織目前出現(xiàn)世俗 化趨勢，但其數(shù)量在包括紐約在內的城市中仍穩(wěn)步增長。獨立藝術家和人權組織在洛杉磯急劇增加，而 社會倡導組織則主要集聚于紐約和芝加哥。從總體變化趨勢來看，文化、美學、設計、教育、體育、娛樂等 領域的設施和活動在美國社區(qū)中的規(guī)模持續(xù)擴大充實，在地景觀也逐漸轉變成為一種場景。 圖 2 進一步加入三個城市在特定場景維度的標準分變化趨勢，以表示這些城市相對于全國平均水平 的得分。其核心信息包含兩個方面。 第一，這些場景標準分的變化趨勢有助于總結 150 個舒適物變化的整體意義，而非圖 1 中展現(xiàn)的少 數(shù)舒適物。雖然個別舒適物的具體細節(jié)也很重要，但在場景測量中的綜合意義變得更加明顯。 第二，具體來說，無論是單獨還是作為一個群體，圖 2 均表現(xiàn)了三個城市在場景維度的連續(xù)性和變化 趨勢。盡管 2010 年后三個城市在自我表達的維度得分都增長迅速，其中洛杉磯在促進個人自我表達方 面尤為突出［6］（P97-114）。此外，芝加哥在美國主要城市中以保持較強的睦鄰性脫穎而出，而洛杉磯和紐 約在該維度得分則有所下降。同時，三個城市的愛炫性和迷人性得分均有增長，其中紐約增幅最大，其

·52·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圖 1 1998-2016 年美國特定舒適物發(fā)展趨勢圖 注：圖中所選舒適物從上到下、從左到右依次為：藝術品經銷機構，美容沙龍，兒童日托中心，化妝品和美容用品店、香水店，家庭服裝 店，美術學校，全服務餐廳，人權組織，獨立藝術家、作家和表演者，景觀服務機構，美甲店，社會倡導組織，宗教組織（譯者注）。 圖 2 1998-2016 年特定場景維度趨勢圖 注：圖中場景維度從上到下、從左到右依次為企業(yè)的、愛炫的、迷人的、睦鄰的、自我表達（譯者注）。 迷人性得分于 2007 年后超過了洛杉磯。三個城市雖然在企業(yè)性維度的得分相對高于美國其他地區(qū)，但 洛杉磯和芝加哥的得分總體下降，只有紐約的得分在 2007 年后出現(xiàn)了反彈。 場景的變化趨勢可以通過地圖進行地理分布的可視化。以自我表達維度為例，圖 3 顯示了每個郵政 編碼對應區(qū)域 1998-2016 年在該維度的得分差異。紐約市布魯克林區(qū)的威廉斯堡街區(qū)自我表達得分增 速最快，在此期間藝術家大量涌入該區(qū)域；同時，布魯克林區(qū)的其他街區(qū)和曼哈頓上城在該維度的得分 也增速較快。洛杉磯市中部地區(qū)是全城自我表達維度得分增速最快的區(qū)域，主要集中在回聲公園和銀

Daniel Silver 等：場景的演化：四種社會發(fā)展模式在場景中的應用 ·53· 湖區(qū)等新興的藝術家街區(qū)。芝加哥市自我表達維度得分的增長速度總體上較低，大部分發(fā)生于西環(huán)區(qū)、 近北區(qū)、南環(huán)區(qū)附近，囊括了芝加哥的民族—種族社群。最大的增長出現(xiàn)在舒適物較少的小區(qū)域，這些 區(qū)域新成立了一些美術和文化機構。 圖 3 1998-2016 年三個大城市自我表達維度變化趨勢地圖 注：本圖分別呈現(xiàn)了芝加哥、洛杉磯和紐約自我表達維度在全部郵政編碼對應區(qū)域內的變化趨勢。變化的計算方法是其在自我表達 維度得分的差異[1（] P373-430）。根據(jù)自然斷點分類（Jenks natural breaks），郵政編碼按照變化從低到高分為五組。 三、從描述到解釋：發(fā)展、分化、擴散、防御 以上呈現(xiàn)的變化及其類似趨勢因其可比性而具備了分析價值。如果不能將各城市的趨勢與全國平 均水平進行比較，我們將無法知道究竟看到了什么。上升、下降、高低、穩(wěn)定和波動的意義都來自比較， 除非有辦法與他者進行共時性、與自者進行歷時性比較，否則我們亦無法獲知所面對的事物，這是自亞 當·斯密（Adam Smith）、庫利（Charles Cooley）到涂爾干（Emile Durkheim，又譯埃米爾·杜克海姆）所形成 的社會學經典思想。因此，場景研究始終堅持收集數(shù)據(jù)并進行廣泛比較的重要性，其目的并非僅關注于 海量的數(shù)據(jù)，而是因為比較是智慧和自我理解的開端。繪制比較趨勢圖只是第一步，我們需要在其基礎 上去構建變化模式。因此，我們不需要重新創(chuàng)造方法，而應是調整一般社會學變化模型以使其適應場景 研究。以下幾個模型為例，可分析其在關鍵的新舊場景數(shù)據(jù)上的應用。 （一）發(fā)展模式（Development） 場景變革的第一個核心模式是發(fā)展模式。這是將現(xiàn)代化作為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轉化的簡單概念。 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就是這種觀念的代表，他認為，社會隨著發(fā)展將打破傳統(tǒng)主義和社群主義，而 變得更加城市化、理性、富有魅力和自我表達。緊湊的小型社會和大城市就是這種轉變的典型代表，前 者以深厚的傳統(tǒng)性和強烈的睦鄰性為標志，而后者則以大公司、科研中心、時尚和藝術機構為主導。 在滕尼斯之后，馬斯洛（Abraham Maslow）和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學者沿襲了這一傳統(tǒng)。 馬斯洛強調了個人發(fā)展將隨著社會文化發(fā)展呈現(xiàn)為線性路徑，認為該路徑從追求營養(yǎng)和個人安全等基 本需求上升到社會需求（如陪伴和認同），最終在藝術、宗教等實踐中滿足自我實現(xiàn)的文化需求。英格爾 哈特把類似理論應用到世界觀調查的縱向跨國研究中，發(fā)現(xiàn)隨著國民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安全和保障 水平的提高，人們會傾向于從“傳統(tǒng)”價值觀向側重個人主義和自我表達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轉變。 發(fā)展模式對場景的變化做出了直接預測。我們發(fā)現(xiàn)，當一個地區(qū)變得越來越發(fā)達（無論是財富還是 教育層面），場景維度也發(fā)生了變化，即從強調諸如傳統(tǒng)或睦鄰等社群價值轉變?yōu)橹匾曋T如迷人、理性和 自我表達的城市場景價值。這就是滕尼斯—馬斯洛—英格爾哈特定理（T?nnies-Maslow-Inglehart Theo‐

·54·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rem）：當個人和社會的思想和行動能力擴大時，就會相應地產生后物質主義的價值及場景轉向。 我們使用與圖 1 至圖 3 相同時間序列的 BIZZIP 數(shù)據(jù)來檢驗這一命題。由于要將此數(shù)據(jù)與人口普查 信息結合起來進行統(tǒng)計學分析，故不能像《場景》和其他研究中一樣使用單年數(shù)據(jù)。我們可以使用固定 效應分析來進行分析①，這種分析方法的作用就在于它使得我們不僅可以分析不同郵政編碼對應區(qū)域之 間的場景差異，更可以去驗證特定郵政編碼對應區(qū)域內的場景變化。如果僅有單點時間數(shù)據(jù)，那么只能 進行區(qū)域間差異比較。雖然區(qū)域間比較可以傳遞很多內容，但它也可能帶有誤導性。例如，哪怕我們發(fā) 現(xiàn)高等教育和自我表達型場景正相關，但仍無法確定這一相關是因為教育導致了自我表達的提升，還是 由教育水平較好的區(qū)域內其他未知因素所導致的（可能是文明度較高的城市人既傾向于更高質量的教 育也重視自我表達）。雖然我們可以盡可能收集潛在的“遺漏變量”（例如密度或與中央商業(yè)區(qū)的距離） 的數(shù)據(jù)，但如“文明度”這類要素卻往往容易被忽略。 固定效應分析有助于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將特定區(qū)域與自身進行歷時性比較，而不是將芝加哥或 紐約的中心城區(qū)與郊區(qū)小鎮(zhèn)的社區(qū)相比，這意味著我們會研究每個郵政編碼對應區(qū)域內人們收入或教 育水平的提高是否會相應地帶來區(qū)域自我表達、迷人或理性的增加。事實上，當每個區(qū)域都與自身形成 對照組，不論是何種隨時間推移而穩(wěn)定下來的特征，哪怕像城市文明度那樣無法測量，也都會作為帶來 偏差的遺漏變量而被排除。雖然像所有方法一樣，這種方式也有其局限性（不能完全排除導致區(qū)域變化 的遺漏變量），但它的確構成了一套更為縝密的方法來測度收入或教育水平提高對此類變化的影響。 表 1 顯示了六個固定效應回歸模型的結果。每個模型都驗證了教育和收入對特定場景維度的影響： 包括三個“城市”維度（自我表達、迷人的、理性的）和三個“社群”維度（傳統(tǒng)主義、睦鄰的、平等主義）。 表 1 收入和教育水平固定效應回歸分析結果 觀測變量 自我表達 迷人的 理性的 傳統(tǒng)主義 睦鄰的 平等主義 本科以上教育程度 估計值 估計值 估計值 估計值 估計值 估計值 0.01 *** 0.01 ** 0.00 ** -0.00 *** -0.01 ** -0.01 *** 中等以上收入家庭 0.01 *** 0.01 ** 0.00 ** -0.01 *** -0.00 ** -0.01 *** 觀測值 47255 47255 47255 47255 47255 47255 注：*、**、***分別表示 P <0.05、P <0.01、P <0.001。本表顯示了特定郵政編碼點六個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每個模型都驗證了教育和收入對特 定場景維度的影響：三個“城市”維度（自我表達、迷人的、理性的）和三個“社群”維度（傳統(tǒng)主義、睦鄰的、平等主義）。所有變量都已標準化，且根 據(jù)郵政編碼進行了標準誤分組。教育和收入水平來自 2000 年、2010 年和 2017 年數(shù)據(jù)，并將其分別對應到當年的場景表現(xiàn)得分。場景數(shù)據(jù)來自郵 政編碼商業(yè)模式（Zip Code Business Patterns），并根據(jù)《場景》中描述的方法轉化為“場景表現(xiàn)得分”。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來自國家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表 1 的結果明確佐證了滕尼斯—馬斯洛—英格爾哈特定理。總體來看，當一個區(qū)域的教育和收入水 平提高后，該區(qū)域在自我表達、迷人的和理性的三個場景維度也將取得發(fā)展，同時，其社群維度的傳統(tǒng)主 義、睦鄰和平等主義得分將會下降。本案例是一個簡單模型，它只包含了少數(shù)幾個變量，以使得結果更 加直白；如果增加更多的變量將會進一步強化這項分析②。即便如此，這項研究仍對影響場景維度歷時 性變化的因素進行了首次也是極為嚴苛的測試。 （二）分化模式（Differentiation） 由滕尼斯、馬斯洛和英格爾哈特提出的發(fā)展模式在清晰性上是值得稱道的，但也因簡單化而受到了 尖銳的批評。盡管“理性”與公共產品供給同步增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現(xiàn)代醫(yī)學），但帕森斯（Talc‐ ① 現(xiàn)有很多關于固定效應模型的介紹，其中通俗性總結見以下網頁內容：https：//www.kellogg.northwestern.edu/faculty/dranove/htm/dranove/ coursepages/Mgmt%20469/Fixed%20Effec ts%20Models.pdf。 ② 例如，我們曾嘗試將種族作為控制變量，將其對應地加入教育和收入三年數(shù)據(jù)中的其中兩年，發(fā)現(xiàn)最終結果并未發(fā)生改變。我們也計劃在未來 使用《場景》中提出的完整“核心”維度進行分析。

Daniel Silver 等：場景的演化：四種社會發(fā)展模式在場景中的應用 ·55· ott Parsons）對滕尼斯認為的多個可分析的特征性維度最終將朝著同一方向發(fā)展的假設提出了批判。馬 斯洛和英格爾哈特也因其提出的線性趨勢而受到了類似的批評，即總是從“傳統(tǒng)”和“基礎”的需求和價 值向后物質的方向轉變［22］（P421-434）。然而自我表達機會的增加不應該消除傳統(tǒng)的社會和文化形式 （如傳統(tǒng)宗教），而可能導致新平等主義、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組合的形成［23］。與其把這類批評當成摒棄發(fā)展模式 的理由，不如說他們?yōu)樵撁}的補充和完善帶來了機會，這些命題可以通過場景的方法和數(shù)據(jù)來進行驗 證。因此，以上分析說明了研究應該如何繼續(xù)向前推進。 然而無論哪種發(fā)展模式都傾向于研究社會、經濟或心理變量（如收入和教育）與實質性的文化內容 或價值（如自我表達、傳統(tǒng)主義和理性）轉變之間的關系。相比之下，變化的分化模式則注重以活動在模 式或分布方面的結構性轉變?yōu)樘卣鳌＿@是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中提 出的經典變化模式。設想以下高度精簡的場景：在某一時間，兩個被河流隔開的小鎮(zhèn)上各有一家面包店 提供烘培服務，他們之間不存在競爭；后來，河上建起小橋連接了兩座小鎮(zhèn)，這就提高了涂爾干提出的區(qū) 域“動力密度”（dynamic density），而兩家面包店此時也形成了競爭，二者或此消彼長，或進行精細化分 工，使得我們現(xiàn)今擁有了一家紙杯蛋糕店和一家餅干店。這當然是一個高度風格化的例子，但其主旨卻 是清晰的，可稱之為涂爾干理論（Durkheim thesis）：交流和互動會引發(fā)競爭，而競爭可以通過專業(yè)化來解 決。當場景以此模式發(fā)生變化時，我們期望找到一種持續(xù)專業(yè)化的模式，而這種專業(yè)化與區(qū)域的動力密 度正相關。 我們使用美國著名商戶點評網站 Yelp 收集的數(shù)據(jù)來驗證涂爾干理論。Yelp 為研究人員提供了包括 美國和加拿大六座城市（多倫多、卡爾加里、蒙特利爾、匹茲堡、夏洛特鎮(zhèn)和鳳凰城）在內的數(shù)據(jù)集，其中 每條評論都帶有時間點并對應具體商家的位置信息［24］，使我們能夠統(tǒng)計特定區(qū)域在特定時間段內各類 商戶的具體數(shù)量（本研究主要選取 2011-2017 年的數(shù)據(jù)）?，F(xiàn)有研究的重點就在于，Yelp 上的商家是按照 從總類到具類的層次架構分類的（如“餐廳”總類下又具體分為不同菜系），因此可以通過更多相對普遍 的分類來測度涂爾干提出的一個區(qū)域的專業(yè)化程，一個專業(yè)化欠佳地區(qū)可能會有兩家“餐廳”，而專業(yè)化 地區(qū)則可能有一家法國餐廳和一家中國餐館。 我們采用定量研究來闡釋這種直觀的感知。Yelp 的類別層級越低，其專業(yè)化程度越高。按照專業(yè) 化程度從總類到具類進行賦分，總類為 1，下一級為 2，以此類推，Yelp 共分為 4 級。根據(jù)這種賦權方式， 我們識別出特定區(qū)域內的分類信息，并將其專業(yè)化得分相加。一個商家可能隸屬于多個分類，因此我們 用該區(qū)域同年的類別總數(shù)對專業(yè)化得分之和進行標準化處理，這使得標準化后的結果在類別總數(shù)不同 的地區(qū)間具有了可比性。例如，假設有 A、B 兩個地區(qū)，A 區(qū)有 5 個類別，各類專業(yè)化得分為 1（即 cat1=1， cat2=1，cat3=1，cat4=1，cat5=1），B 區(qū)有 2 個類別，專業(yè)化得分分別為 3 分和 2 分（即 cat6=3，cat7=2）。在這 個案例中，如果不進行標準化，則 A、B 兩個區(qū)的專業(yè)化得分和均為 5 分；但進行標準化后，A 區(qū)得分為 1， B 區(qū)得分為 2.5，說明 B 區(qū)的平均專業(yè)化程度更高。圖 4 和圖 5 分別展示了六個城市基于 Yelp 數(shù)據(jù)集的專 業(yè)化年度總趨勢和各城市專業(yè)化趨勢。專業(yè)化程度是按照 Yelp 內各類別層級由高到低的劃分來測定的 （如從“餐廳”到“poke restaurant”），分類越精細意味著區(qū)域的專業(yè)化程度越高。圖中點表示年度均值，箱 須表示標準誤。從圖中可以看出，專業(yè)化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高，盡管在個別地區(qū)會有所降低。 但從總體來看，美國的城市往往比加拿大的專業(yè)化程度更高，且專業(yè)化的速度也更快。 涂爾干理論認為動力密度將會推動專業(yè)化趨勢，我們同樣使用固定效應回歸模型來驗證這一命題， 通過商業(yè)密度來測量動力密度，即統(tǒng)計每一個人口普查區(qū)單位面積內的商家總數(shù)。與人口密度相比，商 業(yè)密度更符合涂爾干的原始想法，如前文提及的紙杯蛋糕店和餅干店的例子。商業(yè)密度也可以按年份 進行統(tǒng)計，但本文只有少量的人口變量可以從一個以上的時間點納入，這些變量在美國包括種族和人口 密度，在加拿大則包括種族、人口密度、家庭收入中位數(shù)和教育水平。表 2 分別顯示了美國、加拿大和二 者綜合的運算結果，第三列的綜合運算僅包括商業(yè)密度以反映其在所有區(qū)域所有年份的影響。

·56·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表 2 動力密度導致分化加劇 觀測變量 加拿大估計值 美國估計值 合計估計值 本科以上教育程度 -0.01 人口密度 0.01 0.00 中等以上收入家庭 0.01 0.01 白人占比 -0.00 商業(yè)密度 0.02 ** 0.01 * 0.01 ** 觀測值 1265 1343 9241 注：*、**、***分別表示 P <0.05、P <0.01、P <0.001。本表展示了三個固定效應回歸分析的結果。在每個回歸模型中，Yelp 專業(yè)化得分（計算方法 如前文所述）是因變量。商業(yè)密度是每年測量的，加拿大的教育、人口密度、家庭收入中位數(shù)和種族是兩個時點的數(shù)據(jù)，而美國這兩年的數(shù)據(jù)只包 括人口密度和種族。 表 2 的結果有力支撐了涂爾干的經典理論。在這兩個國家中，商業(yè)密度是唯一對分化模式有顯著統(tǒng) 計學意義的變量。其他的變量（包括種族、教育、收入和人口密度）與加拿大或美國的專業(yè)化沒有確信關 系。此外，在涵蓋所有年份的組合模型中，商業(yè)密度增加的區(qū)域也表現(xiàn)出了更高的分化度。涂爾干理論 有力地解釋了圖 4 和圖 5 中六個城市的舒適物專業(yè)化程度提高的原因。 圖 4 Yelp 網站中美國、加拿大六個城市舒適物 圖 5 Yelp 網站中美國、加拿大的六個城市舒適物 專業(yè)化程度年度總趨勢 專業(yè)化程度趨勢 （三）擴散模式（Diffusion） 分化模式強調了在地舒適物的結構性變化——專業(yè)化程度的逐漸加深，但并未說明可能導致變化 產生的實質性原因。古典社會學理論家齊美爾（Georg Simmel）提出，更大范圍的分化將會催生更多的 個人主義、更高的自我表達，為傳統(tǒng)主義的轉向潛在地創(chuàng)造了基礎。在發(fā)展模式和分化模式的基礎上， 將此類命題融入更具交互性的模式，可使未來的實證研究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發(fā)展模式和分化模 式并沒有窮盡社會發(fā)展的經典模式。第三種變革模式是擴散模式，其代表理論家包括塔爾德（Gabriel Tarde）、希爾斯（Edward Shils）、迪馬吉奧（Paul DiMaggio）和鮑威爾（Woody Powell）。擴散模式的基本思 想是思想和價值觀會在區(qū)域間流動并引發(fā)社會變化，該模式通常會根據(jù)與在地環(huán)境的互動進行一定調 整。其前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創(chuàng)新的擴散［25（］ P432-448），而城市演進研究帶動了該模式的向前推進［26］。 擴散模式包括兩種運行機制。第一種機制是遷移：人們的偏好隨其一起遷移，在這些偏好的基礎 上，人們創(chuàng)造或激發(fā)了場景，并在新的環(huán)境中對其不斷進行修正。埃拉扎爾（Daniel Elazar）展示了美國 文化矩陣是如何從具有不同宗教和文化形態(tài)的歐洲人的遷移模式中演化而來的。第二種機制是復制或

Daniel Silver 等：場景的演化：四種社會發(fā)展模式在場景中的應用 ·57· 模仿：一個地方的人通過閱讀、互聯(lián)網或電影等看到了其他地方的風格，并試圖去創(chuàng)造他們自己的版本。 塔爾德強調了這一過程，他認為復制可以自下而上，也可以自上而下。普通人學習新風格的主動嘗試是 自下而上的，當這種嘗試行為被政府或管理者強加則是自上而下的。 根據(jù)擴散的機制類型，隨著場景從一個區(qū)域向其他區(qū)域傳播，將會形成不同的接受曲線。當擴散由 遷移驅動時，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人口的流動與其帶來的場景的變化是緊密聯(lián)系的。如果這種遷移是一種自 下而上的模仿，其接受曲線應該是 S 型的。我們將其稱之為“塔爾德理論”（Tarde Thesis）：由思想復制和 實踐驅動的擴散往往開始得很慢，并在一個臨界閾值之后迅速增長，最后趨于平穩(wěn)。如果這種遷移是自 上而下的推動，其接受曲線將會是一條迅速上升然后逐漸穩(wěn)定的 C 型曲線；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權威將 在某些地區(qū)同時采用同一種做法，而其在建設初期得到了較多的應用。隨后擴散將保持集中化和“波浪 式”，在指定的時間導入特定的地點。S 型擴散過程以有機/新興為特征，C 型擴散與設計和控制有關。圖 6 呈現(xiàn)了核心動態(tài)擴散模式的理想化形式。 圖 6 擴散模式的理想形式 注：理想化的擴散曲線顯示，C 型曲線表示擴散的外部來源，如規(guī)劃機構；S 型曲線的接受率由接受者網絡對信息線索的內生反應所 決定。后者與流行趨勢、連鎖效應和其他形式的社會學習有關。 變化的擴散模式研究以及城市形態(tài)的演變?yōu)樽兏镘壽E的影響因素增加了新的變量。借鑒海洛斯坦 德（Hagerstand）的做法，雷姆伯特（Raimbault）和普邁恩（Pumain）認為創(chuàng)新往往從市中心開始，再通過城 市系統(tǒng)滲透至小城鎮(zhèn)［27］。其他的研究指出了印記的影響，即起源地會給在地實踐打上價值和名譽的烙 印，而這種烙印又反過來限制了這些實踐只能在其他類似的地域傳播，直到或除非對其進行修正后才會 被新的群體接受。例如，瑜伽最初經由大學城傳入美國，如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市或加利福尼亞州的伯克 利市，隨后其傳播雖然有所擴大，但一直集中在高等教育集聚區(qū)。而如果瑜伽的傳播想要在美國實現(xiàn) “質的飛躍”，就必須進行調整，以吸引更多現(xiàn)有小眾群體之外的人［28（］ P596-615）。 圖 7 顯示了四種組織形式的擴散模式，闡釋如何利用曲線來理解 Blaze Pizza（北美的一家披薩專營 店）、特斯拉超級充電站、摩門教教會和歐盟國家的擴散過程。圖中顯示了每一種形式按實際時間年份 劃分的總擴散百分比。在 Blaze Pizza 和特斯拉超級充電站這兩個案例中，通過社會學習（即個人或組織 觀察他人并對其行為或品味進行復制）實現(xiàn)其快速擴散。而歐盟則更加有條不紊地擴散，其發(fā)展呈現(xiàn)出 歐盟與各國家層面的協(xié)調。摩門教教會的發(fā)展介于二者之間，隨著摩門教的普及，在最初的 30 年里，一 旦教會獲得了集權式規(guī)劃功能，就會引發(fā)新一波的增長。這種微妙的“混合模式”在現(xiàn)實數(shù)據(jù)中很常見，

·58·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它可以成為一條有力的線索，有助于了解在特定的時間點上作用于城市形式和基礎設施的進化壓力。 圖 7 四種不同類型的擴散曲線 注：本圖顯示了四種不同形式的擴展速度，包括 Blaze Pizza（數(shù)據(jù)采集自其官方網站）、歐盟國家、摩門教教會（數(shù)據(jù)取自教會官網）和 特斯拉超級充電站（數(shù)據(jù)取自網站 supercharge.info）。現(xiàn)有數(shù)據(jù)為 2019 年數(shù)據(jù)，X 軸表示一種形式首次出現(xiàn)后的年數(shù)，Y 軸為具體時間擴 散的舒適物占 2019 年數(shù)據(jù)的比例。 這些特定的舒適物（也包括下文將會討論的舒適物）都有時間序列數(shù)據(jù)，顯示了其從原生地向外擴 散的時間和地點。雖然這些舒適物不能直接決定場景，但其出現(xiàn)與否將會對場景產生影響。圖 7 具體呈 現(xiàn)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擴散機制之間的實證差異。 圖 8 蘋果公司（Apple Inc.）實體店依城市規(guī)模擴散軌跡趨勢 注：本圖總結了美國的蘋果公司實體店創(chuàng)店前 100 家、第 200 家和第 300 家在都市地區(qū)的規(guī)模分布。數(shù)據(jù)來自蘋果官方網站（Apple Store），時間截止到 2018 年；都市規(guī)模數(shù)據(jù)來自 2015 年美國社區(qū)調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報告。 這一方面說明進行適應性修正可推動企業(yè)進一步融入新的環(huán)境，也說明了沃爾瑪及類似超市向美 國文化中所謂的獨特實用主義鏈條調整的趨勢［28］（P596-615）。這些實用主義的企業(yè)不僅代表了美國的 鄉(xiāng)村文化（如傳統(tǒng)的宗教物品、狩獵用品），也體現(xiàn)了教育程度較高地區(qū)更具表征性和城市化的特質（如

Daniel Silver 等：場景的演化：四種社會發(fā)展模式在場景中的應用 ·59· 圖 9 沃爾瑪超市依教育水平擴散軌跡圖 注：本圖總結了包含創(chuàng)店前 100 家、第 101-1000 家和第 1001-3165 家美國沃爾瑪超市所在城市區(qū)域內成年人的平均學位的情況。 沃爾瑪超市的數(shù)據(jù)來自截至 2018 年的 AgData 網站，教育數(shù)據(jù)來自 2015 年的美國社區(qū)調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報告。 瑜伽用品、有機食品）。因此，沃爾瑪超市的擴散模式體現(xiàn)出了它對美國文化鴻溝的獨特彌合作用。后 續(xù)研究可進一步對活動的類型展開分析，如驗證哪些活動傾向于特定場景，哪些適用于多場景轉換。例 如，初步研究表明，像特斯拉充電站和 In-N-Out 漢堡（In-N-Out Burgers）這樣的舒適物正在向更加傳統(tǒng)主 義的場景擴散，而沃爾瑪超市的擴散情況則相反。對擴散模式展開進一步研究已然時機成熟。 圖 10 對擴散模式進行了最終說明，通過聚焦社交媒體數(shù)據(jù)（在本案例中使用的是美國地理微博信息 服務網站 Foursquare 上的簽到數(shù)據(jù)），以分析旅行和偏好的模式。在 Foursquare，用戶在訪問的舒適物和 興趣點（POI）上簽到，隨著他們簽到數(shù)越來越多，每個用戶都會形成具有典型性的偏好檔案，即他們喜歡 的餐館和其他場所的范圍。這些檔案不僅是用戶對特定場景偏好的重要指征，也使得研究者可以分析 與旅行者家鄉(xiāng)和目的地的典型用戶相比，這些旅行者的偏好檔案在旅行中是如何發(fā)生變化的。席爾瓦 團隊采用八個國家的 Foursquare 數(shù)據(jù)進行了研究［29］（P312-319），發(fā)現(xiàn)巴西游客更傾向于深入吸收旅游 地的當?shù)亓曀?，而日本游客哪怕是前往與日本文化差異很大的國家，也仍然會更多地保持其原有的偏 好。席爾瓦等強調了場景擴散的關鍵過程：一種是堅守自身偏好并將其帶至新的地方，另一種是廣泛吸 收其他地方的偏好，并將其帶回自己的家鄉(xiāng)。這些擴散模式的差異也帶來了場景向不同方向的發(fā)展。 圖 10 游客和當?shù)厝嗽?Foursquare 的行為距離

·60·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四）防御模式（Defense） 擴散模式通過調查人群、實踐和思想在區(qū)域間的流動，以研究他們對新場所的適應情況。盡管現(xiàn)有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納入了原籍地和目的地的文化特征（席爾瓦團隊使用世界價值觀調查，從國家層面來 計算文化距離），但如上所述，加入額外的在地性的場景測度將有望完善和深化現(xiàn)有的擴散模式研究。 此外，社交媒體數(shù)據(jù)量的不斷擴大，為研究特定地域場景的測度、蘊含于人們偏好和行為中的場景以及 二者在交互過程中是否會發(fā)生變化提供了可能。 事實上，新的想法或偏好的到來不一定會引起現(xiàn)有場景的改變；現(xiàn)有場景的代表可能會抵制，以維 持當前的生活狀態(tài)。而穩(wěn)定也不是一個靜態(tài)的過程：一些人通過努力來維持現(xiàn)狀，并抵抗著反方向的壓 力。當這種抵抗力被克服或自行消退時，就會帶來場景的變化。我們可以把這種防御、挑戰(zhàn)、抵抗和克 服的過程稱之為演進的防御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現(xiàn)有的場景模式傾向于通過各種可以抵御潛在變化 的途徑來維持現(xiàn)狀。當新的活動變得過于強大或獨特而難以抵抗時，場景才會發(fā)生變化。本地人通過 抗議新來者以保護其本地場景的真實性，就是一個通過活動來維持現(xiàn)有結構的案例。 這種模式有時會與斯廷施凱姆（Arthur Stinchcombe）提出的沖突理論有所重疊，并體現(xiàn)出了“功能主 義”的邏輯。廣義的功能解釋認為，社會安排或活動的后果是其他安排或活動的關鍵原因［30］。例如，一 個城市研究者假設封閉式社區(qū)警衛(wèi)存在的目的就是通過排除其他被邊緣化的群體，以維持社區(qū)內居民 的社會地位，他提出的就是一種功能解釋。因此，維持社會地位被假設為社會安排警衛(wèi)站的原因。 雖然功能解釋在過去的社會研究中占據(jù)主導地位，但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經開始下 降［31］（P169-189）。有以下幾種常見的批評［32］：第一，功能主義解釋假定整個社會都有共同的目標，因此 其否定了社會沖突的可能性——功能一致性；第二，現(xiàn)有的社會實體必須為一些（可能是潛在的）社會功 能服務，使得研究者可以隨意假設隨機或偶然事件的功能——普遍功能主義；第三，由傳統(tǒng)機構提供的 某些功能因其重要性而不可改變，助長了不必要的自滿和保守主義——功能不可或缺。這些批評在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非常普遍，且尤為針對帕森斯（Parsons）的結構功能主義和人類學。哪怕是當前功能解 釋已經式微，這些批評還仍然存在。 盡管存在批判，功能解釋也不必然會假定功能一致性、普遍功能主義或功能的不可缺少。對于任何 擬議的功能解釋，需要思考以下問題：功能是對誰而言的，且沖突在功能解釋中可能始終存在。同樣的， 普遍功能主義也不是功能解釋所固有的。在某些條件下，功能性假設可以被證偽，例如一個所謂的功能 無法證明預期的一些功能關系［33］。假如實證觀察表明邊緣化群體也經常會成為封閉式社區(qū)的居民，那 么人們就可能會得出警衛(wèi)站的功能并不是排除邊緣化群體的結論。 功能主義也不一定催生社會的保守觀念。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對資本主義而言，政府是為資產階 級的利益服務的，到近期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社會聯(lián)系和文化成就也是如此，批判理論家對 各種社會安排所謂的功能如何延續(xù)提出了強烈的主張。正是由于這些原因，哲學家和社會科學理論家 們對功能解釋提出了“有限的辯護”［31］［33］。盡管飽受爭議，但社會學家在社會生活分析中仍常用功能性 解釋。杰克遜（Jackson）說明了其在經濟理論中的普遍存在性［31］（P169-189），我們近期在一篇對睦鄰性 轉變的文獻綜述中也總結了很多例子［34］。但是，研究者們并沒有明確地從功能主義的角度進行表達，也 并未為其構建實證評估模型：“社會科學文獻中，對功能性關系的論述很少與能夠證明這些關系存在的 例證相聯(lián)系”［33］。事實上，我們在睦鄰性轉變的文獻研究中也并沒有找到將功能主義模型與可驗證的解 釋模型相連接的例證。 圖 11 解釋了應該如何來建立這一模型，其中左側示意圖根據(jù)斯廷施凱姆在 1987 年的開創(chuàng)性探究， 描述了功能解釋的核心因果結構關系。該圖由以下分析要素組成： 第一，趨于穩(wěn)定的結果會間接地作為將被解釋的行為或社會安排的原因存在。H 為“穩(wěn)態(tài)”（Homeo‐ static）變量，盡管 H 在實證中基本保持穩(wěn)定，但其穩(wěn)定性是在與變革壓力的對抗中得以維持的，可將其看

Daniel Silver 等：場景的演化：四種社會發(fā)展模式在場景中的應用 ·61· 圖 11 功能解釋通用模型（左）在睦鄰性場景變化（右）的應用 注：本圖顯示了功能解釋通用模型中的核心結構（左）及其在睦鄰性場景變化中的應用（右）。 作是身體的溫度。 第二，影響 H 的社會安排或行為是解釋變量。S 為“結構”（Structure），用以維持原狀平衡（H），例如 汗腺是用來維持體溫的。 第三，壓力傾向于打破穩(wěn)態(tài)（H），除非結構（S）來保持該平衡的穩(wěn)定性。T 表示“壓力”（Tension）變 量。如果物理活動或空氣溫度不會改變體溫，那么就不需要結構來抵消他們所造成的壓力。 第四，強化或選定維持 H（穩(wěn)態(tài)）的 S（結構）的過程。當 H 受到威脅或壓力時，T（壓力）擴大的同時也 需要隨之增大 S，以維持 H 的穩(wěn)定。例如，當體溫（H）由于某種原因（T）而不能維持正常水平時，汗腺就 會分泌更多的汗液（S）。當有結構（S）有助于維持 H 的穩(wěn)定，那么它將更容易被選擇或加強。 斯廷施凱姆列舉魔法儀式降低海上捕撈焦慮感的例子來說明圖中結構。在這個案例中，穩(wěn)態(tài)變量 H 代表焦慮感，壓力變量 T 代表捕魚的不確定性，而結構變量 S 代表魔法儀式。當 T（不確定性）增加時， H（焦慮）也會增加；而 S（魔法儀式）就會被選定來強化其在維持人們對抗焦慮情緒中的作用；當其他更 有效的結構（如優(yōu)化船舶設計或提升天氣預報能力）出現(xiàn)時，這些新的結構將被強化。 正如圖 11 右圖所示，斯廷施凱姆的結構模型也可以投射到睦鄰性的動態(tài)變化中。例如，我們可以將 街區(qū)的特征、風格或場景（如獨特的商店、餐廳、場所或群體）作為穩(wěn)態(tài)變量（H），把改變這種特征的壓力 （如具有不同偏好的新群體）作為壓力變量（T），把維持這種特征的活動（如商業(yè)促進會贊助的紀念活動、 政治宣傳或對增強在地場景的活動的積極參與）作為結構變量（S）。 根據(jù)這一模式，西爾（Silver）和席爾瓦（Silva）在即將出版的著作中對場景演進的功能動態(tài)提出六項 假設，此處只強調兩項關鍵命題： 第一是結構性回應。區(qū)域壓力（T）的增加一般伴隨著結構（S）而增加。如果睦鄰功能是為了增強區(qū) 域特征，當變革的壓力增加時，與區(qū)域特征相關的活動也隨之增加。例如，當新居民開始威脅到一個社 群睦鄰性的“波西米亞”①特征時，與加強“波西米亞”風格相關的活動就應該增加（如反主流或反傳統(tǒng)的 藝術活動）。 第二是意義性回應。結構性活動（S）的增長應該與它們所承受的壓力（T）的強度成正比，也就是說， 這種增長應該是實質性的。如果街區(qū)的功能是保持其特征，那么結構性回應就不應僅僅是隨著壓力而 上升，而當壓力較大時，它應該更大。例如，“波西米亞”地區(qū)的新居民越是“傳統(tǒng)”或“小資”，“波西米亞” 回應就會越強烈。 我們同樣使用 Yelp 數(shù)據(jù)來測試這兩個假設。與上文對 Foursquare 的分析相類似，我們?yōu)樗?Yelp ①“波西米亞”（Bohemia）：后工業(yè)經濟發(fā)展所形成的經典場景之一，以強自我表達、越軌性和反合作為主要代表維度［1］（P457）（譯者注）。

·62·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用戶（同樣是上文的六個城市）基于舒適物分類建立了偏好檔案。盡管后續(xù)研究會以場景的 15 個維度來 編碼這些檔案，但每份檔案仍可以作為個人的“場景定位”；然后對每個街區(qū)的“當?shù)厝恕焙汀靶聛碚摺边M行 識別。以此來檢驗結構性回應和意義性回應的命題，檢驗兩個方面如下：第一，在新來者增加其在 Yelp 上的活動后，當?shù)厝嗽谠擖c的活動多大程度上也會增加；第二，當新來者活動量變大時，當?shù)厝嗽诙啻蟪?度上活動量會更大，尤其是當二者的偏好特征存在明顯差異時。 圖 12 顯示了多倫多市一個商業(yè)街區(qū)當?shù)厝撕托聛碚叩幕顒铀?。結構（虛線）反映了當?shù)厝藢ψ钍?歡迎場所類型的使用頻率。反之，壓力（實線）代表與當?shù)厝似貌町惥薮蟮男聛碚?。從圖中可以看出， 2016 年“壓力”來源于喜歡購物和時尚的新來者增加、愛好夜生活和酒吧的新來者減少；而本地人所構建 的“結構”主要由該區(qū)域的餐館、酒吧和夜生活組成。從整體趨勢來看，實線和虛線的峰值分別出現(xiàn)在 2016 年和 2017 年，說明壓力增加后也出現(xiàn)了結構活動的增加，意味著存在功能性過程。 進一步的分析表明，這種壓力—回應模式并不是這個特定的街區(qū)所獨有的，而是普遍存在于我們研 究的六個城市。同時，本地人回應的增加也使區(qū)域產生了實際的變化。當一個區(qū)域對新來者挑戰(zhàn)的結 構性回應增強時，該區(qū)域與本地人偏好更接近的舒適物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被篩選出來，而那些在文化 上與本地人偏好差距較大的舒適物則會消失。相比之下，如果無法對挑戰(zhàn)形成強有力的結構性回應，那 么當?shù)氐膱鼍熬蜁S新來者的偏好而發(fā)生改變。西爾（Silver）和席爾瓦（Silva）更加詳細地論述了這些 過程［34］，其對場景研究的意義是明確的：場景的穩(wěn)態(tài)、壓力、挑戰(zhàn)和防御的功能過程有著重要意義，主要 體現(xiàn)在其可以決定偏好的擴散何時以及為何會帶來區(qū)域的變化或被抵制。正如交流和對話，挑戰(zhàn)和防 御也是場景變化的一部分。 圖 12 壓力-回應動態(tài)機制中的場景防御模式 注：本圖顯示了多倫多市中心一個人口普查區(qū)的壓力——回應動態(tài)機制（tension-response dynamic）。虛線表示該地區(qū)的當?shù)厝藢ψ?受歡迎舒適物的使用頻率，即結構；實線用以表示與當?shù)厝似脵n案不同的其他使用者，即壓力。數(shù)據(jù)顯示，當實線（壓力）出現(xiàn)峰值時， 虛線（結構）將隨后出現(xiàn)相應的增長。其他研究顯示，這種情況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六個城市中很常見，說明對場景變化壓力的“防御”回應 是普遍存在的。 四、結 論 本文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對普遍適用的社會變革模式的闡述和應用，將其轉化為場景演進的具象化 過程?；趯?1998 年以來美國舒適物和場景的趨勢描述，我們提出了變革的四種模式，即改變場景的 4D 模式：發(fā)展、分化、擴散和防御。雖然這種模式并非我們原創(chuàng)，但對其進行聚合與明確闡釋，并通過整 合研究及數(shù)據(jù)以構建實證模型，已經對社會學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4D 模式有助于識別場景變化的主要方面：包括價值、實踐、人群和地方。發(fā)展模式以推動價值觀的 變化為特征，經典發(fā)展假設強調了“現(xiàn)代化”從傳統(tǒng)性和社群性向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轉化。雖然我 們發(fā)現(xiàn)了這一過程的證據(jù)，但也注意到這可能不是發(fā)展的唯一形式。差異化模式強調了區(qū)域和實踐的

Daniel Silver 等：場景的演化：四種社會發(fā)展模式在場景中的應用 ·63· 變化，經典分化假設強調了“動力密度”如何帶來舒適物和活動的專業(yè)化。我們的分析充分證明了涂爾 干這一流傳深遠且強有力的觀點。擴散模式以人群和實踐的變化為特征，經典擴散假設將社會和文化 變革與人群和思想的流動聯(lián)系起來，我們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過程是如何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發(fā)生的，通 過提出不同的變化階段和模式，研究原生地對實踐意義的烙印、城市規(guī)模的分層篩選作用和來自不同區(qū) 域的人們在訪問新的區(qū)域時對改變其偏好或多或少的抵制傾向。防御模式的主要特點是人的變化，以 及隨之而來的其他變化。經典防御假設側重關注當?shù)厝巳绾螒獙π聛碚叩奶魬?zhàn)，以保持當?shù)貓鼍暗默F(xiàn) 有特征。如果防御失敗，場景就會改變。 總體而言，4D 模式可分析造成場景變化的多種交疊機制。此外，系列變化模式的制定也推進了場 景研究的整體思路。隨著變化模式研究工具日益豐富，場景研究者可將一個或更多的模式恰當?shù)貞?于具體案例，而這些模式的引入也將進一步推進理論研究的長足發(fā)展。通過與最新數(shù)據(jù)結合，這種綜合 性研究有望為理解場景變化的方式和原因拓寬新的視野。雖然這些模式本身可以被擴展到國際語境 下，但其具體的動態(tài)是因環(huán)境差別而異的。例如，吳軍團隊研究發(fā)現(xiàn)，單一的自我表達對創(chuàng)意企業(yè)和活 動的集聚沒有顯著影響；相反，當與教育（高校數(shù)量）、實驗意愿和對理性主義的高度關注結合起來時，則 會對創(chuàng)意工作者集聚形成明顯影響。他們認為，在儒家文化背景下，自我表達會被修正：如果一個人過 于武斷或過于自我表達，會被理解為對他人不太禮貌和尊重［12］（P48-63）。該案例說明了變化過程是如 何被更廣泛的文化背景所影響的。隨著擴散、發(fā)展、分化和防御模式持續(xù)地在國家內部和國際間起作 用，對理解場景如何以及為何會維持穩(wěn)定或發(fā)生變化帶來了新的研究契機。例如，多倫多的中國移民將 某些中國場景帶到加拿大，而這些中國場景又在新環(huán)境中被加以調整。目前，眾多學者通過交流、對話 對場景變化的過程展開了研究，隨著場景研究國際合作的擴大和加深，本研究將為場景發(fā)展和演化的綜 合研究開辟一條新的路徑，以期指導場景變化國際相似性、差異性研究的深入開展。 參考文獻 [1] 丹尼爾·西爾，特里·克拉克 . 場景：空間品質如何塑造文化生活 . 祁述裕、吳軍等譯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2] Clemente Navarro, Terry Clark, Daniel Silver etc. Las Dimensiones Culturales de La Ciudad. Madrid: La Catarata, 2012. [3] Wu Jun, Hao Zheng, Tong Wang, etc. Bohemian Cultural Scenes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An Analysis of 65 Cities Using Cultural Amenity Data. Sustainability, 2021, 13 (9). [4] Klekotko Marta. Urban Inequalities and Egalitarian Scenes: Relationality in Urban Place-Making and Community-Building and Paradox of Egalitarianism. In: Inequality and Uncertainty. Berlin: Springer, 2020. [5] Cristina Mateos-Mora, Clemente Navarro, and María-Jesús Rodríguez-García. A Guide for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Scenes: A Measurement Proposal and Its Validation for the Spanish Case. Cultural Trends, 2021. [6] Daniel Silver. The American Scenescape: Amenities, Scenes and the Qualities of Local Life. Cambridge Journal of Re‐ 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2, 5 (1). [7] Filipe Carreira da Silva, Terry Clark, and Susana Caba?o. Culture on the Rise: How and Why Cultural Membership Pro‐ motes Democra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014, 27 (3). [8] Carl Grodach, Daniel Silver. The Politics of Urban Cultural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9] Diana Miller, Daniel Silver. Cultural Scenes and Contextual Effects on Political Attitude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2015,（2）. [10] 吳軍，鄭昊 . 社區(qū)消費場景研究：基于青年需求的實證分析 . 現(xiàn)代城市研究，2021，(9). [11] 吳軍，葉裕民 . 消費場景：一種城市發(fā)展的新動能 . 城市發(fā)展研究，2020，27(11). [12] 吳軍 . 文化場景營造與城市發(fā)展動力培育研究——基于北京三個案例的比較分析 . 中國文化產業(yè)評論，2019，27（1）. [13] 陳波，林馨雨 . 中國城市文化場景的模式與特征分析——基于 31 個城市文化舒適物的實證研究 . 中國軟科學， 2020，（11）.

·64·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14] 齊驥，陸梓欣 . 中國城市文化經濟空間重構研究 . 城市發(fā)展研究，2022，29（4）. [15] Brian Knudsen, Terry Clark, Daniel Silver. Examining Walking, Politics, and the Arts in Three Countries: The Relevance of Walking for Social Movements and Arts Activities in the U. S., Canada, and France, Asian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15, 2(1). [16] Clemente Navarro, Cristina Mateos, Rodríguez-García. Cultural Scenes, Creative Class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Spain.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4, 21(3). [17] Angel Zapata, Cristina Mateos, Clemente Navarro. Urban Scenes, Cultural Context Exposure and Contemporary Health Lifestyles: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Spanish Sub-municipal Areas. In: SmagaczPoziemska, M. et al. (Eds.). Inequality and Uncertainty: Current Challenges for Cities. London: Palgrave, 2020. [18] Clemente Navarro. Do 'Creative Cities' Have a Dark Side? Cultural Scene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Barcelona and Ma‐ drid (1991-2001). Cities, 2013, (35). [19] Daniel Silver, Terry Clark, and Clemente Navarro. Scenes: Social Context in an Age of Contingency. Social Forces, 2010, 88 (5). [20] Klekotko Marta, Clemente Navarro. Wymiary Kulturowe Polskich Miast I Miasteczek. Cracow: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1] Richard Lloyd, Terry Clark.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Urban Redevelopment, 2001, 6 (3). [22] Daniel Silver. Religion without Instrument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2006, 47 (3). [23] Daniel Silver, Terry Clark, and Christopher Graziul. Scenes, Innov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Handbook of Cre‐ ative Cities.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1. [24] Alexander Olson, Fernando Calderón-Figueroa, Olimpia Bidian, etc. Reading the City through Its Neighbourhoods: Deep Text Embeddings of Yelp Reviews as a Basis for Determining Similarity and Change. SocArXiv 8jbvg, Center for Open Sci‐ ence, 2020. [25] Everett Rogers, Arvind Singhal, and Margaret Quinlan.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I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mmuni‐ 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26] Daniel Silver, Mark Fox, and Patrick Adler. Towards a Model of Urban Evolution Part III: Variation, Selection, Retention. SocArXiv gtpfw, Center for Open Science, 2020. [27] Juste Raimbault, Denise Pumain. Spatial Dynamics of Complex Urban Systems within an Evolutionary Theory Frame. In: Handbook on Entropy, Complexity and Spatial Dynamics.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1. [28] Joseph Yi, Daniel Silver. God, Yoga, and Karate.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015, 54 (3). [29] Helen Senefonte, Gabriel Frizzo, Myriam Delgado, etc. Regional Influences on Tourists Mobility through the Lens of So‐ cial Sensing.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Informatics. Berlin: Springer, 2020. [30] Arthur Stinchcombe.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31] William Jackson. Functional Explanation in Economics:AQualified Def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002, 9(2). [32] Robert King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33] Hans Joas, Wolfgang Kn?bl. Social Theory: Twenty Introductory Lec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4] Daniel Silver, Thiago Silva. Complex Causal Structures of Neighbourhood Change: Evidence From a Functionalist Model and Yelp Data. SocArXiv wprf8, Center for Open Science, 2021. [35] Noga Keidar, Daniel Silver. The Space of Ideas: Public Art Policy and the Concept of Urban Model Spaces. Journal of Ur‐ ban Affairs, 2022, (4).

Daniel Silver 等：場景的演化：四種社會發(fā)展模式在場景中的應用 ·65· Changing the Scene: Applying Four Models of Social Evolution To the Scenescape Daniel Silver（University of Toronto） Thiago Silva（Feder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araná） Patrick Adler（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enormous changes to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nd their scenes have undergone dynamic evolution over the decades. Based on the classical development the‐ ory of sociology, the scene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ion, diffusion and defense, which can be called the 4Ds model. Taking the change of major urban sce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cases, the development model shows the change of modernization of scen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scenes are specialized and subdivided, forming the differentiation model of scenes, which mainly emphasizes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amenities. The diffusion model explains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scenes and forms two diffusion curves, \"C-shaped\" and \"S-shaped\". The diffusion model also brings about the defense of the original scenes of destinations. The 4Ds model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multiple overlapping mechanisms of scene change, which provides a new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scene development and evo‐ lution. Key words scenes; social evolution; the 4Ds model; functional explanation ■ 收稿日期 2022-06-25 ■ 作者簡介 Daniel Silver，社會學博士，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加拿大 多倫多 M1C1A4； Thiago Silva，計算機科學博士，巴拉那聯(lián)邦理工大學信息學系助理教授；巴西 庫里提巴 80230-901； Patrick Adler，城市設計學博士，香港大學地理系助理教授；中國 香港 999077。 ■ 譯者簡介 龐亞婷，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fā)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漢 430072。 ■ 責任編輯 楊 敏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066~080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06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機理 及其場景表達研究 陳 波 龐亞婷 摘 要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承載國家記憶，匯聚多元文化符號，在承續(xù)國家文脈、堅定 文化自信、形塑文化認同等方面意義重大。作為我國原生性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間概念，其理 論研究與實證分析均存在廣闊的空間與價值。運行機制方面，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形成了以 空間生產為內生動力、場景表達為外在承載的齒輪式結構框架，具體可分為自然生態(tài)型、便 捷參與型和傳統(tǒng)賡續(xù)型三種文化場景模式，各場景模式內部亦形成了不同的維度組態(tài)。而 整體場景模式聚類與黃河流域主要文化分區(qū)部分交疊，組團內部相似度較高，可增強原真 性、保護度、活態(tài)化和多樣性等維度舒適物的供給，構建跨政區(qū)合作機制，錨定群眾獲得感， 通過場景營造進一步強化文化認同。 關鍵詞 國家文化公園；黃河文化；空間生產；場景表達 中圖分類號 G124；D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22）05-0066-15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ZD01） 黃河文化作為大河文明的重要一支，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深入挖掘黃 河文化蘊含的時代價值，講好‘黃河故事’，延續(xù)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凝聚精神力量”［1］。2020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四個五年規(guī)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將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納入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體系。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本質上屬于復合型公共文化空間，而場景理論將空間看作 建立在消費基礎上、以文化舒適物為測度載體的消費符號的價值混合體［2］（P175-182），故本文基于場景 理論，結合黃河文化及區(qū)域特征，提出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維度指標體系，并采集園區(qū)內 41 個主要地 市文化舒適物數(shù)據(jù)，將定量分析與定性比較相結合，探求其場景模式特征及維度內條件組態(tài)，以期從宏 觀上把握黃河國家文化公園運行的內生動力，為后續(xù)發(fā)展和規(guī)劃提供新的理論支持和實證數(shù)據(jù)。 一、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與場景理論的研究梳理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是我國在新時代文化大繁榮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戰(zhàn)略部署，是譜繪我國大國文化 圖卷的重要手段。作為原生性概念，國家文化公園與歐美國家的“國家公園”等概念分異巨大，且分析理 論工具也需結合國家文化公園特質進行適應性調整。 （一）國家公園與國家文化公園的概念與內涵 美國在 1832 年最早提出“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的概念，并于 1872 年成立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 園——黃石國家公園［3］（P1-7）。美國現(xiàn)有國家級公園除 4 個直接以“國家公園”命名外，其余公園分別歸 屬于國家歷史公園、國家戰(zhàn)場、國家紀念地等 8 個國家公園子系統(tǒng)［4］（P38-42）?！皣夜珗@”主要依據(jù)“遺 產廊道”（Heritage Corridor）理論體系，依托自然生態(tài)資源和歷史文化遺產資源，形成匯聚經濟中心、旅游

陳 波 等：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機理及其場景表達研究 ·67· 業(yè)發(fā)達、老建筑用途活化、娛樂和環(huán)境優(yōu)化等特征的特殊文化資源型線性景觀［5］（P167）。與美國以自然 環(huán)境和遺產整體價值為主的“廊道式”建設不同，歐洲在一體化發(fā)展的背景下，歐洲委員會于 1987 年宣布 “歐洲文化線路計劃”，依賴自然地理要素和非物質文化要素，發(fā)掘具有歐洲統(tǒng)一象征意義的歷史文化符 號，進行主題式文化旅游線路開發(fā)，強調對區(qū)域的集體記憶喚醒和身份識別構建［6（］ P14-26）。 我國在新時代發(fā)展背景下，2017 年首次在《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fā)展改革規(guī)劃綱要》中提出“國家 文化公園”的概念。目前，我國在建的國家文化公園包括：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和長江五大國家文化 公園體系。國家文化公園是基于歷史視野而形成的城市文化標識和地域文化符號［7］（P132-133），在建設 過程中，應遵循以國家主導的宏觀格局為頂層設計，以文化帶來的情感關聯(lián)為本質屬性和以權屬清晰、 空間明確的復合功能為組織管理根源的基本邏輯，在不改變子系統(tǒng)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構建地域間具有 強大包容性的文化圈層，有機聯(lián)結文化子系統(tǒng)內的文化主體和文化表征符號，增進區(qū)域內文化自覺，進 而形成對主題文化的認同［6］（P14-26）。劉曉峰、鄧宇琦和孫靜從省域管理體制的角度研究大運河國家文 化公園建設［8］（P45-49）；田林基于景觀營造認為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濱水景觀分為城鎮(zhèn)型、鄉(xiāng)村型、郊野 型三類，并從整治景觀環(huán)境、營造展演空間、打造景觀節(jié)點、營建親水平臺四方面提出針對性營造策略［9］ （P8-10）；王秀偉、白櫟影從文化記憶和空間生產的視角提出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可依托表征空間構建 集體記憶，并通過記憶場推進空間生產實踐和空間表征的傳達［10］（P72-80）；李西香和高愛穎在《國家文 化公園視域下齊長城的文化內涵與時代價值》中就齊長城的文化內涵與時代價值進行了分析?！皣椅? 化公園”作為具有工具理性特征的實驗性實踐，對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和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有著 積極重大的意義［11］（P107-116）。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須從“國家”和“人民”兩方面入手，從“空間”和“內 容”兩方面發(fā)力，才能實現(xiàn)高質量發(fā)展［12（］ P8-10）。 （二）空間生產理論及應用 在西方經典社會理論中，“空間”多被作為時間的附屬物，20 世紀中后期，以列斐伏爾為首的新馬克 思主義者將社會關系融入空間，使空間成為一種社會建構，空間生產理論轉向研究空間本身的生產。列 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將空間生產歸納為“空間實踐”“空間表象”和“表征性空間”［13］（P58-59）。在此 基礎上，大衛(wèi)·哈維的“空間修復理論”和愛德華·蘇賈的“空間本體論”從不同的角度對空間生產進行了 補充［14］［15］，謝爾茲、埃爾登、麥瑞菲爾德、施米德等也進一步豐富了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論”的內涵。 空間生產理論引入我國后，應用研究主要從城市、鄉(xiāng)村和虛擬空間三個方向展開。首先，城市空間 生產研究主要聚焦行政區(qū)域及社區(qū)的空間生成與再造［16］［17］，關注政府部門等管理主體對社區(qū)單元的塑 造、參與主體對空間的重塑；城市空間正義與“人本邏輯”實踐［18］［19］［20］，強調在城鎮(zhèn)化進程中資本邏輯導 致空間正義性消解，需構建以人為本的城市空間生產倫理，復歸人文關懷，增益文化自信；具象化城市文 化空間生產［21］［22］，大多將“空間實踐”作為研究的案例載體，分析物理空間優(yōu)化、空間內精神文化符號的 界定和發(fā)掘、以及機制空間創(chuàng)生。其次，鄉(xiāng)村空間生產研究側重于鄉(xiāng)村空間價值增值［23］［24］，多認為在鄉(xiāng) 村振興背景下，鄉(xiāng)村發(fā)展需在物理空間強化產業(yè)間融合、精神空間凸顯多元價值、機制空間強化規(guī)劃設 計，以達到綜合賦能空間生產的目的；鄉(xiāng)村文旅空間演變［25］［26］［27］，研究者基于空間生產基礎理論，立足于 我國鄉(xiāng)村實際，創(chuàng)新提出旅游驅動下鄉(xiāng)村文化空間生產的“三元辯證”內涵，旨在推動鄉(xiāng)村旅游和鄉(xiāng)村社 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最后，陳波《虛擬文化空間生產及其維度設計研究——基于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 論》、周逵《虛擬空間生產和數(shù)據(jù)地域可供性：從電子游戲到元宇宙》等文章，在互聯(lián)網及元宇宙興起的時 代背景下研究了虛擬文化空間生產的維度和虛擬空間的再地域化。 （三）場景理論及場景表達 21 世紀初，以特里·克拉克和丹尼爾·西爾為代表的新芝加哥學派對全球大都市展開大規(guī)模實證研 究，提出了場景理論，認為場景可以由區(qū)域、空間及網絡要素組成，但其中最核心的是文化，特別是美學 的影響［28］（P16-24）。場景理論借用元素周期表思維，在主觀認識方面構建真實性、戲劇性和合法性三個

·68·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主維度，各包含 5 個次維度，以賦值計算測度特定區(qū)域的場景特征［29（］ P378-379）。 中國學者基于客觀載體（即文化舒適物，如物質結構、文化設施、城市鄉(xiāng)村形態(tài)等）和主觀認知（即場 景維度構建與評測），從城市與鄉(xiāng)村兩大主線對場景理論的本土化闡釋和應用做了大量研究，以解構人 地共生所營造出的文化空間。在城市場景研究方面，溫雯和戴俊騁在《場景理論的范式轉型及其中國實 踐》中認為現(xiàn)有成果主要集中于文化空間創(chuàng)設、文化消費促進、城市更新思路、創(chuàng)意社區(qū)營造等的方面， 吳軍認為場景為城市的發(fā)展與轉型提供了新的文化動力［2］［30］，陳波等在《場景理論視角下的城市創(chuàng)意社 區(qū)發(fā)展研究》中分析了城市創(chuàng)意社區(qū)發(fā)展模式和城市街區(qū)公共文化空間維度［21］（P128-134），周詳、成玉 寧從空間感知切入，提出在保持原真性的基礎上進行消費升級是歷史系城市景觀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方向［31］ （P56-61）。鄉(xiāng)村場景研究側重于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構建［32］［33］、鄉(xiāng)村文旅游客滿意度［34］（P102-106）等，以 論證我國鄉(xiāng)村由生產生活型鄉(xiāng)村向文化型鄉(xiāng)村轉型過程中文化及文化消費的形塑作用。 空間生產相關研究目前涉及政治、文化和社會等領域，在理論創(chuàng)新、實踐應用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了 豐碩的研究成果；而場景理論作為在空間生產基礎上衍生出的對城市發(fā)展和社會評價的理論體系，也在 營造城市社區(qū)、促進文化消費和鄉(xiāng)村振興等方面得到了具體的落地，雖成果斐然，但仍存在可補足之處： 第一，理論應用層面，現(xiàn)有研究多聚焦于某一特定城市、社區(qū)或鄉(xiāng)村進行文化空間或場景的分析，案例分 析類型較為單一，缺少從更大時空維度綜合進行空間生產和比照式場景模式的研究；第二，研究方法層 面，目前對空間生產理論和場景理論的應用研究多以質性研究為主，系統(tǒng)性的量化研究范式尚未形成。 此外，有關國家文化公園的基礎理論研究較為薄弱，且缺乏對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局部空間的深入研究， 亦鮮有基于場景理論對國家文化公園展開分析。因此，本文以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為研究對象，基于空間 生產理論構建具有黃河特色的場景分析維度及文化舒適物體系，通過德爾菲法打分賦值，得到黃河國家 文化公園內各地市場景得分矩陣，據(jù)此探索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模式特征及各場景一級維度內的條 件組態(tài)，從理論工具和研究方法上對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提供優(yōu)化思路。 二、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空間生產結構與機理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內各省地緣相接，相鄰省份自然環(huán)境相似度較高、歷史發(fā)展接續(xù)性強、社會文化 親緣明顯，文化表征符號的共性較為突出，作為開放性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間，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從空間 上關注人或物的個體及其形成的關系網絡，在時間上關注人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與傳承。 （一）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的內涵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立在黃河流域強大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基礎上，囊括了自然（景）區(qū)、特色動植物 資源、世界遺產地、多層級的物質遺存、非物質文化遺產、歷史名村名鎮(zhèn)、民俗節(jié)慶及精神文脈等；凸顯了 黃河作為中華民族根和魂的文化共同體價值，構建了中華文化的時空立體形象［35］（P139-144）。黃河國 家文化公園是指黃河流域整體空間內的自然物和物理設施，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創(chuàng)設的社會化場景 的綜合，諸文化因子在空間中組合成文化符號，經過特定鏈接，構建起特色化的黃河象征意義系統(tǒng)。 具體來看，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主要含括四層內涵：第一，“黃河”。這一概念既對地理空間范圍進行 了整體性限定，也說明了文化符號的核心本源。第二，“國家”。?？抡J為空間為權利提供運作基礎的同 時，也展現(xiàn)了權力，盡管權力具有差異性，但為了實現(xiàn)特定的集體目標，權力被作用于物質的空間，從而 在集體中實現(xiàn)社會秩序的建立［36］［37］。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是黨中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我國的創(chuàng)新性 實踐，充分體現(xiàn)了保護我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打造中華文化重要標識的決心，具有明顯的國家意志性。第 三，“文化”。黃河流域文化資源豐富，文化遺存、非物質文化遺產、歷史文脈資源富集，黃河文化已融入 本地群眾的文化基因；同時，與文化人類學“自者”與“他者”理論相印證，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成后隨著 文化旅游業(yè)發(fā)展，游客與本地居民在交往中有意或無意地對自身的文化進行二次認知，形成文化認同。 第四，“公園”。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實施公園式活態(tài)管理機制，其建設注重整體的半開放性和受眾群體均

陳 波 等：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機理及其場景表達研究 ·69· 等性，多重空間的融合形成了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多棱鏡式”空間形態(tài)［38（］ P708-716）。 （二）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功能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旨在通過建設管控保護、主題展示、文旅融合、傳統(tǒng)利用 4 類主體功能區(qū)，打造匯 聚中華文化符號、承載國家記憶、創(chuàng)新開放的公共文化空間，實現(xiàn)保護傳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務、旅 游觀光、休閑娛樂、科學研究功能，協(xié)調推進保護傳承、研究發(fā)掘、環(huán)境配套、文旅融合、數(shù)字再現(xiàn) 5 項關鍵 領域基礎工程建設［39］。據(jù)此，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功能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 首先，優(yōu)化空間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文化資源保護和傳承力度。黃河流域是先民生產生活的主要區(qū) 域，歷史上區(qū)域內水患頻發(fā)，長期的經濟社會活動也加劇了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基 于流域水文和地理環(huán)境實際，通過黃河流域自然生態(tài)整體治理、新建或更新區(qū)域內文化設施等，生成可 持續(xù)發(fā)展機制，實現(xiàn)涵育水土、保護動植物繁衍生息、開展科學研究等生態(tài)維護和科研支撐功能。 其次，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強化群眾可休憩、社會可發(fā)展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通過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文化舒適物有機搭配和文化公共服務效能提升等，營造便捷、均等和開放的文化消費和 體驗氛圍，以實現(xiàn)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休閑娛樂和公共服務的功能。黃河流域沿線各地發(fā)展水平不一，綜 合提升區(qū)域內文旅開發(fā)程度和公共服務水準，將對周邊城鎮(zhèn)形成輻射效應，實現(xiàn)一定的經濟轉化功能。 最后，構建地標性文化符號，增益文化自信和文化認同。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內匯聚了代表性的文化 基因和文化景觀，通過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標識性文化符號得到進一步具象化展示，從而實現(xiàn)宣傳 教育功能和文化傳承功能。此外，這一精神家園的營造，對提升黃河文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形成文化 認同、促進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意義重大，進而助益 2035 年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目標的實現(xiàn)。 （三）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機理 根據(jù)列斐伏爾提出的空間生產“三元論”和黃河流域文化地理現(xiàn)狀，本文將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 形態(tài)分為“物理空間—精神空間—機制空間”（圖 1），三者雖指向重點不同，但其相互嵌合，共同推動了空 間的運轉和空間效能的形成。 物理空間是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物質載體，是空間內民眾文化消費、文化活動的物理環(huán)境基礎。物 理空間既包括黃河流域特色的水文水利、地質地貌、自然氣候、動物植物資源，也包含流域內先民在發(fā)展 生產、保護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形成的物質文化集合。精神空間是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文化內核，是黃 河文化作為一種隱性基因的表征性呈現(xiàn)，是喚醒文化記憶、構建文化認同的符號來源。精神空間主要包 括黃河流域傳承的民俗和宗教、流傳的傳說和故事、綿延的探索和抗爭精神、接續(xù)的民間技藝和審美所 組成的超有機體。機制空間是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內物質元素和精神元素深度融合的活動及其保障和延 伸，包括與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相關的參與主體、文化活動、政策法規(guī)和保障措施等，綜合反映了黃河 國家文化公園在宏觀上的公園制現(xiàn)代化運營，和微觀上的流域內“人—地—事”互動關系。 三、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場景識別分析 若將“場景”視為一種實證分析工具，可用于分析區(qū)域文化舒適物的最佳組合，破解“模型化”發(fā)展困 局；若將“場景”視為一種思維導向，場景將成為統(tǒng)合文化生產與消費、激活多方主體參與的動力機制。 本文基于文化舒適物數(shù)據(jù)，論證空間生產過程中的不同場景表達模式及各維度的組合效能。 （一）場景理論的宏觀構架 在場景理論相關文獻中，著重關注與場景相關的物質載體（即舒適物）、區(qū)域內的活動主體（即人和 有關組織）及其精神價值［2］［28］［29］。因此，將其適配于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可分為以下三個維度（圖 1）： 首先，文化舒適物的實體承載性。文化舒適物是場景理論中空間文化的基礎承載物，主要包括空間 中能夠為人們帶來愉悅感受、且具有較高文化和商業(yè)價值的有關設施。在實踐操作中，文化舒適物的范 圍除與字面直接相關的設施（如圖書館、文化站、博物館等）之外，還應囊括與人們密切相關的生產、日常

·70·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生活、娛樂、文化服務、教育培訓等方面的建筑設施［40］（P71-86）。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涵蓋地域廣泛，園區(qū) 內文化遺產遺址眾多，城市與鄉(xiāng)村、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相互交織，本文以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 機制為基礎，結合區(qū)域特色場景表達的實際需求和現(xiàn)有建設基礎，構建場景維度及舒適物評價體系。 其次，建設內涵的文化賦能。明確的文化標識和鮮明的場景特征可以規(guī)避“模式化”陷阱，區(qū)域標志 性文化是由特定地理區(qū)域所承載的自然資源、社會經濟背景和文化歷史所形成的有別于其他地域的可 識別符號，它可以依托具有標識性的實體物進行呈現(xiàn)，也可通過可知可感的文化形象進行傳達。同時， 基于場景理論的“文化賦能”不是簡單的“文化+”，而是具象的以文化舒適物為載體、多樣性人群或組織 及其實踐所形成的價值增量。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是基于黃河文化記憶，在賡續(xù)歷史且朝向當下的導向 下成立的空間形態(tài)，是一個囊括了“幾何空間、社會生活空間和文化符號象征系統(tǒng)的綜合場域”［41］（P66- 75）。其建設無法獨立于文化記憶喚醒和文化空間生產而運轉，也不能僅單純地重建歷史，而應是結合 了文化資源可持續(xù)與文化消費需求增長、基于場景文化動力的多元組合的創(chuàng)新與創(chuàng)造。 最后，受眾感知和公共性。場景理論通過反映區(qū)域內個人或群體對當?shù)靥赜形幕母兄獊矸治銎?在消費、擇居和就業(yè)等方面的決策［40］（P71-86）。人們在空間中將文化記憶與在地感知進行綜合，在自我 與他人的交往中實現(xiàn)對地方認同的建構，而場景正是通過對文化舒適物的科學調配，直接作用于人的身 體感知。凱文·林奇認為，環(huán)境意向的結構是在物理設施與人、設施與設施互構的過程中建立起的空間 或形態(tài)上的關聯(lián)［42］（P102-106），人們在空間中通過光景、聲景等直觀感知，激發(fā)或重構意向，從而生成空 間意向鏈條，黃河國家文化公園“要創(chuàng)造的是人的環(huán)境，一切物質建設是以人的需要為前提，物為人用， 因人而存在，因人而昌盛，因人而變化，因此這個環(huán)境要有人情味，有意境有藝境，這既是出發(fā)點又是歸 宿”［43（］ P45），因此，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表達的根本落腳點為“人”的獲得感和歸屬感。 作為開放性空間，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充分肯定公民的公共權力。漢娜·阿倫特關于公共領域（public realm）公開、公正和透明的界定，以及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中自由社會交流的論述，都對 公共空間的真實性和公共性作出了判定。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在規(guī)劃和建設中對空間的公共性和可達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物理空間上人們可以自由進出（physical access）、在視覺空間上有吸引物并能夠 引發(fā)感知（visual access）、在空間內活動的過程中可以產生象征意義的構建［44］。 圖 1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機制及場景表達示意圖 （二）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指標體系構建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以黃河為軸心，囊括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和山東 9 個 省份/自治區(qū)。本文采集黃河流經的 41 個重點地市的文化舒適物進行分析。

陳 波 等：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機理及其場景表達研究 ·71· 1.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維度特征。如前所述，本文根據(jù)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機理及場景 表達框架，設計文化場景測度的三個一級維度和 15 個二級維度，具體維度及其內涵如表 1。 表 1 黃河國家國家文化公園場景維度表 一級維度 一級維度定義 二級維度 二級維度定義 自然生態(tài) 構成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物質基礎和存在本源 文化存續(xù)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蘊藉的文化興味及文化符號 原生性 未受過多商業(yè)侵染的固有環(huán)境樣態(tài) 空間感知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道德判斷及感知程度 保護度 自然風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涵育程度 迷人性 黃河流域典型自然景觀的吸引度 系統(tǒng)性 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可持續(xù)程度 關聯(lián)度 資源關系的緊密度及開發(fā)利用的科學性 傳統(tǒng)性 具有現(xiàn)實影響力的歷史淵源 族群性 鮮明的黃河流域文化符號和族群特質 活態(tài)化 對文化資源的創(chuàng)新開發(fā)與傳承 原真性 文化形態(tài)較少受到外來文化影響 連續(xù)性 文化或其表現(xiàn)形式的存續(xù)不曾間斷 公共性 具有公眾的普適性、肯定公共權力 便捷度 高度開放，可自由進出，吸引物易感知 多樣性 文化舒適物種類多樣、承載內涵多元 參與度 文化活動、體驗項目豐富，可知可感 正式性 存在儀式化和標準化的引導 2.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維度指標體系。文化舒適物是進行場景維度測定的基礎信息［41］（P71- 86）。本文基于黃河流域的文化、地域特征和物質載體屬性，與場景維度的三個一級維度相對應，按照整 體適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則，最終確定三大類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特色舒適物，共計 34 種。通過大眾點評 網對文化舒適物數(shù)量逐一抓取，并結合高德地圖檢索確認（表 2）。根據(jù)場景理論分析策略，本文采用德 爾菲法，請 7 位專家對文化舒適物進行兩輪獨立打分。為保證最終得分的科學性，根據(jù)專家對場景理論、 黃河文化和國家文化公園的綜合了解程度，對打分結果賦權重（3 名專家分別為 0.2，另外 4 名各 0.1，權重 總和為 1），加權平均后得到各項文化舒適物的場景得分。某地在具體二級維度的場景得分是由該地各 文化舒適物的數(shù)量與本維度得分乘積之和，除以該地文化舒適物的總數(shù)；以此得到 41 個地市在 15 個文 化場景二級維度的得分矩陣，共 615 個數(shù)據(jù)點，據(jù)此對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展開分析。二級維度場景 得分計算公式如下： Sid = ∑Nx fx ∑Nx （Sid為 i 地在維度 d 的場景得分，x 為文化舒適物，Nx為舒適物的數(shù)量，fx為舒適物在維度 d 的得分） 表 2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內主要地市文化舒適物數(shù)量統(tǒng)計表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主要地市 文化舒適物總量（個） 文化舒適物類目及數(shù)量（個） 地域生態(tài) 文化符號 時代風貌 青海 果洛藏族自治州 158 四川 黃南藏族自治州 126 60 81 17 甘肅 海南藏族自治州 172 31 69 26 循化撒拉族自治縣 417 70 79 23 91 38 346 33 阿壩縣 1461 27 52 12 蘭州市 466 61 935 465 白銀市 493 70 296 100 臨夏回族自治州 26 314 153

·72·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續(xù)表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主要地市 文化舒適物總量（個） 文化舒適物類目及數(shù)量（個） 296 地域生態(tài) 文化符號 時代風貌 1195 甘南藏族自治州 359 92 98 106 417 銀川市 371 45 835 315 1147 寧夏 中衛(wèi)市 996 43 233 83 吳忠市 234 479 44 292 81 1120 石嘴山市 1019 37 276 58 857 呼和浩特市 895 31 850 266 835 包頭市 989 62 772 162 699 內蒙古 烏海市 992 38 158 38 620 巴彥淖爾市 1641 29 360 90 272 鄂爾多斯市 758 94 764 262 2361 忻州市 1041 62 685 272 416 山西 呂梁市 801 87 582 188 臨汾市 1151 1068 53 615 227 1176 運城市 2203 41 524 270 1098 榆林市 1453 50 751 188 1056 陜西 延安市 822 47 448 204 渭南市 85 612 295 三門峽市 54 424 142 洛陽市 88 1039 514 濟源市 51 159 62 河南 焦作市 47 484 227 鄭州市 87 1058 1216 新鄉(xiāng)市 37 633 371 濮陽市 8 250 158 開封市 14 585 202 菏澤市 39 855 257 聊城市 23 819 226 泰安市 61 855 260 山東 濟南市 103 992 1108 德州市 17 831 250 淄博市 55 927 471 濱州市 28 820 208 東營市 23 611 188 注：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文化舒適物分類說明 種類 核心內涵 具體分類 地域生態(tài)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自然形態(tài) 山地峽谷、河流景觀、森林公園、沙漠、草原草甸、濕地公園、特色動 文化符號 標志性的黃河文化宏大敘事 植物、自然博物館 文物古跡、古村古鎮(zhèn)、崖/壁畫、宗教廟宇、博物館、會展中心、非遺 展示中心、地方特色餐館、遺址公園、特色民俗及藝術形態(tài) 古渡口、紀念館/園、古代陵寢、水利設施（水壩）、游樂場、黃河特色 時代風貌 民宿/農家樂、民俗體驗館、劇場/實景演出、圖書館、美術館、藝術 黃河流域人地互動關系的呈現(xiàn) 館、數(shù)字文化體驗館、科技館、特色夜市、文創(chuàng)街區(qū)、文化廣場/口袋 公園 注：1. 因本文分別對 41 個地市的 34 種文化舒適物進行采集，數(shù)據(jù)量較大，故根據(jù)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機理將其歸為 3 類進行數(shù)據(jù)呈 現(xiàn)，并對具體類目附表說明。2. 因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尚在建設中，故僅就現(xiàn)有文化舒適物進行統(tǒng)計分析。3“. 地域生態(tài)”類文化舒適物中，“特色動 植物”因具體數(shù)量統(tǒng)計易引起最終統(tǒng)計結果偏差，故統(tǒng)計值為黃河流域特色動植物的種類。

陳 波 等：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機理及其場景表達研究 ·73· 表 3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內主要地市文化場景描述 變異系數(shù) 0.070 文化場景維度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內主要地市文化場景得分描述 0.062 一級維度 二級維度 0.028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數(shù) 標準差 0.054 原生性 0.560 0.008 保護度 0.548 0.370 0.477 0.033 0.017 自然生態(tài) 其特性 0.622 0.018 系統(tǒng)性 0.530 0.426 0.456 0.028 0.018 關聯(lián)度 0.542 0.035 傳統(tǒng)性 0.514 0.544 0.565 0.016 0.027 族群性 0.600 0.011 文化存續(xù) 活態(tài)化 0.466 0.427 0.457 0.025 0.030 原真性 0.590 0.017 連續(xù)性 0.501 0.516 0.533 0.004 0.026 公共性 0.592 0.043 便捷度 0.617 0.474 0.497 0.008 空間感知 多樣性 0.509 參與度 0.544 0.552 0.579 0.010 正式性 0.517 0.424 0.438 0.008 0.489 0.530 0.018 0.446 0.466 0.013 0.565 0.582 0.006 0.552 0.597 0.018 0.474 0.489 0.008 0.489 0.529 0.014 0.397 0.422 0.018 變異系數(shù)可以表現(xiàn)出同一維度內數(shù)據(jù)的差異化程度，通過對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內主要地市在各維 度內得分進行變異系數(shù)計算，可以發(fā)現(xiàn)，變異系數(shù)最大的三個二級維度為原生性、保護度和系統(tǒng)性，均屬 于“自然生態(tài)”維度，說明黃河流域內整體生態(tài)環(huán)境區(qū)分度較大；“文化存續(xù)”維度整體變異系數(shù)較小，說 明黃河文化在空間內存續(xù)情況良好，各地市文化標識的完整性較高，能夠從整體上詮釋黃河文化的內 涵。變異系數(shù)最小值為公共性維度，說明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開放性和普適性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 （三）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模式的實證研究 本文首先采用 Ward 法對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內主要地市進行分層聚類分析，在與主成分分析（Princi‐ ple Component Analysis，PCA）結果相互驗證的基礎上使用 SIMCA 14.1 進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別分析 （Orthogonal partial least-squares discrimination analysis，OPLS-DA），從 而 判 別 不 同 地 市 場 景 模 式 。 OPLS-DA 通過預設分組來去除自變量和分類變量無關的數(shù)據(jù)變異，實現(xiàn)多因變量對多自變量的回歸建 模，挖掘組間差異程度［45］（P119-128）。經 permutation test 檢驗，R2 和 Q2 值均高于 0.7，說明模型擬合度 較好。此外，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比較各二級維度差異，通過事后多重比較得到存在顯著差異的組別。 其次，本文采用定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探索導致特定一級維度結果 發(fā)生的各二級維度共同起作用的條件組合。李永發(fā)在《定性比較分析：融合定性與定量思維的組態(tài)比較 方法》中認為 QCA 包括清晰集（csQCA）、多值集（mvQCA）和模糊集（fsQCA）三種模式，本文基于研究目 的和研究對象，選擇 csQCA 作為研究方法。 1.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模式分析。從文化場景得分的分層聚類結果與 PCA 結果（圖 2）來看，二 者對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內主要地市的場景劃分結果一致。綜合二者可得到如下信息： 首先，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內主要地市的文化場景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包括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甘 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黃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和阿壩縣；第二類為鄭州、濟南、濮 陽、新鄉(xiāng)、蘭州、淄博、泰安、銀川、鄂爾多斯、包頭、聊城、濱州、開封、菏澤、東營、呼和浩特和德州；第三類 為運城、濟源、渭南、三門峽、白銀、洛陽、中衛(wèi)、延安、焦作、呂梁、吳忠、忻州、臨夏回族自治州、烏海、臨 汾、榆林、石嘴山和巴彥淖爾。其次，三類文化場景模式主要在 PCA 第一主成分上形成差別，組內差異主 要體現(xiàn)在第二主成分上。其中，第一類地市在第二主成分上得分較高，顯著區(qū)別于其他地市組，且組內 差異度較高，以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最為突出；而第三類地市在組內則存在一定的同質化問題。

·74·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圖 2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主要地市文化場景聚類 2. 不同地市文化場景模式確認及特征維度篩選。在文化場景模式初步區(qū)分基礎上，本文采用 OPLS-DA（得分圖和載荷圖）篩選各場景的特征性維度（圖 3）。得分圖（a）與載荷圖（b）象限相對應，如 第二類地市群（鄭州、蘭州、濟南等）對應到載荷圖上，體現(xiàn)為“公共性”“便捷度”和“參與度”對該類場景 的貢獻度比較高。 表 4 列出了載荷圖中 PQ1 和 PQ2 的值，用其絕對值表示各維度在文化場景模式區(qū)分上的重要性。 此外，因各組內樣本數(shù)量不同，本文采用 Scheffe 雪費事后檢驗，以得到兩兩之間存在顯著差異的組別 （用 1，2，3 分別代表三類地市組團，“-相連”表示二者具有顯著性差異）。從表 4 可知，除關聯(lián)度、族群性 和正式性維度外，其余各二級維度的顯著性水平 p 值均小于 0.05，具有非常顯著的統(tǒng)計學差異。在此基 礎上，以 OPLS-DA 載荷絕對值大于 0.29、且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著為標準，篩選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 景的特征性維度，可以發(fā)現(xiàn)，第一主成分重要變量依次為便捷度、系統(tǒng)性、保護度、原生性和奇特性，主要 歸屬于“自然生態(tài)”維度；第二主成分重要變量為活態(tài)化，屬“文化存續(xù)”維度的指標。而事后多重比較結 果顯示三類場景模式在原生性、保護度、奇特性、關聯(lián)度、原真性、公共性和便捷度上統(tǒng)計學差異非常顯 著。 3. 各維度內組態(tài)分析?；邳S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模式分類和特征維度，以平均數(shù)作為 csQCA 的

陳 波 等：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機理及其場景表達研究 ·75· 圖 3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主要地市文化場景模式特征性變量 圖 4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自然生態(tài)”維度組態(tài)分析

·76·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一級維度 表 4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主要地市文化場景模式的特征維度 自然生態(tài) 二級維度 OPLS-DA 單因素方差分析 文化存續(xù) p 原生性 PQ1 載荷 PQ2 載荷 F Post-hoc tests 空間感知 保護度 59.526 1.9547E-12 1-2；1-3；2-3 其特性 0.300 0.052 182.401 3.3048E-20 1-2；1-3；2-3 系統(tǒng)性 73.225 9.2095E-14 1-2；1-3；2-3 關聯(lián)度 0.315 0.114 137.033 4.2188E-18 1-2；1-3；2-3 傳統(tǒng)性 0.420 族群性 0.299 0.146 13.323 0.660 1-2；2-3 活態(tài)化 2.919 0.000041 原真性 0.315 0.064 3.980 1-2 連續(xù)性 31.739 0.066 1-2；1-3；2-3 公共性 -0.000 -0.524 24.614 0.027 便捷度 15.024 7.8489E-9 1-2；2-3 多樣性 0.217 0.201 123.998 1.3915E-7 1-2；1-3；2-3 參與度 5.907 0.000016 1-2；1-3；2-3 正式性 -0.064 0.311 70.249 2.2134E-17 3.105 0.006 1-2 0.108 0.299 1.7172E-13 1-2；1-3 0.056 0.280 0.160 0.250 -0.209 -0.225 0.115 -0.318 -0.013 0.145 -0.162 -0.271 -0.065 0.123 0.586 圖 5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文化存續(xù)”維度組態(tài)分析 圖 6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空間感知”維度組態(tài)分析 二分賦值依據(jù)，用“1”表示存在，“0”表示不存在，賦值形成真值表，并導入軟件 Tosmana。經檢驗（圖 4— 圖 6），僅出現(xiàn)“0”“1”“R”圖例內容，說明不存在矛盾組態(tài)，可以通過布爾運算進一步得到復雜解、中間解

陳 波 等：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機理及其場景表達研究 ·77· 和簡約解。本文選取中間解和簡約解進行結果的解釋。 在“自然生態(tài)”維度，條件組合分析結果形成 4 條組合路徑，整體覆蓋率和一致率為 1。路徑 3 構成了 影響“自然生態(tài)”維度結果最有力的條件組合，可以解釋 66.7% 的案例。由路徑可知，原生性和保護度發(fā) 揮主導性作用，奇特性和系統(tǒng)性發(fā)揮類似作用。落實在空間生產機制上，主要體現(xiàn)為黃河國家文化公園 的物理空間保持固有的自然環(huán)境樣態(tài)不受過多商業(yè)侵蝕至關重要，而黃河地域特色、生態(tài)涵育和生態(tài)可 持續(xù)需在原生環(huán)境基礎上進行有機綜合，即重點對山川草原、森林濕地等自然物進行原生態(tài)保護。 “文化存續(xù)”維度共生成 5 條路徑，整體一致率和覆蓋率為 1。路徑 2 解釋 38.7% 的案例，其中非原真 性與非連續(xù)性在該維度內起主導作用，非活態(tài)化和族群性發(fā)揮類似作用。路徑 1 和路徑 5 形成了參照 組，以“傳統(tǒng)性缺失、活態(tài)化必備”為前提，族群性、原真性和連續(xù)性構成了一組相反條件，且在各自路徑 內須同時存在。在空間生產機制上主要體現(xiàn)為黃河文化符號通過不間斷的存續(xù)所建構起的象征意義系 統(tǒng)在當下和未來的時間維度投射；即重點關注“文化遺產及其民族語言文字、舞蹈、音樂、圖案與雕塑、裝 飾與服飾、圖像與景觀等生活場景”［46］（P89-100），及其組成的價值觀體系和族群記憶的傳承、原真維系； 或對文化符號進行創(chuàng)新性開發(fā)，轉化路徑可以分為突出原有族群特征和大膽進行普適化更新。 “空間感知”維度條件組合形成 4 條路徑，覆蓋率和一致率均為 1。路徑 2 解釋率達到 70.6%，其中公 共性、多樣性和非正式性起主導作用，參與度輔助感知實現(xiàn)。路徑 2-4 中，公共性與正式性均互斥。當正 式性作為核心要素時，甚至導致公共性要素缺失。在空間生產機制上表現(xiàn)為群眾在交流與互構過程中， 通過肯定公共權力和使用多元文化設施，形成“自我—事件—記憶”關聯(lián)，具象化族群文化認同和歸屬的 喚醒機制，塑造文化身份；機制空間的設計要理清公眾開放普適和特定標準化引導之間的側重問題。 四、主要結論與建議 城鎮(zhèn)化持續(xù)推進和社會經濟發(fā)展引至個體表達意識強化、鄉(xiāng)村依附性、城鄉(xiāng)間人口較大規(guī)模流動， 此類問題不斷沖擊、解構和重塑著我國社會的基本形態(tài)，產生大量的非適應性問題，需從文化認同出發(fā)， 應用場景強大的架構能力，打造“有溫度”的空間集合體。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作為涵育黃河生態(tài)和打造 黃河文化地標的重要舉措，有助于增進區(qū)域合作，強化民族文化認同，有力推動文化強國總目標的實現(xiàn)。 空間生產與文化場景嵌合形成了黃河國家文化公園運行的內生動力，從內部結構看，“物理空間”對 應“自然生態(tài)”，關切大尺度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涵育和基礎設施優(yōu)化；“精神空間”對應“文化存續(xù)”維 度，探究黃河文化象征符號的具像表征和活態(tài)存續(xù)；“機制空間”對應“空間感知”，著重“人—地—事”互 動進程中的多元關系和自我身份建構。從外部結構看，國家文化公園從本質上為群眾提供了不同層次 的公共文化消費產品，客觀的物質環(huán)境和設施通過活動參與進入群眾的感知系統(tǒng)，與其前見及想象融合 產生文化共鳴，進而形成個體特有的主觀情緒和態(tài)度，外化為行為反饋，并反作用于黃河國家文化公園 的后續(xù)發(fā)展（圖 1）。本文以空間生產內生動力和場景表達外在承載的齒輪結構解析了黃河國家文化公 園的運行框架，通過數(shù)據(jù)實證，得到了場景表達的特征維度及其效能組態(tài)。 （一）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特征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凝集從許家窯遺址到陶寺遺址的文明曙光，匯聚了鄭州、西安、洛陽、開封等歷史 名城，聚居著藏族、回族、蒙古族、漢族等諸多民族，見證了中國歷史演進的重要節(jié)點。 1.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歷史敘事。黃河文化分為“三秦文化、中州文化（狹義上的中原文化）、齊魯 文化三個核文化區(qū)和三晉文化、燕趙文化、河湟文化三個文化亞區(qū)（或稱次文化區(qū)）”［47］（P134-139），具體 到黃河上游又分為“河湟文化、隴右文化和河套文化”［48］（P154-461）。各文化區(qū)內地理環(huán)境、語言、民俗 藝術、宗教信仰、道德規(guī)范和心理性格相似度高，文化特性具有強認同性和趨同性；而文化區(qū)之間邊界模 糊，動態(tài)變化，彼此交融。從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主要地市文化場景模式聚類來看，三類地市群與文化區(qū) 存在一定的重疊關系。第一類地市群主要集聚于河湟文化區(qū)，主要位于青海省內；第二類除蘭州、銀川、

·78·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鄂爾多斯、包頭和呼和浩特外，主要集聚于齊魯文化區(qū)和中原文化區(qū)（部分），位于山東省和河南省東部 黃河沿線區(qū)域；第三類主要集聚于河套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匯區(qū)，位于內蒙古、陜 西省、山西省和河南省西部黃河沿線。因此，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可將代表性文化符號化歸于三類文化區(qū) 進行具象化解讀，以此反映黃河文化的交融演進，形成傳統(tǒng)文化向現(xiàn)代表達的時間過渡。 2.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時代特征。受黃河自然形態(tài)的影響，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整體呈現(xiàn)出條帶狀、 散點式和開放性的特征，遼闊的流域面積、區(qū)域間較大的經濟發(fā)展差異和橫跨的多個文化區(qū)都加大了一 次性統(tǒng)一建設的難度。根據(jù)文化場景模式特征性維度分析，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內主要地市文化場景模 式可歸為：自然生態(tài)型場景（第一類地市群）、便捷參與型場景（第二類地市群）和傳統(tǒng)賡續(xù)型場景（第三 類地市群）三類。各類場景組團內部文化和社會結構相似度高，可打破行政地理邊界限制，以文化場景 核心要素為引領，區(qū)域內加強跨省合作，共享客源、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區(qū)域間差異化發(fā)展，根據(jù)不同場 景表達特征維度，持續(xù)強化代表性文化符號，形成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內“和而不同”的文化表征系統(tǒng)。而 以城市群為依托，明確各組團功能定位，也暗合了習近平新時代空間經濟思想的基本內涵［49（］ P14-19）。 （二）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場景優(yōu)化的三個維度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作為公共文化空間形態(tài)的新探索，是新時代弘揚黃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打造黃河精 神標識，推動文化強國建設的重大工程之一。其場景表達各維度組態(tài)分析顯示，原真性、保護度、活態(tài) 化、公共性和多樣性成為建設重點方向，而這也體現(xiàn)出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高質量發(fā)展的核心宗旨。 1. 高度凝練文化符號及認同體系。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主要包括兩方面核心資源：一是黃河水文地 理資源，二是黃河精神資源。黃河帶給先民的福祉與苦難，人類在與自然共進中的堅韌與開拓，歷史長 河中形成的社會儀規(guī)、日常起居、風土民俗和價值取向都內化成為民眾的文化基因，而在此基礎上形成 的文化認同也就有了一種“超我”式號召力。因此，構建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應優(yōu)先在有合作基礎、場景 表達相似的組團內部構建文化共同體子系統(tǒng)，明確文化場景特征，將文化生態(tài)、文化遺產與地市群性格 及其在公園整體建設中承擔的功能結合起來，形成差異化優(yōu)勢。 2. 多元優(yōu)化舒適物的場景布局。文化場景的表達是對文化舒適物的有機調試和組合搭配。首先， 深度推進黃河水文及周邊環(huán)境治理；其次，改善基礎設施條件，打通區(qū)域間交通路網體系，區(qū)域內各點要 結合標志文化符號形成統(tǒng)一標準，建立一套視覺基礎識別、園區(qū)服務、業(yè)務操作等規(guī)范化手冊。此外，構 建各地市組文化舒適物數(shù)據(jù)庫，持續(xù)優(yōu)化舒適物類目，同時打造虛擬場景云端，一體覆蓋多種數(shù)據(jù)，集成 多元業(yè)務，并成立統(tǒng)一的后臺管理系統(tǒng)，共建共享共同維護相關數(shù)據(jù)。 3. 精準錨定居民及游客獲得感和幸福度。消費主義導致的空間同構及碎片化問題日漸凸顯，需在 有限的物理空間內呈現(xiàn)富有特色的文化符號，以激活消費者的空間感知并完成其自我身份建構。黃河 國家文化公園內存在兩組感知主體：即本土居民和外來游客，二者參與空間生產的目的不同也決定了其 感知重點有異。首先，對本土居民而言，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是其日常生產生活的基本空間，特色民俗及 文藝形式亦是其常規(guī)化的娛樂或祭祀方式。居民的感知重點更多側重于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對高質量 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對自我身份建構和文化認同的需求，因此，關注本土居民的獲得感，加快彌合城鎮(zhèn) 化帶來的非適應性和空間安全感弱化問題是建設的重中之重。需通過從“功能性導向”向“文化性導向” 轉向，豐富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形式，以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為契機，發(fā)揮文化集聚效應、打造特色文化 形象、創(chuàng)新產業(yè)形態(tài)、優(yōu)化居民收入結構、提高其經濟營收能力，使文化真正發(fā)揮地區(qū)發(fā)展的引擎作用。 其次，對外地游客而言，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是新型文化消費空間，區(qū)域內具有原真性的“黃河氣質”、民族 記憶、文化符號是形成旅游者感知的重點，并依賴于文化舒適物得以呈現(xiàn)。隨著我國國民素養(yǎng)的普遍提 高，“宏大敘事”的場景營造模式自是題中要義，但也對“小微空間”的精細化營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 通過定制化的消費形式、差異化休閑內容來精準匹配消費者需求，以高質量場景及智慧化服務來增強游

陳 波 等：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空間生產機理及其場景表達研究 ·79· 客的主觀感受，進而形成黃河文化的感召力。 本文對空間生產和場景理論在我國國家文化公園中的應用研究做出了補充，并以黃河國家文化公 園為研究案例提出了新的研究框架和數(shù)據(jù)實證。但受限于國家文化公園作為新概念在理論研究上尚處 于起步階段，且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并未建設完成，本研究需進一步深化以下三方面內容：一是需要深化 細化理論邏輯鏈條；二是隨著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基礎數(shù)據(jù)需持續(xù)更新優(yōu)化；三是對“空間感知” 還需要進一步從群眾感知的角度加以完善。 參考文獻 [1] 張玫 . 建設黃河國家文化公園 弘揚黃河文化 . 中國旅游報，2021-08-27. [2] 吳軍 . 場景理論：利用文化因素推動城市發(fā)展研究的新視角 . 湖南社會科學，2017，（2）. [3] 吳殿廷，劉宏紅，王彬 .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的現(xiàn)實誤區(qū)及改進途徑 . 開發(fā)研究，2021，（3）. [4] 龔道德 . 國家文化公園概念的緣起與特質解讀 . 中國園林，2021，（6）. [5] Charles Flink, Robert Searns. Greenways.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1993. [6] 李飛，鄒統(tǒng)釬 . 論國家文化公園：邏輯、源流、意蘊 . 旅游學刊，2021，36（1）. [7] 程惠哲 . 從公共文化空間到國家文化公園 公共文化空間既要“好看”也要“好用”. 人民論壇，2017，（10）. [8] 劉曉峰，鄧宇琦，孫靜 . 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省域管理體制探略 . 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21，（3）. [9] 田林 . 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濱水景觀營造方法探究 . 美術觀察，2021，（10）. [10] 王秀偉，白櫟影 . 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邏輯遵循與路徑探索——文化記憶與空間生產的雙重理論視角 . 浙江社 會科學，2021，（10）. [11] 彭兆榮 . 文化公園：一種工具理性的實踐與實驗 . 民族藝術，2021，（3）. [12] 程遂營，張野 . 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發(fā)展的關鍵 . 旅游學刊，2022，（2）. [13] 亨利·列斐伏爾 . 空間的生產 . 劉懷玉等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14] 大衛(wèi)·哈維 . 地理學中的解釋 . 高泳源、劉立華、蔡運龍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15] 愛德華·蘇賈 . 后現(xiàn)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 . 王文斌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16] 朱萌 . 空間生產視角下城市社區(qū)網絡的構建與重塑——基于 T 市 B 社區(qū)的案例研究 . 社會建設，2021，（6）. [17] 操小晉，朱喜鋼，余思奇等 . 基于場域理論的后單位社區(qū)空間生產研究——以徐礦社區(qū)為例 . 熱帶地理，2022，（4）. [18] 謝欣然 . 從“資本邏輯”走向“人本邏輯”——當代城市空間的倫理演變及其中國實踐 . 人文雜志，2021，（1）. [19] 陳建華 . 中國城市空間生產與空間正義問題的資本邏輯 . 學術月刊，2018，（7）. [20] 孫全勝 . 城市空間生產批判及其對中國城市化的啟示 . 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6，（6）. [21] 陳波 . 基于場景理論的城市街區(qū)公共文化空間維度分析 . 江漢論壇，2019，（12）. [22] 王淑嬌，李建盛 . 城市歷史空間再利用與城市文化空間生產——以成都寬窄巷子為例 . 中華文化論壇，2018，（1）. [23] 林繼富“. 空間賦能”：融入鄉(xiāng)村振興的文化生態(tài)保護區(qū)建設 . 西北民族研究，2021，（4）. [24] 陳曉華，黃永燕，王銹賢 . 城空間生產視角下的傳統(tǒng)村落空間轉型過程、特征與機制——以黃山市賣花漁村為例 . 熱帶 地理，2022，42（1）. [25] 朱曉翔，喬家君 . 鄉(xiāng)村旅游社區(qū)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基于空間生產理論三元辯證法視角的分析 . 經濟地理，2020，（8）. [26] 魏萍，藺寶鋼，張曉瑞 . 基于空間三元辯證法的城市周邊旅游型鄉(xiāng)村公共空間生產研究——以西安地區(qū)清水頭村為 例 . 人文地理，2021，（5）. [27] 董寶玲，白凱，陳永紅 . 多元權力主體實踐下民族村寨的旅游空間再生產——以貴州肇興侗寨為例 . 熱帶地理， 2022，42（1）. [28] 特里·N. 克拉克 . 場景理論的概念與分析:多國研究對中國的啟示 . 李鷺譯 . 東岳論叢，2017，（1）. [29] 特里·N. 克拉克 . 場景：空間品質如何塑造文化生活 . 祁述裕、吳軍、劉柯瑾等譯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30] 吳軍 . 文化動力：一種解釋城市發(fā)展與轉型的新思維 . 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5，（4）. [31] 周詳，成玉寧 . 基于場景理論的歷史性城市景觀消費空間感知研究 . 中國園林，2021，（3）. [32] 黃曉琴 . 基于場景理論建構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研究 . 美與城市（時代版），2021，（6）. [33] 李明，邢雪娥 . 基于文化場景理論視角下的鄉(xiāng)村文化場景構建 . 宿州學院學報，2021，（2）. [34] 黎玲 . 鄉(xiāng)村文旅融合對游客滿意度的影響研究——基于場景理論的實證分析 . 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21，（4）.

·80·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35] 鐘晟 . 文化共同體、文化認同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 . 江漢論壇，2022，（3）. [36] 汪明峰，周媛 . 權力——空間視角下城市文創(chuàng)旅游空間的生產與演化——以上海田子坊為例 . 地理研究，2022，（2）. [37] Michel Foucault.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 James Faubion.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1954-1984）, Vol‐ ume 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86. [38] 郭文，王麗 . 文化遺產旅游地的空間生產與認同研究——以無錫惠山古鎮(zhèn)為例 . 地理科學，2015，（6）. [39]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 . 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官網，2019-12-05. [2022-04-13] http://www.gov.cn/xinwen/2019-12/05/content_5458839.htm. [40] 陳波，林馨雨 . 中國城市文化場景的模式與特征分析——基于 31 個城市文化舒適物的實證研究 . 中國軟科學， 2020，（11）. [41] 傅才武 . 文化空間營造：突破城市主題文化與多元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悖論”. 山東社會科學，2021，（2）. [42] 劉承愷，鐘香煒 . 藝術介入社區(qū)更新的身體感知研究 . 裝飾，2021，（1）. [43] 吳良鏞 . 廣義建筑學 .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44] Stephen Carr, Mark Francis, Leanne Rivlin. Public Sp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5] Johan Trygg, Svante Wold. Orthogonal Projections to Latent Structures (O-PLS). Journal of Chemometrics, 2002, 16(3). [46] 傅才武 . 論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內在邏輯 .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3（2）. [47] 徐吉軍 . 論黃河文化的概念與黃河文化區(qū)的劃分 . 浙江學刊，1999，（6）. [48] 張祝平 .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時代價值、基本原則與實現(xiàn)路徑 . 南京社會科學，2022，（3）. [49] 周韜 . 習近平新時代空間經濟思想的全新內涵與特質 . 特區(qū)經濟，2018，（10）. Space Production and Scene Manifest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Chen Bo，Pang Yating（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national memory and cultural symbol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el‐ 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e Park, which is also meaningful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confidence and identity . As a new public cultural space concept native to China, it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has a broad scope and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s. In terms of working mechanism,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Park has developed a framework of gear structure, which takes space production a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scene manifestation as the external bearing, More specifically, this framework consists of three cultural scene models, namely, natural ecology scene, convenient participation scene, and traditional continuation scen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cene dimensions is also classified. The clusters of scenes overlap with the culture zon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each scene cluster has its own similarities. Cultural identity can be fur‐ ther strengthened through scene creation, which includes enhancing the supply of amenities in the dimensions of authenticity, conservation, liveness and diversity, building cross-regi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n‐ choring the public's sense of fulfillment. Key words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scene mani‐ festation ■ 收稿日期 2022-07-06 ■ 作者簡介 陳 波，管理學博士，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fā)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 武漢 430072； 龐亞婷，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fā)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 責任編輯 何坤翁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081~090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07 認識與語言分析 王路 摘 要 哲學是關于認識本身的研究，認識論如此，本體論和分析哲學也是如此。哲學 在探討認識的過程中會借助語言，分析哲學如此，傳統(tǒng)哲學亦是如此。認識有經驗和先驗兩 個層面，哲學研究會涉及經驗層面，但主要是研究先驗層面，即認識的運作方式。哲學研究 一方面會借助語言，另一方面也會借助邏輯的理論方法：前者是經驗的，后者是在哲學討論 中形成的，是與有效推理相關的，因而是與認識相關的，故也是先驗的。 關鍵詞 認識；邏輯；語言分析；先驗性 中圖分類號 B016；B8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22）05-0081-10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1\&ZD050） 自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是”以來，認識論逐漸成為哲學討論的話題。人們稱此前的哲學為本體論， 認識論與它形成區(qū)別。分析哲學產生之后迅速成為潮流，與認識論形成區(qū)別。“哲學的根本任務是對語 言進行邏輯分析”的口號風靡一時，語言分析也成為一種普遍的方法。20 世紀 60 年代，蓋提爾的一篇短 文使認識論問題重新成為研究的重點和熱門話題，至今不衰。 隨著改革開放，除了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蓬勃發(fā)展之外，中國對認識論的研究也在努力與國外 同步。在相關研究中，國內學界使用兩個詞，一個是“知識論”，一個是“認識論”，而且似乎更愿意使用前 者。特別是今天，科學技術飛速發(fā)展，新成果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克隆、人工智能、大數(shù)據(jù)等也紛紛 成為知識論研究或以知識論為名的研究所考慮的對象。 “認識論”一詞的英文是 epistemology，來自希臘文的 epistemy，“知識論”一詞的英文是 theory of knowledge，大體相當于前者的翻譯。Knowledge 的詞根是 know，有知道、認識的意思，也應該譯為“認 識”，或者說，譯為“認識”也不錯。相應的德文詞復雜一些，有兩個詞，一個是 wissen，意思是知道，一個 是 erkennen，意思是認識。假定這些情況都是清楚的，不必討論，則可以假定“知識論”與“認識論”的字 面意思差不多①，我們不再對它們做出區(qū)別。 早在 20 多年前我即提出，本體論、認識論和分析哲學都屬于形而上學，是形而上學的三種不同形態(tài)。 我還指出，西方哲學是一種最寬泛的知識論意義上的研究。今天我則明確指出，哲學就是形而上學，它 是關于認識本身的認識。我區(qū)別哲學與加字哲學，并且認為，形而上學研究是先驗的，加字哲學研究是 經驗的，二者形成區(qū)別。本文想要說明的是，不僅認識論是與認識相關的研究，而且本體論和分析哲學 也是與認識相關的研究；不僅分析哲學采用語言分析的方法，而且傳統(tǒng)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研究也采用語 言分析的方法。在不同時期不同形態(tài)的哲學研究中，盡管對認識的表述和強調有所不同，語言分析的方 ① 例如，羅素認為知識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科學對世界做出的描述“，世界包含著一種被稱為‘認識’的現(xiàn)象”［1（］ P5），另一種是“對被認作知識的東 西進行一種批判性的審查”，這“也就是人們所說的‘認識論’”［1（］ P8-9）。譯文中的“知識論”和“認識論”，原文分別為 theory of knowledge 和 epis‐ temology；“認識”的原文則是 knowing［2（］ P12，15）。knowing 是動詞 know（知道）的動名詞形式，knowledge 則是 know 的名詞形式。這些詞的意思 應該是一樣的，至少大體上一樣的。

·82·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式呈現(xiàn)得強弱也不一樣，但是，這兩個特征，即對認識的表述和強調，對語言的借助和分析始終是存在 的。這就說明，哲學研究，或者至少形而上學研究，是與認識相關的，是借助語言分析來進行的。我認為 對這兩點的認識是有意義的，它不僅可以使我們更好地認識哲學的方式，而且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哲 學的性質。 一、關于認識的論述 近代以來，談論認識成為普遍現(xiàn)象。人們探討認識的現(xiàn)象和來源，劃分認識的層次，試圖揭示認識 的實質。比如洛克談論認識的等級［3］（P520-529），康德區(qū)別認識的層次，并明確提出感性和知性的區(qū) 別①。正是這樣的認識，導致人們明確地將認識作為哲學研究的對象確立下來。比如康德認為，我們的 知識有來自經驗的，也有獨立于經驗的，后者被稱為先驗的知識，這使兩種知識形成區(qū)別。他還把與“關 于對象的認識方式（Erkenntnisart）”的知識相關的研究稱為先驗的，并明確地說，“這樣一些概念的體系 可以叫做先驗哲學”［5］（P48）［6］（P63）。有了這樣明確的關于認識的談論，并如此明確地確立與認識相關 的研究方向，獲得“認識論”這樣的稱謂乃是毫不奇怪的。因此，近代哲學關于認識的論述不必多說，需 要說明的是近代以前和以后的哲學。 近代以前的哲學常常被稱為本體論。中譯文中的“體”字，使人形成一種物化的感覺，似乎這是一種 關于具體事物的研究?！氨尽弊謩t更是強化了這一感覺和傾向，結果字面上即與“認識論”形成鮮明區(qū)別。 實際上，該詞的英文 ontology，詞根 on 來自希臘文，系詞 einai 的第三人稱動詞的分詞形式，字面意思乃是 “是”，ontology 的字面意思則是：與“是”相關的學說。所以，這個詞與“體”根本沒有什么關系。假定“本 體論”不過是一個譯名，意思是清楚的，我們則需要討論，為什么說它也是關于認識的研究。 柏拉圖的研究是與認識相關的。當代柏拉圖研究則使人們認識到，柏拉圖的“x 是什么？”之問乃是 典型的求知之問，體現(xiàn)的是關于認識的思考，追求的是認識的確定性與真。他關于知識和意見的區(qū)別， 關于“是”與“不是”、“知”與“不知”、“真”與“假”，關于“顯得像是”“好像是”而“不是”的探討，為后來關于 認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奠定了基礎。蓋提爾問題則使人們把關于認識的問題追溯到柏拉圖，并 認為他關于認識的研究不僅是無疑的，而且具有起源的性質。此外，“本體論”一詞雖然也可以用于柏拉 圖的理論，但主要不是來自對他的哲學的稱謂，而是來自對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和在其基礎上形成的 哲學的稱謂，因此，我們這里不考慮柏拉圖，而主要看一下亞里士多德的論述。 亞里士多德提出形而上學要研究“是本身”，從而將“是”這一概念凸顯出來，并提升到核心地位。圍 繞這一概念，他談論“是”這個詞的多義性，談及“是什么”和質、量等諸范疇，并從“是什么”提到“實體”， 從“是本身”談及第一原理和原因。在相關論述中，他有一段提綱挈領的說明： 現(xiàn)在，“第一性”是在許多意義上使用的。然而，在各種意義上，實體都是第一性的，無論 是根據(jù)定義，還是根據(jù)認識和時間。因為沒有東西能夠與其他種類的規(guī)定性分離；只有實體 可以做到這一點。因此實體根據(jù)定義也是第一性的。因為在定義中必須包含著實體的定義。 而且我們認為，當我們知道一事物是什么，比如人是什么，火是什么，而不是僅僅知道它的質， 它的量，或它的地點的時候，我們才最完全地知道它。因為我們只有知道量或質是什么，才能 知道這些性質。這個早就提出并且仍在提出而且總是要提出的問題，這個總是充滿疑問的問 題，即“是乃是什么？”，恰恰是這樣一個問題：實體是什么？［7（］ P1028a30-1028b5） 這段話的重點顯然是實體，特別是最后，將關于“是”的發(fā)問轉到關于實體的發(fā)問，一方面凸顯和確 定了實體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說明亞里士多德要通過探討實體來探討“是本身”。仔細一些還可以看 ① 康德最多時在認識層次上分出七個層次［4（］ P63）。

王 路：認識與語言分析 ·83· 出，在關于實體的說明中，兩次提到認識。一次是在關于實體的第一性的說明中，其中提到定義、認識和 時間。假如說這里似乎只是提了一下認識，還看不出非常明確的關于認識的論述，那么在另一次說明 中，即在關于實體的定義的說明中，則明顯地談論了認識，尤其是其中說到，“我們只有知道一事物是什 么……我們才最完全的知道它”［7（］ P1028a35），顯然是在談論如何認識事物。這就說明，亞里士多德關于 實體的探討以及由此關于“是本身”的探討，乃是關于認識的探討，與認識直接而密切相關。加上《形而 上學》開篇所說的“求知是人類的本性”［7］（P980a），則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是與 認識相關的學說。 國內學界總是有人認為，“是”乃是邏輯的理解，而存在是哲學的理解。我則認為，亞里士多德邏輯 的核心句式是“S 是 P”，與其形而上學的“是本身”字面上即是相通的。我還強調，這不是簡單的翻譯問 題，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這里，借助關于認識的討論，同樣可以說明這一問題。亞里士多德 邏輯的核心和主要成果是三段論，它提供了亞里士多德關于有效推理的看法，也為亞里士多德談論證明 提供了基礎和幫助，比如亞里士多德認為，三段論的中項即是原因。因此，三段論不僅為科學證明提供 幫助，而且可以對認識提供幫助。比如亞里士多德認為： 我們假定，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知道事實依賴的原因，我們就擁有對一事物絕對的科學認 識，這與偶然地認識它形成對照。因為該原因是這個事實的而不是其他事實的，而且這個事 實只能是如其所是?？茖W認識就是這樣的。因此，絕對科學知識的恰當對象就是某種只能是 如其所是的東西。［8（］ P71b10） 類似的論述在《后分析篇》比比皆是，僅以這一段為例即可以看出，這是關于認識的論述，不僅談及 對事實的認識，而且談及科學認識，特別是區(qū)別偶然認識與絕對的認識，并借助這樣的區(qū)別來說明科學 認識。還應該看到的是，這是《后分析篇》中的論述，而不是《形而上學》中的論述。這就說明，不僅在哲 學著作中，而且在邏輯著作中，亞里士多德都有關于認識的論述。所以，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也是與認識 相關的。即便只把《前分析篇》看作邏輯著作而不把《后分析篇》看作邏輯著作，至少也可以認為，邏輯是 與認識相關的，基于邏輯無疑是可用談論認識的，而且亞里士多德不僅是這樣做的，他還有非常系統(tǒng)的 這樣的論述。 分析哲學有著非常鮮明的特征，與傳統(tǒng)哲學形成清晰的區(qū)別，人們稱它的主要特征為語言分析。分 析哲學家們相信，我們關于世界的認識都是通過我們的語言表達的，因而可以通過分析我們的語言以達 到關于世界的認識。因此，語言分析和認識在分析哲學家的著作中乃是貫徹始終的。維特根斯坦說，我 的語言的界限意謂我的世界的界限。戴維森說，我們共有一種語言，也就共有一幅關于世界的圖景；我 們顯示語言的大部分特征，也就顯示了實在的大部分特征。所以，研究形而上學的一種方法便是研究我 們語言的一般結構。達米特說，一種認識論的研究（在它的背后有一種本體論的研究）是能夠通過一種 語言的研究來回答的?？蛟趯ψ约骸墩嬷非蟆芬粫恼f明中說，該書要整理、概括和清晰闡述他“關 于認識意義、客觀所指和知識基礎方面各種不同的相互交叉的觀點”［9］（序 P28），足見凸顯的是真，探討 的依然是認識；該書第一、二兩章的題目是“刺激與語言”和“觀察句”，顯示出其從語言出發(fā)的特征，但刺 激和觀察兩詞則顯示出其語言論述是與認識相關的?？梢哉f，分析哲學家關于語言分析和認識相關的 論述俯拾皆是。在弗雷格那里，相似的論述就更多了。 眾所周知，《論涵義與意謂》是弗雷格的名篇，也是分析哲學的名篇。它探討了句子的涵義和意謂， 專名的涵義和意謂，其相關論述包括思想和方式，也成為分析哲學的經典。但是該文始終是與認識相關 的。它的開篇即談到“a=a”和“a=b”是不是“具有不同認識價值的句子”，是不是“十分有意義地擴展了我 們的認識”［10（］ P95），通過關于涵義和意謂的探討，它在結束時說：

·84·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如果我們發(fā)現(xiàn)“a=a”和“a=b”一般有不同的認識價值，那么這可以解釋如下：對于認識價 值來說，句子的涵義，即句子中表達的思想，與它的意謂，即它的真值，得到同樣的考慮。如果 現(xiàn)在 a=b，那么盡管“b”的意謂與“a”的意謂相同，因而“a=b”與“a=a”的真值也相同，但是“b”與 “a”的涵義卻不相同，因而“a=a”表達的思想與“a=b”表達的思想也不相同。這樣，這兩個句子 的認識價值也不相同。［10（］ P119） 這段話與開篇的論述相呼應，再次談論“a=a”和“a=b”的認識價值，并基于全文的論證而闡明它們具 有不同的認識價值。這段話的意思非常明確，即便不考慮該文探討的是什么，也不參照該文的探討方 式，僅從這段話即可以看出，該文的論述是與認識相關的。參照該文的內容和論述方式則可以看出，它 探討了句法和語義的區(qū)別和關系，句子和句子所表達的東西的區(qū)別和關系，句子構成部分的語義值與句 子真值的區(qū)別和關系，所有這些都涉及語言分析，都是基于語言分析進行的。在我看來，弗雷格的這篇 文章堪稱分析哲學的典范：不僅其中提出的觀點成為分析哲學的基本觀點，其探討問題的方式成為分析 哲學的基本方式，而且直言語言分析與認識之間的關系，并將這一關系凸顯出來，從而顯示出分析哲學 的形而上學特征。 綜上所述，哲學與認識相關，不僅認識論是如此，本體論和分析哲學也是如此。對這一點我們應該 有清楚的認識。 二、語言分析的特征 分析哲學對語言進行分析的特征非常明顯，這一點僅從前面關于認識的論述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相比之下，傳統(tǒng)哲學中語言分析的特征就不是那樣明顯。為了更好地揭示和說明傳統(tǒng)哲學中語言分析 的情況，有必要就語言分析的特征做一分析。 一般來說，語言分析就是要考慮語言，借助關于語言的考慮來說明問題。具體而言，關于語言的考 慮又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對語言表達方式的考慮，包括關于句法的考慮，二是舉例說明。比如弗雷格 關于“a=a”和“a=b”的說明，就體現(xiàn)了句法方面的考慮，而他舉的例子“晨星是昏星”則同樣出名。又比如 羅素的摹狀詞理論，該理論被稱為哲學分析典范，它一方面有句法方面的考慮，包括摹狀詞的表達形式 以及如何消去摹狀詞，另一方面也有舉例說明。而且，羅素舉的兩個例子“《威佛利》的作者是司各特”和 “當今法國國王是禿子”也非常出名，它們都受到了批評。當然，進一步分析還可以看出，關于句法方面 的分析是依據(jù)邏輯理論的，即分析哲學所說的，不是單純的語言分析，而是對語言進行邏輯分析。羅素 在對批評的回應中說，例子的問題屬于自然語言，而他的理論本身沒有問題。我認為這兩點認識是有意 義的。例子是常識性的、經驗性的，邏輯理論是科學性的、先驗的。這兩點認識有助于說明所討論的問 題。對我們這里的研究來說，它們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和分析傳統(tǒng)哲學中語言分析的特征，從而可以 更好地、更深刻地認識傳統(tǒng)哲學。明確了這兩點認識，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不考慮舉例說明，只考慮理 論性方面的說明。 在近代哲學中，與語言相關的討論非常多。比如洛克的《人類理解論》第 3 卷“通論文字或語言”，直 接談論語言；萊布尼茲的《人類理解新論》則在相同的標題下討論了相同的問題，并明確說，語詞就“是用 來代表和說明觀念的”［11］（P28）。所以，字面上是談論語言，實際上卻是在探討認識，通過關于語言的探 討而對認識做出說明?？档碌姆懂牨砘谂袛啾?，所列出的 12 個概念實際上基于判斷表的 12 個概念， 比如量的范疇“全”“多”“一”來自判斷的量“全稱的”“特稱的”“單稱的”，后者則是對判斷表達方式的說 明。由于邏輯理論揭示的表達方式與自然語言的表達方式是一樣的，因此這些說明是邏輯的，同時也是 語言的。此外，近代哲學中有許多關于系詞的討論，“系詞”這一概念無疑是語言層面的。比如洛克和萊 布尼茲有關于系詞的論述，康德的判斷表中“肯定的”和范疇表中“肯定”也都是與系詞相應的概念。不

王 路：認識與語言分析 ·85· 僅如此，康德還有著名的論斷：“是”不是謂詞，而是系詞。而在黑格爾哲學體系中，“是”則變成一個初始 概念，與“不者”和“變”一道構成他的邏輯和哲學基礎。所有這些都與邏輯形式有關，實際上也與語言形 式相關。比如黑格爾說： 判斷是主詞和賓詞間的同一關系，在那里，判斷把主詞所具有的比賓詞更多的規(guī)定性抽 去，正像它也把賓詞比主詞更廣的［外延］抽去一樣。但是，假如內容是思辨的，那么，主詞與 賓詞的不同一，也是本質的環(huán)節(jié)，不過這個環(huán)節(jié)并沒有在命題中表現(xiàn)出來而已。近來的哲學 有許多地方，在不熟悉思辨的人看來，似乎很光怪陸離，這大多是由于用簡單的判斷形式來表 現(xiàn)思辨的結果。［12（］ P80） 這段話明確談到主詞和賓詞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這顯然是通過系詞來實現(xiàn)的，也就是說，這段話 沒有談到系詞，卻是基于系詞而談論的。所以，這段話關于語言的考慮是非常明顯而清楚的。此外，這 段話在批評他人的觀點，這說明，被批評的觀點是借助關于語言的考慮而闡述的。黑格爾同樣借助關于 語言的考慮，一方面指出他人觀點的問題，另一方面說明自己的觀點。這就清楚地表明，近代哲學中有 非常清楚的關于語言的考慮，而且這種考慮是基于邏輯理論的。 邏輯、語法、修辭是中世紀神學院的必修課，這一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近代，所以人們對語言和語法的認 識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主詞、謂詞（賓詞）、系詞、判斷、命題等術語頻繁使用，已經成為常識。所以，近代 哲學有非常清楚的關于語言的考慮，乃是自然的事情，與邏輯和語言學的發(fā)展也是分不開的。所以，認 識近代哲學中關于語言的考慮并不是什么難事。相比之下，認識古代哲學中關于語言的考慮就不是那 樣容易了，因為上述語言學方面的用語尚未完全出現(xiàn)，因而從術語使用上，追尋明顯的關于語言方面的 考慮乃是比較困難的事情。但是，假如人們沒有進行過這些術語意義上的考慮，這些術語又是如何產生 的呢？換句話說，如果認識到這些術語一定是通過對相關問題的研究而形成的，那么就會相信，在這些 術語產生之前，一定會有對這些術語所表達的東西的思考。也就是說，人們使用這些術語時會明確考慮 它們涉及的問題，不使用這些術語時依然可能會進行相關的考慮。這樣的考慮依然會是與語言相關的， 也一定會是語言層面的，是關于語言的考慮。認識到這一點也就可以認識到，即使在古代哲學中，我們 依然可以看到關于語言的考慮。讓我們以亞里士多德的論述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亞里士多德關于語言的論述非常多，既有一般性的論述，也有基于邏輯理論的論述。比如他說，語 言是心靈的符號，文字是說出的詞的符號，這顯然是一般性的說明。又比如他的四謂詞理論，這顯然是 關于謂詞的說明，說明中涉及與主詞的關系，因此也會與主詞相關；在此基礎上再區(qū)別出十個范疇，這就 說明，他的范疇理論是與謂詞相關的，因而也是與語言相關的。這無疑是基于邏輯理論的說明。此外， 亞里士多德還有一些說明，表面上是一般性的，與常識相符，實際上卻是基于理論的。比如下面的論述： 如同心靈中有一些思想不涉及真假，也有一些思想一定是真的或假的一樣，語言中也是 如此。因為真假隱含著組合和分離。假如不增加任何東西，名詞和動詞就像沒有組合和分離 的思想一樣?！叭恕焙汀鞍椎摹?，作為孤立的詞，尚不是真的或假的。為了證明這一點，請考慮 “羊-鹿”這個詞。它有意義，但是關于它沒有真假，除非加上“是”或“不是”，或者以現(xiàn)在時，或 者以其他某種時態(tài)。［8（］ P16a10-20） 這段話談論心靈、思想和語言，還有舉例說明，與常識相符，很容易理解，很像是一般性的說明。但 是，這里明確談到“是”與“不是”，還談到“真”和“假”。“是”乃是語言層面的，但是，“加上”一詞表明，這里 將“是”作為一種語言表達方式來考慮，不僅如此，還暗含著說明了它的位置：在兩個詞之間。因為這里 沒有明確說出將“是”與兩個詞組成句子的方式，但是使用“是”的方式是常識，因此常識告訴我們它的位

·86·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置。這實際上相當于從句法方面做出說明，實際上也是對系詞的說明，只不過沒有使用系詞這個術語。 “是真的”也是經驗性的說明，誰都知道在日常表達中可以說“是真的”，對什么說“是真的”。但是，將 “真”作為對象來談論，并指出它隱含著“組合”，就不是常識性的。這樣也就有了關于它的進一步說明， 比如語詞和它沒有關系，但是語詞加上“是”以后與它就有關系了，也就是說，句子與“真”相關。這樣就 獲得一種關于“真”的認識，這實際上是從語義方面做出的說明。因此，這樣看似簡單的一段話，實際上 提供了句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說明，并且是二者對應的說明。這樣的說明無疑不是經驗性的，而是科學 性的，是基于邏輯的理論和認識做出的。 應該指出的是，站在今天的立場，獲得以上認識是非常容易的。因為我們非常熟悉邏輯告訴我們的 基本句式“S 是 P”和基于該句式而形成的理論，包括句法和語義兩個方面，也非常熟悉語言學理論以及 西方語言“S 是 P”這種系詞結構，所以閱讀和理解亞里士多德的相關論述并不困難。但是應該看到，在 亞里士多德時代，擁有這樣的認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亞里士多德把它揭示出來并告訴人們的， 而且他以常識性的表達方式、以舉例的方式來闡述相關理論，沒有使用今天我們都熟悉的那套詞匯，比 如主詞、謂詞、系詞等。即便如此，這樣的理論還是被提出并展現(xiàn)出來，其展現(xiàn)的最直接的方式，可以說 就是語言分析。 有人可能會認為，這段話是在邏輯著作中說的，因此比較容易理解。那我們就看一下亞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學》中的論述。比如他提出要研究“是本身”，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一事物是什么，然后把關于 “是”的問題轉換為關于實體的問題，并展開關于實體的討論。在關于實體的討論中，他首先區(qū)別出“實 體”一詞的四種主要用法，以此進行討論。在對其中關于第一種用法“本質”的討論中，他談論關于事物 的表述，并且說：“這個表述中沒有出現(xiàn)這個詞本身，卻表達了它的意義，這就是各事物的本質的表 述。”［7］（P1089b20）以上以最簡單的方式陳述了亞里士多德的論述過程，并引用了他討論中的一句話。 盡管扼要，但依然可以看出，在亞里士多德的討論過程中，關于“實體”一詞幾種用法的考慮顯然是關于 語言的考慮。如果說這還算不上是語言分析的話，那么引語明確談到表述中的用詞和該詞的意義，并通 過二者來說明本質，無疑就是語言分析：通過關于語言的用法來說明本質。不僅如此，這句話還可以和 亞里士多德在《論辯篇》中關于定義的論述相互印證。那里提出定義是表達本質的詞組，定義的方式是 屬加種差；并且規(guī)定，定義項不能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包含被定義項，否則就是循環(huán)定義。在這里，“表 述”指的是定義，即表達本質的詞組，“詞”指的是被定義的用語，意思是說，表達定義即是表達本質，但是 用語中不能出現(xiàn)被表達的詞。這樣的論述與專門討論定義時的論述當然是不同的，因此，語言分析的特 征似乎顯示得不是那樣充分。但盡管不太充分，其關于語言的考慮，借助語言分析來思考問題和討論問 題的方式還是可以看出來的。特別是，如果將兩著相關論述對照著看，《形而上學》中關于語言的考慮， 借助語言分析來探討和說明問題的方式就可以清晰地顯示出來。 限于篇幅，這里僅指出，亞里士多德著作中關于語言的考慮是很多的，借助語言分析來說明問題的 地方是很多的。不僅邏輯著作中如此，《形而上學》中也同樣如此；亞里士多德如此，在其他哲學家那里 也是如此。 三、先驗與經驗 前面的討論表明，關于認識的談論并不是認識論獨有的，而是貫徹始終的：不僅古希臘哲學有，分析 哲學也有，而且都是核心內容。語言分析也不是分析哲學獨有的：從古至今一直存在，而且是哲學研究 不可或缺的方法。所以，名稱固然可以顯示出一些性質，但畢竟只是一個名稱，它顯示的可能只是某一 個側面，而不是實質性的東西。比如 ontology（本體論）表示的是關于 on 的學問，因此其本意是與 on 相 關，這與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是本身”（to on hei on）是相符合的。認識論表示與“認識”相關，本意也是如 此，突出了笛卡爾提出的“我思”（cogito）。分析哲學表示的則是其主要方法，本意是凸顯這種方法，這與

王 路：認識與語言分析 ·87· 其所主張的“對語言進行（邏輯）分析”也是一致的。問題是，名稱如此，本意如此，實質上是不是如此？ 即便實質上是如此，名稱與實質之間是不是有一種共同的、一致的東西，這種東西可以顯示哲學的實質 和特征，并與它們分別既相符合，也完全一致？我認為有。這一點可以借助胡塞爾的一段話得到說明： 在知識中我們擁有真（Wahrheit）。在我們最終所依據(jù)的現(xiàn)時知識中，我們將真（Wah‐ rheit）作為一個正確判斷的對象而擁有。但僅僅如此還不夠；因為，并非每個正確的判斷、每 個與真（Wahrheit）相一致的對一事態(tài)的設定或否定就是一個關于這個事態(tài)的是（Sein）或不是 （Nichtsein）的知識。［13（］ P9）［14（］ P12-13） 胡塞爾既不是分析哲學家，也不是傳統(tǒng)哲學家。他是現(xiàn)象學的創(chuàng)始人，提出“到事物本身”（zu der Sache selbst）的觀念。但是，人們不會否認他是哲學主線上的人物，是當代也是哲學史上重要的哲學家。 所以，以他的論述來做說明乃是恰當?shù)?，比較中允。 這段話談論的是知識（認識），但在談論中明顯提到了這樣一些東西：是與不是，真，判斷，設定與否 定，事態(tài)，等等。如果我們再多引一些胡塞爾的論述就會看到他直接引出“S 是 P”這一句式并且依據(jù)它 來討論。這樣我們就會看出，這段話明確地含有關于語言的考慮。但在我看來，不必聯(lián)系其他論述，借 助前面的討論也可以看出，這里有關于語言的考慮：其中所說的“是”與“不是”即是句法層面的東西，加 上這里明確談到判斷，而判斷當然是通過語言表達的。這里有關于“真”的考慮，明確地稱之為對象。這 里有關于外界的考慮：其中所說的事態(tài)即是這樣的東西。它不是語言表達的東西，卻會與語言所表達的 東西相關。這里也有關于語言表達和外界事物情況之間關系的考慮：對事態(tài)的設定和否定，似乎是對外 界事物情況方面的考慮，而事態(tài)的是和不是，似乎是語言表達方面的。所有這些都被稱為知識（認識）。 這就說明，在哲學討論中，語言分析或者說關于語言的考慮是存在的。至于它是普遍存在還是偶爾存 在，取決于人們探討語言的意識?？傊?，分析哲學的產生使人們有意識地通過語言分析來探討問題，而 傳統(tǒng)哲學，無論是本體論還是認識論，語言分析的意識似乎不是那樣明確。這樣就有兩個問題，一個是 為什么有這樣的差異，另一個是哲學研究為什么會有語言分析。簡單說，認識與語言是有聯(lián)系的，因此 借助語言來探討認識乃是自然的，現(xiàn)代邏輯提供了分析語言的方法，獲得人們的普遍承認和應用，因此 導致語言分析成為一種普遍的意識。這樣說大致是不錯的，但是對后一個問題還應該做進一步的思考。 認識是通過語言表達的。語言可以表達許多東西，認識是它所表達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東西。所以， 認識與語言相關，這是公認的，也是常識。認識是經驗的，語言也是經驗的，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獲得認 識，學習用語言表達認識，比如“雪是白的”“這朵玫瑰花是紅色的”，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一個人隨之也 獲得認識的能力和表達認識的能力。所以，當人們考慮認識的時候，即當哲學以認識為思考對象的時 候，考慮語言并通過語言來考慮認識乃是自然的，因為這是認識經歷告訴我們的事情，是長期潛移默化 的事情，是意識中約定俗成的事情。 雖然認識是經驗的，人們探討認識時卻不是探討經驗的東西，比如不是探討“雪是白的”的意思。人 們探討的乃是認識本身，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說，探討“是本身”，因為認識乃是通過語言來表達的，通過 “是”來表達的，所以要借助語言來考慮認識。用康德的話說，要探討“認識方式”，這顯然會涉及語言表 達的方式，或者借助語言表達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說明它。用黑格爾的話說，這會涉及判斷，因而涉及主 詞和謂詞同一的關系。所以，在關于認識的討論中，“雪是白的”這樣的認識只是舉例，并不是要討論的 東西，而是討論中借用的東西。真正討論的東西是借用這樣的例子來說明的東西，即認識本身。這樣的 認識本身，并不是具體的認識，有人說是認識的方式，有人說是認識的過程，我認為，可以稱之為認識的 運作方式。這樣一種運作方式是以具體的認識表達呈現(xiàn)的，因而可以以經驗的方式出現(xiàn)，但是它本身卻 不是經驗的。確切地說，認識的運作方式是先驗的。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們認識事物，處在認識過 程中，但是不會考慮這種運作方式本身，至少可以不考慮它，由此并不會影響我們的認識，也不會影響我

·88·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們的生活和工作。這是因為，我們的認識是經驗的，我們的交流是經驗的，基于認識的交流也是經驗的， 而認識本身是先驗的。我們需要有認識，但是并不需要有關于認識本身的認識。 哲學則不同，它要研究認識，研究認識本身，因而它的研究是先驗的。在這種情況下，它借助語言來 探討認識，在我看來，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是經驗認識的延續(xù)：語言表達認識，因而可以借助 語言來思考認識。這方面，最典型的說法是：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思維是語言的物質內容。將認識 與思維等同起來，與語言相對應，這樣的說明有悠久的歷史。它有經驗的支持，因此受到青睞。 此外還有另一個原因，這就是邏輯理論的應用。邏輯是在哲學研究中建立起來的理論。它是關于 有效推理的理論，刻畫了從前提到結論的推理。這不是關于人的認識中具體推理的說明，而是關于人的 認識過程中推論活動本身的說明。這種說明是先驗的，產生的結果是理論性的，因而得到人們的重視和 應用。亞里士多德是邏輯的創(chuàng)始人，他在創(chuàng)建這種邏輯的時候考慮了古希臘語的形式，因此亞里士多德 邏輯的基本句式與古希臘語的基本句式是一樣的：“S 是 P”。所以，應用邏輯的同時自然而然也會與語 言聯(lián)系起來。這樣，在邏輯尚未形成的時候，人們借助語言來考慮認識問題，而在邏輯產生之后，人們借 助邏輯來考慮認識問題。這里有一個從經驗到理論的發(fā)展，即便是關于語言的考慮，也有一個從經驗到 語言的發(fā)展。無論人們對于這樣的情況是不是有清楚的認識，實際情況都是如此。 現(xiàn)代邏輯是借助形式語言構造的，以一種函數(shù)結構替代了“S 是 P”這種主謂結構。它使人們對邏輯 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就是說，對人的認識過程中推理活動本身有了更清楚的認識，相應地對構成推理的 前提和結論本身也有了更清楚的認識。特別是，人們認識到，句子是表達認識的基本單位，句子是有意 義的，也是有真之條件的。這樣就把真與意義聯(lián)系起來，并且通過真來探討意義。所以在分析哲學中， 同樣是關于語言的研究，“是”不再是一個核心概念，取而代之的乃是“真”這個概念。同樣，“是真的”乃 是日常的表達，是常識性的，但真之條件不是日常所考慮的，不是常識性的。這樣，同樣是考慮和分析語 言，同樣是應用邏輯的方法，產生的結果則完全不同。借助句子圖式，我們可以更好地說明這里所涉及 的問題①。 語言表達認識，因而有所表達的東西。對于所表達的東西，人們可以說“是真的”，這顯然是經驗的 斷定和說明。我們可以認識這些，也可以對這些做出說明，并將這看作關于認識的說明。但是這里關于 認識所表達的東西還有另一種認識，這就是它在什么情況下是真的，這就是我說的真之條件。關于真之 條件的認識不是經驗的，而是先驗的，或者說是關于先驗的東西的認識。比如認為“雪是白的”是真的， 可以認為這句話是真的，也可以認為這句話所表達的東西是真的，這是因為知道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即 知道“雪”是什么意思，“是白的”是什么意思。假如不知道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就不會認為它是真的，或 者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又比如，我們可以指出“雪是白的”這句話在什么情況下是真的。這樣就可以 看出，這句話的真之條件與這句話是不是真的乃是不同層面的問題。我們是不是知道這句話的真之條 件，并不影響我們可以依據(jù)經驗判斷它是真的，也不會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幫助我們判斷它是真的。但 是一旦知道這句話的真之條件，我們不僅會認識到這句話在什么情況下是真的，而且會認識到許多句子 及其表達在什么情況下是真的。所以，真之條件的認識并不是關于一個句子及其表達的認識的經驗的 認識，而是關于一個句子及其表達的認識本身的認識，因此是先驗的，是普遍的，是適用于許多句子的。 我認為，以上認識是重要的，也是富于啟示的，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哲學的性質以及哲學中 ① 句子圖式是我構建的一種分析語言的方法，比如下面的圖式： ［句子圖式］ （語言）句子：謂詞 /專名 （涵義）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思想的一部分 （意謂）真值：概念 /對象 句子圖式有三個層次，分別表示語言層面、語言所表達的東西層面（涵義）和語義層面（意謂）。邏輯通?？紤]一三兩個層面，哲學通常考慮一二 兩個層面，或者不區(qū)分二三兩個層面。我認為，應該區(qū)別這三個層面［15（］ P18-20）。

王 路：認識與語言分析 ·89· 的問題。比如，哲學討論中有兩類用語大體上可以區(qū)別清楚，一類是語言層面的，如系詞、主詞、謂詞、句 子，等等，另一類是非語言層面的，如對象、概念、本質、性質、關系、事實、真，等等（當然，也有一些用語似 乎是介于這兩類之間，如判斷、命題、斷定、理解，等等）。人們通常認為后一類是關于事物的表達，屬于 認識層面，人們似乎也知道，哲學討論會借助語言，但主要是借助語言來談論認識?？梢钥吹剑@些用語 貫穿哲學史，但是在我看來，它們的用法發(fā)生了一個明顯的變化，這就是在分析哲學中，它們與真聯(lián)系起 來，或者比較明確地與真聯(lián)系起來。借助句子圖式可以看出，“對象”和“概念”與“真”乃是同一個層面的 東西，同屬于語義層面。這就說明，它們和真一樣，是關于句子的說明，是關于句子所表達的東西的說 明，或者是關于句子及其表達的東西整體的說明。傳統(tǒng)哲學中有關于對象和概念的談論，也有關于真的 討論，但是二者的討論很少結合在一起，給人一種感覺，真似乎是語義層面的說明，但是對象和概念絕不 是語義層面的說明，因為它們與真沒有關系。這樣，對象和概念似乎是語言所表達的東西，或者，對象和 概念是外界的東西或內容方面的東西，總之，它們似乎不是關于語言所表達的東西的說明。這樣，傳統(tǒng) 哲學的討論給人一種感覺，語言和語言所表達的東西是不分的，或者區(qū)別得不是那樣清楚。應該看到的 是，不區(qū)別語言和語言所表達的東西，或者說二者區(qū)別得不是特別清楚，并不意味著傳統(tǒng)哲學家們沒有 關于二者區(qū)別的認識，沒有做出這樣的區(qū)別的努力。在我看來，他們與真相關的論述，與對象和概念相 關的論述，以及與一些相似東西的論述，實際上都是關于語言和語言所表達的東西的論述，是關于認識 的論述。他們關于語言的論述是清楚的，這是因為他們使用了一些明確表示語言的術語，他們關于語言 所表達的東西的論述不是那樣清楚，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對語言和語言所表達的東西做出明確區(qū)別，因而 在使用對象、概念、事實、真等概念做出說明的過程中，他們沒有做出明確的區(qū)別。特別是，他們使用的 邏輯理論缺乏完善的語義學，又與自然語言結合在一起，因而他們不能從理論上獲得對以真為核心的語 義理論的清楚認識，不能把這樣的邏輯認識用于哲學討論，因此在討論中難免存在以上所說的問題。 借助句子圖式，不僅可以看出以上問題，還可以看出與認識相關的其他一些問題。句子圖式是關于 語言的，但是依然可以與世界聯(lián)系起來：其中第二行，即語言所表達的東西可以很好地起到這種作用。 維特根斯坦說，世界是事實的總和，事實的邏輯圖像是思想，思想是有涵義的句子。這一解釋為我們提 供了一種關于世界的說明，其最核心的東西是事實：這是世界中的東西，但是它與思想相聯(lián)系，而思想是 語言表達的，這樣，世界中的東西就與語言中的東西聯(lián)系起來。這與句子圖式的說明恰恰一致?；蛘?， 借助句子圖式恰恰可以解釋維特根斯坦的論述。由此也就說明，語言表達關于世界的認識。弗雷格說， 思想是客觀的，它與內心世界的東西形成區(qū)別，后者統(tǒng)稱為表象。這一解釋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關于內心 世界的說明，其最核心的東西是表象：這是心靈中的東西。表象需要承載者，一個表象需要一個承載者。 但是，表象是可以用語言表達的，一旦表達出來，人們就可以通過思想，即語言所表達的東西來認識表 象。這與以前關于心靈的說明是不一樣的，卻與句子圖式相一致。或者，借助句子圖式可以對心靈的東 西做出說明。傳統(tǒng)哲學中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康德關于真之標準的論述。他不滿足于知識與對象相符合 這種傳統(tǒng)的真之認識，追問知識的普遍的真之標準。他認為，在形式上有普遍的真之標準，比如像矛盾 律這樣的東西，但是在內容上沒有普遍的真之標準。這種認識與句子圖式具有極大的相似性：關于形式 方面的論述很像是與第三行相關的說明，而關于內容的論述很像是與第二行相關的說明。或者，借助句 子圖式確實可以看出，康德關于相應層次的認識絕不是沒有區(qū)別，至少是有思考的，而且他關于形式和 內容的區(qū)別的認識絕不是隨意的，是經過認真思考的。 認識是經驗的，認識的運作方式是先驗的。哲學是關于認識本身的研究，會涉及這兩個方面，更主 要的還是在認識的運作方式上。研究認識，借助語言乃是自然的，因為語言表達認識乃是經驗告訴我們 的事情，也是常識；借助邏輯則是必要的，因為邏輯是在哲學研究中產生的理論，而且是與推理相關的， 因而是與認識的運作方式相關的。在邏輯產生之前，人們借助語言來探討認識，主要是憑借經驗，這種 情況在邏輯產生之后發(fā)生了變化，在現(xiàn)代邏輯產生之后更是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正確認識語言分析和邏

·90·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輯與認識的關系，以及它們在哲學研究中的作用，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哲學的性質?？茖W飛速發(fā)展， 社會不斷進步，認識也會隨之不斷變化。但是認識的運作方式卻不會變化，至少不會發(fā)生那么大的變 化。所以，認識的變化是經驗層面的，可以被哲學談論，被借鑒為例，但是認識的運作方式，即認識本身， 卻是先驗的，這才是哲學研究的對象，是哲學之所以成為一個學科，成為一門科學，并與其他學科和科學 相區(qū)別的根基所在。 參考文獻 [1] 羅素 . 意義與真理的探究 . 賈可春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2] B. Russell. 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3. [3] 洛克 . 人類理解論 . 關文運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4] 康德著作全集：第 9 卷 . 李秋零譯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5] 康德 . 純粹理性批判 . 李秋零譯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 . [6]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and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4. [7] The Works of Aristotle: vol.V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 [8] The Works of Aristotle:vol.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9] 奎因 . 真之追求 . 王路譯 .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9. [10] 弗雷格哲學論著選輯 . 王路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11] 萊布尼茲 . 人類理智理解新論 . 陳修齋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12] 黑格爾 . 邏輯學 . 楊一之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13] 胡塞爾 . 邏輯研究：第 1 卷 . 倪梁康譯 .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14] E. 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Band I. Tue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 Tuebingen,1980. [15] 王路 . 語言與世界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Knowledge and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Wang Lu（Zhenghzou University） Abstract Philosophy is a research of the knowledge itself (or cognition itself). Not only is so for tradi‐ tional philosophy, but also for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In its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knowledge, philosophy always takes language into consideration. Not only is it so in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but also in the tradi‐ tional philosophy. Knowledge has both the empirical side and the a prior side, while the philosophical re‐ search works mainly on the latter, that is, the way of cognition, though sometimes it deals with the empirical side as well. Moreover,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lso makes use of logic, both of its theories and methods. It should be seen that both Language and logic are involved i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hroughout, but their func‐ tion and significance for it are quite different, as language is empirical, but logic a prori. Key words knowledge; logic；analysis of language; a prori ■ 收稿日期 2022-01-10 ■ 作者簡介 王 路，鄭州大學哲學學院特聘首席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河南 鄭州 450001。 ■ 責任編輯 涂文遷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091~104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08 思維與存在的關系 ——哲學基本問題的當代闡釋 羅騫 摘 要 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是黑格爾書寫哲學史的基本線索。恩格斯在不同于黑格爾 的意義上將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并且建構了哲學派性的判析框架。恩 格斯提出的哲學基本問題框架對哲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fā)展產生了廣泛影響。圍繞著 思維與存在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本身，中國哲學界四種代表性觀點頗 具特色，在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闡釋方面做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嘗試。在與四種代表性 觀點相互關聯(lián)和相互區(qū)別的意義上，能在論以“能在”概念為核心闡釋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并 在后形而上學的思想視域中重構了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在能在論看來，思維與存在 的關系仍然是哲學的基本問題。這一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即第一性問題和同一性問題需 要在以實踐為基礎的統(tǒng)一性和否定性過程中才能得到正確理解。以生存實踐為基礎的“能 在”概念就是把握思維與存在統(tǒng)一性和否定性過程的存在論范疇。 關鍵詞 哲學基本問題；思存關系；能在論；統(tǒng)一性；否定性 中圖分類號 B0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22）05-0091-14 基金項目 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高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和特色發(fā)展引導”專項基 金項目（2022） 恩格斯提出的哲學基本問題在哲學界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具有廣泛影響。如何理解恩格斯 “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論框架以及如何回答思維與存在本身的關系仍然是當代哲學展開的樞紐。它關系 的不僅是哲學史的書寫，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性質的判定，更關系到如何理解哲學在當代的發(fā)展趨勢 等問題。在《能在論及其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據(jù)——闡釋后形而上學存在論視域的初步構想》一文中，我 們以存在論差異和存在論循環(huán)兩個范疇揭示能在論的基本視域，強調歷史唯物主義以實踐概念為基礎 對近代哲學的超越，文章就是圍繞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展開的。但該文沒有直接就哲學基本問題本身進 行探討，更沒有呈現(xiàn)國內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動向和成就。為此，本文在與黑格爾相對照的意義上分析 恩格斯概括的哲學基本問題，評析當代中國哲學界對這個問題的代表性觀點及其解決方案。我們認為， 恩格斯訴諸實踐過程對思維與存在第一性和同一性問題的解答開啟了新的思想視域并且本身需要在新 的思想視域中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中國學界圍繞這一問題從不同思路的展開，已經較為深入地呈現(xiàn) 了后形而上學的當代思想視域。在初步揭示當代中國哲學界就此問題的代表性學術成就及其限度的基 礎上，我們以能在論重構哲學基本問題的表述。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仍然是哲學的基本問題，能在論本身 就是圍繞這一基本問題展開的后形而上學思想視域中的哲學存在論。在能在論視域中，思維與存在關 系的問題不再是反思哲學中意識內在性的貫穿問題，而是實踐中思維與存在的統(tǒng)一性問題和否定性問 題。能在是以思維與存在的統(tǒng)一性和否定性為內在要素的存在概念，它將思維與存在的關系表征為生 存實踐中辯證展開的開放過程。

·92·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一、黑格爾和恩格斯不同視角中的思存關系 恩格斯將存在與思維的關系概括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但他為什么要強調尤其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 題呢？就是說，在何種意義上存在與思維的關系在近代哲學中具有特別的意義，因此尤其成為近代哲學 的基本問題？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并沒有對此進行闡釋。他只是提到，這個 問題“在歐洲人從基督教中世紀的長期冬眠中覺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來，才獲得了它的完全 的意義”［1］（P230）。思想闡釋史中這個問題似乎也沒有引起過重視，好像恩格斯的強調是一個無關緊要 的補充，甚至是多余的提法。既然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是存在與思維的關系問題，當然它也就是近代哲 學的基本問題了。正是在這樣的思維定式中，恩格斯這一特別強調中透露出來的重大信息被錯過了。 這一錯過，導致恩格斯提出的哲學基本問題沒有在哲學史發(fā)展的脈絡中得到深入的探討，問題的實質及 其意義也沒有得到真正的把握。以至于有人似是而非地認為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的提法是對黑格爾的 簡單模仿；有人批評恩格斯，認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并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因為很多的哲學家似乎并 不討論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還有人認為，恩格斯將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本身還 處于近代哲學思存二元論的框架之中；也有人認為，這個問題只是近代哲學而不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 題，用這個問題框架來理解馬克思的哲學，是對馬克思哲學的曲解。為了有效地回應這些問題，我們需 要從恩格斯的這個特別強調出發(fā)，在黑格爾的哲學史敘事邏輯與恩格斯問題框架的對照中理解思維與 存在何以特別成了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并且它如何決定了近代哲學的基本性質和基本面貌。 用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梳理哲學史和建構統(tǒng)一哲學是黑格爾提出并且本質性地展開了的理論工作。 黑格爾認為，東方哲學沒有達到普遍性意識，不屬于哲學史的范圍。真正的哲學是從西方開始的，而西 方哲學本質上也只有古希臘哲學和日耳曼哲學兩個階段，中世紀只是哲學的過渡時期?！跋ＥD的哲學思 想是樸素的，因為還沒有注意到思維與存在的對立，這種對立還不是它所考慮的對象。［在古希臘哲學里 ……卻有一個不自覺的假定，認為被思維的也是存在的，并且是像被思維所認識到的那樣存在著，因此 ·· ·· 便假定了思維與存在不是分離的。］”［2］（P106）這就是說，古希臘的哲學并沒有反思性地意識到思維與存 在的非同一性，他們將思維中認識的存在看成是存在本身，思維與存在之間保持著一種抽象的同一。在 古希臘哲學之后，“中世紀的觀點認為思想中的東西與實存的宇宙有差異，近代哲學則把這個差異發(fā)展 ·· 成為對立，并以消除這一對立作為自己的任務”［3］（P5）。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從同一到差異再到對立，構 成黑格爾建構哲學發(fā)展的基本邏輯。黑格爾多處強調，只有到了近代，“自為思維的出現(xiàn)”才導致了最高 的分裂，就是思維與存在的對立，一種最抽象的對立，一切哲學對二者的和解和統(tǒng)一發(fā)生興趣［3］（P6）。 思維與存在關系的變化是貫穿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的基本線索，也是黑格爾哲學體系本身的基本問 題。黑格爾哲學的基本任務就是在思維中克服近代哲學中發(fā)展出來的思維與存在之間的對立，建立了 統(tǒng)一性哲學。 但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黑格爾講的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并不是現(xiàn)實生活中兩者之間的實際關系。 黑格爾明確指出過：“精神與自然，思維與存在，乃是理念的兩個無限的方面。當我們把這兩個方面抽象 地、總括地分別把握住的時候，理念才能真正出現(xiàn)。柏拉圖把理念了解為聯(lián)系、界限和無限者，了解為一 和多，了解為單純者和殊異者，卻沒有把它了解成思維和存在。近代哲學并不是淳樸的，也就是說，它意 識到了思維與存在的對立。必須通過思維去克服這一對立，這就意味著把握住統(tǒng)一?！保?］（P7）近代哲學 中對立的思維與存在是哲學思想發(fā)展中形成的兩個理念，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哲學思想中形成的兩個理 念之間的關系。這兩個理念之間的對立源于近代哲學的反思建構，而不是感性生活中的實際狀況。近 代哲學以笛卡爾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懷疑精神開始，打破了思維與存在在古代哲學中抽象的同一性?！拔? 思故我在”中的“我在”其實就是“我思”，就是思著的我［4］（P285）。內在性的“我思”作為思維著的“我在” 與表達絕對外在性的存在概念就在反思中對立起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因此成了近代反思哲學的基本

羅 騫：思維與存在的關系 ·93· 問題。哲學的反思批判是一種思維的操作程序，思維與存在作為兩個對立的理念是這一思維操作程序 的結果，因此二者之間的對立是由思維建構的兩個相互排斥的理念之間的對立。反思哲學框架中思維 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不是自然發(fā)生學意義上的思維與存在誰派生誰，誰創(chuàng)造誰的第一性問題，也不是生 活中思維是否能夠認識存在的同一性問題，而是在邏輯上思維與存在何為思想起點，內在性的思維如何 可能確證外在對象的問題。笛卡爾不會愚蠢到在實際生活中否定外在的存在，休謨、貝克萊也沒有在經 驗上否定物質的存在，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也從來不是否定現(xiàn)實中我們都在認識把握事物。 也就是說，近代反思哲學中思維與存在何為絕對起點的問題實際上是思想體系的出發(fā)點問題，思維 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實際上是從內在的思維如何確證和把握外在對象的問題。思維與存在的對立是二 者作為理念在思想中構成的對立，也就是“非意識的存在”與“非存在的意識”兩個抽象理念之間邏輯上 的、思想上的對立，而不是事實上的、實踐意義上的對立。就像黑格爾指出的那樣：“連動物也不會象 （像，引者注）這種形而上學家那樣愚蠢，因為動物會撲向事務，捕捉它們，抓住它們，把它們吞食掉?！保?］ （P13）其實不是形而上學家愚蠢，而是動物不進行形而上學的思維。只要在形而上學的反思框架中，思 維與存在的困境就是無法擺脫的困境，因為這些困境是抽象思維建構起來的邏輯困境。比如說在康德 哲學中，認識是純粹內在性的過程，意識的統(tǒng)覺只是實現(xiàn)先天知性范疇與內在經驗的結合，而經驗只是 先天直觀形式中顯現(xiàn)的現(xiàn)象，而不是外在的對象本身。因此，被封閉在內在性中的意識就不可能確證作 為“自在之物”的外在對象本身。這一方面意味著自在之物不可知，另一方面意味著知識并不是反映對 象并與外在對象符合的觀念。認為絕對內在性的意識能夠證明絕對外在性的存在并且與之同一，就必 然陷入矛盾。很顯然，在近代反思哲學的框架之中這是無法解決的問題。從費希特的自我對象化，經過 謝林的理智直觀，再到黑格爾本人的觀念論為基礎的統(tǒng)一性哲學，實際上都是思辨哲學內部的統(tǒng)一性， 是思維在思想自身內部與自身的統(tǒng)一，而沒有真正走出意識的內在性。 在黑格爾的哲學史敘事中，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從同一經過差異最后發(fā)展為對立，在近代反思哲學中 自覺地成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恩格斯將哲學基本問題概括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并且也特別地強 調了它尤其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看起來與黑格爾的框架十分相似。但事實上，恩格斯的框架與黑格 爾存在著根本差異。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的切入思路和分析框架意味著反思哲學架構的解體和哲學新 方向的開啟。恩格斯將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概括為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第一性問題，即在時間上的 先后和誰派生誰的問題，也就是通常說的發(fā)生學意義上的本體論問題；另一方面是同一性問題，思維能 否把握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認識論問題。依據(jù)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區(qū)分出哲學的派性，即唯心主義與唯 物主義，可知論和不可知論兩種不同的哲學路線。從思維與存在關系兩個方面的概括可以看出，恩格斯 不像黑格爾那樣建立在反思哲學的基礎上，要處理的是思維中發(fā)展成對立的兩個理念之間關系。恰恰 相反，恩格斯的問題框架超越了反思哲學，它追問的是思維與存在在事實上的、或者說是在實踐中的實 際關系。黑格爾是用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梳理哲學思維的發(fā)展進程，而恩格斯是用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來 判定不同哲學的基本性質。 首先，恩格斯提出的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的第一個方面是發(fā)生學意義上、宇宙學意義上的第一性問 題，也就是誰派生出誰的本原性問題，是事實上物質在先還是精神在先的問題。在恩格斯看來，只能依 據(jù)并且必然能夠依據(jù)第一性問題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與此不同，黑格爾從近代反思哲學出發(fā)，思 維與存在是思維中兩個抽象理念之間的關系。反思哲學中討論的是思想起點問題，也就是在思想中兩 個理念邏輯上誰在先性的問題。依據(jù)這一點，有了近代經驗論和唯理論的對立。通過反思批判程序，笛 卡爾將“我思”作為絕對起點，也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認識的確定性“根據(jù)”［6］（P876）?！拔宜肌笔撬季S反思 操作的結果，因此只是思想的邏輯起點，它不是發(fā)生學意義上的起點。同樣的，比如在黑格爾邏輯學中， “存在”作為哲學起點也是思想內部的事情。由這個普全的絕對概念展開出來的思想體系是思想內部的 邏輯演繹，而不是物理學實在過程的揭示和反映。黑格爾曾經特別明確指出，哲學的對象是理念和現(xiàn)實

·94·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性［7］（P45），而不是現(xiàn)實的實在對象本身。在談到唯物論的物質概念時，黑格爾說：“物質本身已經是一 個抽象的東西，物質之為物質是無法知覺的。所以我們可以說，沒有物質這個東西，因為就存在著的物 質來說，它永遠是一種特定的具體的事物?！保?（］ P115）笛卡爾的我思也好，費希特的自我也好，黑格爾的存 在也好，都只是反思哲學框架中的思想開端。當恩格斯從發(fā)生學的角度提出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 面是誰派生誰，誰在時間上第一的時候，他關注的不是以哪一個理念能夠成為絕對出發(fā)點，在思想中是 否能夠、以及如何由此過渡到對方的問題，而是事實上的、發(fā)生學上的第一性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這個問題才變成了能夠通過歷史實踐和科學發(fā)展逐步證明的問題，而不是哲學思想內部理性證明的邏 輯問題。 其次，恩格斯提出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們關于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對這個世界本 身的關系是怎樣的？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現(xiàn)實世界？我們能不能在我們關于現(xiàn)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 中正確地反映現(xiàn)實？”［1］（P231）恩格斯講用哲學的語言來說，就是思維與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問題。 可以看出，恩格斯講的是實際生活中人們是否能夠認識到世界，是否能夠實際地獲取正確知識的問題。 而在近代反思哲學框架中，思維與存在是兩個絕對相互排斥的理念，因此面臨著絕對內在性的意識是否 能夠達到以及如何達到外部對象的問題。這是反思操作建構的思維困境，而不是直接的經驗問題。在 批判性的反思意識中而不是實際的認識活動中，才存在抽象的內在意識與抽象的外在對象之間不可跨 越的鴻溝，因為反思哲學中“被思維的東西存在于意識之中；在意識之外去思維某物便是虛構的”［8］ （P797）。實踐經驗中不會出現(xiàn)這種思維操作程序構成的思想困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才說， “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 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9］（P135-136）。在與馬克思相同的意義上，恩格斯批判不可知論時說： “對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上的怪論的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yè)。既然我們自己能夠制 造出某一自然過程，按照它的條件把它生產出來，并使它為我們的目的服務，從而證明我們對這一過程 的理解是正確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保?］（P232）很顯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 地洞察了反思哲學的困境，并且指明了走出這一思維困境的實踐出路。當然同樣清楚，被恩格斯宣布完 結了的“自在之物”并不是康德反思哲學意義上作為絕對外在性提出的“自在之物”，而是訴諸實踐過程 的“為我之物”。 正是因為恩格斯走出了反思哲學的框架，從發(fā)生學視角提出的第一性問題就成為劃分唯物主義和 唯心主義的標志；從實踐視角提出的同一性問題就成為劃分可知論和不可知論的根據(jù)。恩格斯從現(xiàn)實 實踐角度提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實際上解構了反思哲學的問題框架和問題本身，而不是像黑格爾 那樣在反思哲學的框架之中建立思辨的統(tǒng)一性哲學。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并不是以實踐思維方 式在近代哲學的框架中合理地解答了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科學地證明了唯物主義和可知論的哲學立 場，而是以實踐思維方式走出了近代反思哲學的根本困境，開啟了哲學思維的實踐路向。因為真正說 來，證明唯物主義與可知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不是哲學的任務，而是感性的實踐活動和科學認識過程本 身。試圖在哲學思維中證明第一性和可知性會重新陷入思想的困境，就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人的思 維是否具有客觀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 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xiàn)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思維——離開實 踐的思維——的現(xiàn)實性或非現(xiàn)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保?］（P134）馬克思的這一條提 綱實際上宣布了離開感性的實踐活動討論思維與存在關系的反思哲學的終結。換句話說，思維與存在 的關系是生活實踐中展開的現(xiàn)實過程，只有在這一過程中才能得到現(xiàn)實的理解。 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思維轉換了一個看待世界的方式。當人們不再是以反思哲學的方式去證明和回 答思維與存在關系的時候，二者之間難以貫穿的對立也就自然瓦解了。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在思辨 終止的地方，在現(xiàn)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fā)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

羅 騫：思維與存在的關系 ·95· 關于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xiàn)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huán) 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fā)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 抽象本身離開了現(xiàn)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保?0］（P526）馬克思甚至俏皮地指出，“哲學和對現(xiàn)實世界的 研究這兩者的關系就像手淫和性愛的關系一樣”［11］（P262）。馬克思在這個意義上宣布了哲學的終結，根 本不再去論證第一性和同一性這樣抽象的問題，而是將理論的重心轉向了對現(xiàn)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 過程本身，轉向了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式解剖現(xiàn)代社會，揭示現(xiàn)代社會運行機制和未來發(fā)展趨勢。同 樣，恩格斯也認為，哲學已經被驅逐出了自然和歷史的領域，只有辯證法和形式邏輯還有獨立存在的價 值，其他一切都歸到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12］（P28）。哲學的基本問題只是恩格斯作為判定 哲學性質的基本框架提出來的。當唯物主義和認識論的立場交由科學和人類實踐過程本身提供證明的 時候，也就是說，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性問題和同一性問題本身不再需要哲學提供解答的時候，哲學也 就終結了。 從恩格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闡釋和對待哲學的基本立場出發(fā)，恩格斯本人并不認為哲學基本問 題能夠并且還需要以哲學的方式進行解答，更不會認為存在一門圍繞這一基本問題展開并以科學地解 決這一問題為目的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就是說，如果將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理解為哲學的基本 問題，并且這一基本問題只是被規(guī)定為第一性問題和同一性問題的話，隨著這對問題交由實踐和科學過 程，哲學就從根本上終結了。由此而來，哲學不可能再有發(fā)展，哲學研究至多只是哲學史知識的回顧和 梳理。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的合法性也成問題，更不用說建構新形態(tài)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了。這是今天哲學基礎理論創(chuàng)新和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面臨的嚴重理論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fā)展 史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堅持恩格斯分析框架和否定恩格斯分析框架的嚴重分裂。堅持者圍繞著思維 與存在的第一性問題和同一性問題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看成是科學解決了第一性 問題和同一性問題的哲學體系，突出和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和可知論立場；與此相反的闡釋路線 認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主題，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去解決抽象的第一性問題 和同一性問題，而是超越了傳統(tǒng)哲學框架的批判哲學，是一種批判的社會歷史科學。闡釋路線的分裂引 發(fā)了一系列涉及理論根本的爭論。如何面對和理解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分析框架對當代哲學尤其是馬 克思主義哲學發(fā)展至關重要，它已經成為哲學理論創(chuàng)新無法回避的根本問題。近些年來，國內學界在哲 學基礎理論層面的思考也大多直接或間接地圍繞著這一問題展開，并取得了一些豐富成果。下面我們 將考察當代中國哲學界面對這一問題時的幾種典型思路，初步清點這些思路取得的成績和留下的問題。 二、當代中國學界在思存問題上的四種代表性觀點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建制化的情況下，如何理解哲學的基本問題，尤其是如何理解哲學基本問題 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長期受到關注，它以各種方式成為哲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爭議的焦點。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統(tǒng)理解中，既然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那么，它也應該 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性意義就在于科學地回答了這一基本問題的兩 個方面。李達先生的《唯物辯證法大綱》［13］（P9）、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經典著作就是圍繞思維與存在 的關系這一基本問題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改革開放之初，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有了一些新的動向。 比如說，夏甄陶教授對哲學基本問題中的存在概念、本體論概念的特殊性等進行了闡釋［14］（P198，210， 221）；李秀林教授認為思維與存在具有多方面的關系，第一性問題和同一性問題只是其中的兩個方面， 哲學的基本問題或者最高問題不能等同于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只能將其中的第一性問題作為哲學 的基本問題或者最高問題［15］（P216-223）。但大體來說，這些前輩學者都堅持思維與存在關系這一基本 問題的總體框架。近些年來，圍繞著思維與存在關系是不是馬克思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 馬克思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如何面對近代哲學思維與存在的二元論建制、馬克思哲學（馬克思主義哲

·96·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學）的當代性質到底何在、在何種意義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構成哲學的基本問題等，國內哲學界尤其是 馬克思主義學界進行了深入探討。學者們通過對相關問題的研究提出了不少獨到觀點，甚至建構了具 有個體風格的理論體系。在這些各具特色的研究中，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在學理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深化。我們將在相互關聯(lián)和相互對照的意義上簡要闡釋四種典型觀點。在我們看來，這四種觀點大致 體現(xiàn)了當代中國學界在哲學基本問題上的主要見解和基本成就。 俞吾金教授提出“問題域的轉換”概念，認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不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問題。 俞吾金教授認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乃是發(fā)自近代西方哲學問題域的典型問題，它絕對不可能是馬克思 哲學的基本問題［16］（P386）。相對近代哲學而言，馬克思哲學已經實現(xiàn)了問題域的轉換?！榜R克思哲學的 基本問題不是近代西方哲學所主張的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而是當代西方哲學所普遍認同的人與世 界的關系問題。而在這一關系中，馬克思關注的不是人與世界的單純的理論關系，而是人與世界的實踐 關系。在馬克思那里，即使探討到人與世界的理論關系，這種關系也始終是以人與世界之間的實踐關系 作為基礎和媒介的。因而在馬克思的語境中，人與世界的關系本質上是實踐關系。”［16］（P413-414）在俞 吾 金 教 授 看 來 ，馬 克 思 哲 學 的 問 題 域 是“ 實 踐 本 體 論 、社 會 生 產 關 系 論 和 社 會 革 命 論 的 一 致 性 ”［16］ （P416），恩格斯以及受其影響的正統(tǒng)解釋都以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實質是在近代哲 學“認識論、方法論（辯證法）和邏輯學一致性”的問題域中理解馬克思哲學的，因此沒有揭示出馬克思哲 學的當代性質［16（］ P417），而是將馬克思哲學近代化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16（］ P386）。 像我們已經指出過的那樣，恩格斯認為第一性問題和認識論問題不能在內在性的思維中得到科學 解決，他訴諸實證科學和實踐經驗來解決這個問題，從而解構了近代反思哲學構成這一問題的思維框架 和問題本身。恩格斯并不認為哲學本身能夠解決這對問題，更沒有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圍繞這對 問題展開并科學地回答了這對問題的哲學。恩格斯提出的哲學基本問題不是梳理哲學史發(fā)展的線索問 題，而是判定不同哲學性質的尺度。一種哲學未必直接研究或者回答這對問題，但任何哲學總是直接或 間接地包含對這對問題的回答。也就是說，哲學的基本問題不是所有哲學研究的主題，但它是任何哲學 最終回避不了的底線問題。盡管馬克思不再以哲學的方式去研究和回答思維與存在的第一性問題和同 一性問題，但不能說馬克思哲學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答案，拒絕回答這個問題。當然，如果把馬克思哲學 只是看成對第一性問題和同一性問題的研究和回答，顯然既沒有抓住馬克思哲學的主題，也誤解了恩格 斯提出的哲學基本問題的內涵，不能揭示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質和當代意義。馬克思哲學沒有停留在 近代反思哲學思維與存在抽象對立的問題框架中，也沒有停留在唯物主義和可知論的一般立場上。從 這個角度看，俞吾金教授試圖劃清馬克思與近代反思哲學的基本界限，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馬克思不 在反思哲學的框架中理解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在恩格斯提問的意義上卻不能說馬克思哲學超越了哲學 的基本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兩個方面沒有立場。 吳曉明教授立足“意識內在性的貫穿”，強調馬克思哲學瓦解了近代哲學思維與存在的二元論建制。 吳曉明教授借用海德格爾“意識內在性的貫穿”揭示馬克思哲學的性質，強調以感性對象性活動作為基 本綱領，馬克思哲學瓦解了近代哲學的基本建制，并且由此顛覆了整個西方的形而上學傳統(tǒng)。我們前面 說過，以笛卡爾我思為原則的近代形而上學構建起了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對立，內在性意識如何達于 外在性對象就成為近代哲學的基本任務。在海德格爾看來，從我思出發(fā)不可能突破內在性的意識，因為 我思的基本建制就在于它沒有可供某物進出的窗戶，是一個封閉的空間［17］（P461-462）。要打破意識的 內在性就要求從不同于“我思”的此—在出發(fā)，因為“與意識—存·在·（Bewuβt-sein）中的‘存在’所表達出來 的意識之內在性相反，此—·在（Da-sein）中的‘存在’指的是那種外—在—于……（Sein-auβerhalb-von…） ……此—在之中的存在必定保存著一種‘在外’（Drauβen）”［17］（P462）。在吳曉明教授對馬克思的闡釋 中，實踐相當于海德格爾的此—在，是打破意識內在性的基本綱領，其意義在于顛覆整個形而上學，核心 在于洞穿并瓦解現(xiàn)代形而上學的基本建制［18］（P539）?，F(xiàn)代形而上學的基本建制“最簡要地說來，它是實

羅 騫：思維與存在的關系 ·97· 體與自我意識的概念框架，因而是思維與存在的本質上的二元論，并因而是‘我思’的內在性”［19］（P234）。 吳曉明教授認為：“只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意識的內在性才可能真正瓦解；只有當這 種瓦解導致現(xiàn)代形而上學之基本建制的決定性崩潰，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當代性質和當代意義方始向我 們積極地顯現(xiàn)出來……海德格爾說得對：在現(xiàn)代形而上學中，意識的存在特性是通過主體性（subjektivi‐ taet）而得到規(guī)定的。然而，正是馬克思的實踐綱領，即感性的、對象性的活動原則，決定性地打擊了這種 作為主體的主體性?！保?8（］ P545） 吳曉明教授同俞吾金教授一樣認為馬克思哲學是當代哲學。但是在吳曉明教授看來，馬克思哲學 的當代性不在于實現(xiàn)了問題域的轉化，因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不再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問題。在吳曉 明教授的闡釋中，馬克思哲學的基本性質和基本意義恰恰在于以實踐為綱領洞穿和瓦解了思維與存在 的抽象對立。吳曉明教授認為，“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表明，一般形而上學、特別是現(xiàn)代形而上學的核心 框架乃是思維和存在、本質和現(xiàn)象、形式和內容等的本質上的二元論，而這種二元論在現(xiàn)代哲學中是以 意識的內在性作基礎的”［19］（P235），馬克思的哲學革命首先是本體論革命；而這一本體論革命的真正核 心，就是意識之內在性的瓦解［19］（P239），也就是思維與存在對立的瓦解。由于實踐綱領實現(xiàn)了內在性的 貫穿，“馬克思哲學的基本性質及其當代意義就在這樣一個決定性的轉折中綻露出來的：一方面它意味 著整個形而上學—意識形態(tài)世界的歷史性沒落與崩潰，另一方面它又意味著實踐綱領—歷史科學視域 的積極開啟與生成”［18］（P569）。吳曉明教授對馬克思哲學的闡釋主要集中在對思維與存在形而上學二 元論的瓦解方面。如果說馬克思實踐綱領實現(xiàn)了意識內在性的貫穿從而解構了思維與存在的二元論建 制的話，那么，如何在此基礎上正面建構由實踐綱領開啟的“歷史科學視域”還是有待展開的工作。這一 工作才能積極呈現(xiàn)馬克思哲學乃至整個當代哲學的基本視域。我們知道，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從意 識—存在移居到此—在，事實上只是移居到了作為此在的人身上，并沒有走出主體性哲學本身。馬克思 哲學以實踐作為基本綱領，這種哲學是否也停留在主體性視域之內，甚至相對于意識的內在性而言更本 質地是一種主體性哲學？也就是說，實踐綱領是否只是瓦解了意識的主體性，而不是人作為主體的主體 性本身？也許我們應該說，任何思想只能轉換主體性的視角，但不可能沒有主體性的視角本身？這一追 問，涉及人關于存在的思考是否能夠采取第三者立場的問題。 張盾教授建構的“第三人稱存在論”，意味著瓦解近代哲學二元論建制的實踐原則仍然屬于主體性 哲學視域。張盾教授指出：“近現(xiàn)代西方存在論就其全部以‘我思’或‘我在’為尺度來決定存在的有效性 而言，可稱之為‘存在論的第一人稱論域’；就其將一切存在的有效性詮釋為‘存在的意義’而言，又可稱 之為‘存在論的意義論域’。‘我思’思路由笛卡爾開創(chuàng)，康德做了偉大的拓展，在胡塞爾手上則走向極端。 ‘我思’思路把存在問題嚴格限定在主體的意識領域之內，發(fā)展了從直觀到概念再到意向性的全部內在 化領域的意義給與程序?！保?0］（P11）在批判意識內在性的基礎上，海德格爾提出了以“我在”來詮釋存在意 義的新思路，但是，“生存論分析以人的生存作為存在尺度，結果是重建了意義論域?！ㄏ虼嬖谡叽? 在問題的道路再次被封死”［20］（P11-12）。張盾教授認為，此在的生存論分析并沒有突破第一人稱存在 論，存在論仍然是以主體性視角將存在理解為對主體而言的存在意義。在第一人稱存在論視域中，存在 實際上成了在各種意義給定程序中具有某種承諾意義的“x”，“存在問題的焦點由存在者存在轉向存在 的意義，存在就是被給與性，存在者是‘向……存在’的空位形式，‘自在之物’則是不能究詰的懸設”［20］ （P32）。意識或者說生存都只是存在者給出自身存在的主體性視域。張盾教授用第三人稱存在論來懸 置或者說廢黜第一人稱存在論的論域?！皬U除了意義論域之后，我思主體與我思對象之間、‘此在’與‘上 手的東西’之間的不平等的主客二元邏輯被廢棄，一切存在者自己去存在的第三人稱結構作為一個問題 提上了議程?！保?0］（P14）在不引入主體性前提的情況下，第三人稱存在論“直接把存在者自己構成并親歷 其事的存在表現(xiàn)為一個存在論原理”［20］（P15），“凡存在都是存在者自己去存在，存在者在它的存在行為 中構成自己的存在事態(tài)，存在者親歷其事地與其他存在者相與共同到場”［20（］ P11）。

·98·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從張盾教授的第三人稱存在論來看，馬克思“實踐”和海德格爾的“此—在”仍然停留在主體性哲學 的內部，都屬于第一人稱存在論或者說意義存在論。張盾教授規(guī)定了意義存在論的基本內涵，并且精準 地勾勒了意義存在論從笛卡爾到海德格爾的思想譜系。存在論是否可能走出這種主體性視域（意義存 在論）取一種無人的第三者視角呢？如果“存在論”只能是我們“論存在”［4］（P12），所論之存在必不是存 在本身的話［21］，第三人稱存在論就需要面對兩個相關問題：其一，第三人稱存在論是否只是形式上隱匿 了第一人稱的論說者，并因此暗含事實上并不存在的“上帝視角”？這就涉及主體性的論域是否能夠廢 黜，邏輯上第三人稱存在論是否可能的問題，因為像張盾教授說的那樣，“存在總是因我們這種存在者的 存在狀況而成為問題”［20］（P22）。其二，第三人稱存在論是否意味著回到了思維與存在非反思的同一性， 將存在論所論的“存在者自身去存在”作為“它是”“它存在”本身？這涉及第三人稱存在論是否會從現(xiàn)代 哲學立場后撤、回到抽象同一性的問題。因為我們看到張盾教授說：“存在行為就其在‘內容本身’中構 顯存在者的存在而言，可稱為存在者的‘自—然’。我們希望在一種古代術語的本意上使用這個構詞： ‘自—然’等于說存在者如其自身所然而然，因此宣示著存在者‘自己去是其所是者’的天行常理，而決非 對象性世界的名詞性尺度概念。‘自—然’表示世界存在之道的‘法度’，道法‘自—然’。至于根據(jù)各種尺 度去設定存在并作出詮釋的那種存在論景況，我們稱之為‘使—然’（使……存在）?！保?0］（P6）這就需要我 們思考，第三人稱存在論強調的存在者自身親歷其事的“自—然”天道是否會回到黑格爾批判古代東方 哲學時提到的“直接合一”，也就是沒有意識到思維與存在差異和對立的同一性立場［2］（P95）？在現(xiàn)代的 反思哲學之后，這種立場還可能嗎？我們知道，孫正聿教授就主張將哲學看成是理性的反思，本質上就 是對思維與存在同一性的前提批判。 孫正聿教授提出哲學是“對思想的前提批判”，認為反思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孫 正聿教授認為，哲學與科學之間的差異不是研究對象的差異，似乎科學以世界的某一領域作為研究對 象，而哲學研究世界的全體；也不是理論性質的區(qū)分，科學提供特殊規(guī)律而哲學提供普遍規(guī)律。在孫正 聿教授看來，“科學以整個世界為對象，因而它構成關于整個世界的全部的思想。與此相反，哲學是以科 學關于整個的世界的全部思想為對象，反過來而思之。只有思想本身才構成哲學自己的獨特的對象”， 哲學是“對思想的前提批判”［22］（P154）。哲學之外的全部科學，不自覺地堅持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而哲 學則將這個作為科學前提的思存同一性作為反思對象，“探索科學活動中所隱含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 問題’。哲學對科學的關系，是‘反思’的關系；哲學的反思，就是揭示、考察和論述科學活動中所隱含的 那個‘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22］（P123）。不僅科學活動而且人類的一切活動中都包含著思維與存 在同一性的不自覺前提，“批判地反思人類全部活動中的這個‘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也就是批判 地反思人類全部活動中所‘懸設’和‘承諾’的這個根本性‘前提’——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我所提出 的‘前提批判的哲學理論’，從根本上說，是重新理解和闡釋了作為全部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的‘思維 和存在的關系問題’”［22］（P123）。孫正聿教授認為，“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是人類全部活動中的根本 問題。人類的認識活動是在觀念中實現(xiàn)思維與存在的統(tǒng)一，人類的實踐活動則是在行動中實現(xiàn)思維與 存在的統(tǒng)一”，只有在哲學的反思活動中，才把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這個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作 為批判的對象，因此才把“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作為自己的基本問題［22］（P123-124）?！八季S把思維和 存在的關系當做了問題，才構成了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保?2］（P162）思存問題作 為哲學的基本問題與哲學作為“理論思維的前提批判”是內在統(tǒng)一的。孫正聿教授指出，哲學的時代主 題是不斷變化的，它規(guī)定哲學的論域；而哲學的基本問題不是規(guī)定哲學的論域，它規(guī)定的是哲學特殊的 理論性質。 我們知道，思維與存在自發(fā)的同一性是黑格爾指出的古代哲學的基本特征，思維與存在的對立則是 近代反思哲學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說，哲學作為理論的反思對思維與存在同一性前提的批判是近代哲 學的基本狀況。在古代哲學中，哲學家們將思維對存在的把握當作存在本身，哲學的對象不是“思想”，

羅 騫：思維與存在的關系 ·99· 甚至不是作為哲學史的哲學思想，而是存在世界本身。在這樣的哲學中，哲學是把握世界的方式，而不 是把握關于世界的思想的方式。只是到了近代反思性的階段，哲學才通過反思意識到了思維與存在的 對立，思維是否能夠證明思維之外的存在和思維是否與思維之外的存在符合一致才成為基本問題。在 這個意義上，批判性地考察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前提只是近代哲學的“時代主題”，而不是所有哲學的基 本問題。古代哲學不討論這一問題。同樣，馬克思主義哲學也不在近代反思哲學的框架中討論思維與 存在的同一性問題。恩格斯明確將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的兩個方面都交給實踐過程本身去解答。恩格 斯甚至因此說哲學終結了。不過，通過孫正聿教授的闡釋，我們可以明確，馬克思哲學乃至于整個當代 哲學視域的基本原則不可能回到思維與存在抽象的同一性立場，而是必須保留近代反思哲學非同一性 的基本成果。 以上我們初略勾勒了當代中國哲學界同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相關的幾種代表性的觀點。盡管觀點 各異，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在當代中國哲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仍然處于核心地位，中國哲 學界對整個當代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性的闡釋大都圍繞著這一樞紐問題展開。前面幾種觀點都 直接或者間接地包含了對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的不同理解。我們可以看到，如何面對恩格斯提出的哲 學基本問題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哲學終結論，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從同以上四種觀點相關聯(lián)和相 對照的角度，我們將在能在論視域中闡釋對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解。當然，我們在此無法詳細比較能在論 對這一問題的見解同以上四種觀點之間的各自關聯(lián)和差異。但在總體性的闡釋之后，這一切將變得明 顯。在我們看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仍然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但是，哲學對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的理解不 能停留在非同一性的反思哲學立場，更不能因為對意識主體性哲學的反思退回到非批判的同一性立場。 因此，以能在為基礎概念的能在論試圖在新的存在論視域中重新表述思維與存在這一哲學的基本問題。 通過這一新闡釋，哲學作為存在之思將繼續(xù)保持活力。 三、能在論視域中的思存關系及其兩個方面 近年來，筆者提出并在逐漸完善以能在為基礎概念的能在論。如何面對哲學基本問題框架以及如 何理解思維與存在本身的關系就是這一理論工作展開的內在邏輯。我們曾經將思維與存在抽象同一的 古代西方哲學稱為存在概念的直接性階段，近代則是思維與存在發(fā)展成對立的反思性階段，超越近代反 思哲學中思維與存在抽象對立和思辨統(tǒng)一性的是以實踐為基礎的統(tǒng)一性階段［4］（P10-20）。能在論是以 實踐為基礎的統(tǒng)一性哲學的存在論表達，意在探索近代反思哲學之后當代哲學的存在論形態(tài)，由此將思 維與存在關系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帶進后形而上學的思想視域。能在是以存在論差異和存在論循環(huán)為 基本思想環(huán)節(jié)的存在概念。存在論差異揚棄了抽象同一性的本體論存在概念，存在論循環(huán)揚棄了意識 到存在論差異卻陷入思辨對立與思辨統(tǒng)一的反思哲學困境。包含存在論差異和存在論循環(huán)概念的能在 論作為統(tǒng)一性哲學，在超越反思性哲學的實踐視域中把握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既克服近代反思性哲學的 二元論困境又不回到抽象的同一性，而是以概念的方式表征生存實踐作為思維與存在辯證展開的可能 世界。 能在論的基本問題仍然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黑格爾在反思哲學的框架中以思維與存在兩個理念 的發(fā)展作為哲學史建構的基本線索，而恩格斯則以思維與存在關系兩個方面的不同回答劃分哲學的基 本派別。雖然都講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但二者卻出于不同視角并因此具有不同內涵。能在論以不同的 方式同時與二者相關。一方面，能在論對哲學史三個階段的建構采用的是黑格爾思維與存在關系的視 角，它以如何看待思維與存在兩個理念的關系作為哲學形態(tài)劃分的標準，將西方哲學劃分為三種不同的 存在論發(fā)展形態(tài)。能在論超越近代反思哲學的二元建制和黑格爾哲學的思辨統(tǒng)一性，刻畫和呈現(xiàn)后形 而上學的存在論視域。也就是說，從哲學史發(fā)展的角度來說，能在論對哲學史的梳理和對以實踐為基礎 的統(tǒng)一性哲學的建構，采取的是黑格爾思維與存在關系的視角。另一方面，恩格斯認為思維與存在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