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的第一性問題和同一性問題只能訴諸實踐和科學的歷史過程才能得到解答。恩格斯的這一根本見解實 際上指明了實踐中思維與存在的現實關聯，而不是思想中的反思聯系。能在論認為，恩格斯從根本上瓦 解了近代反思哲學框架及其問題，但不意味著思維與存在關系不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更不意味著實證 科學興起之后哲學本身的消亡。在能在論看來，思維與存在關系仍然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但理解二者關 系的視角發(fā)生了根本性轉變。能在論關注的不是觀念中思維與存在兩個理念之間的反思關系，也不是 實踐過程才能證明的第一性問題和同一性問題——因為第一性問題和同一性問題不是哲學在思維內部 本身能夠解決的，而是思維與存在在實踐中的統(tǒng)一性和否定性問題。能在論對存在的思考實際上就是 在這個意義上把握思存關系。 如果說近代哲學因為批判古代哲學中思維與存在非反思的同一性而推進了人類思想進步的話，近 代哲學在反思框架中構成的思存二元論也構成了人類思維發(fā)展的困境。在思存對立的二元建制中，存 在和思維是兩個相互排斥的絕對理念，思想把握到了思維與存在的根本差異同時也意味著二者在觀念 中的抽象對立。黑格爾在思辨哲學的框架中指明了對立的不是實際生活中的物質和意識，而是被抽象 掉了具體規(guī)定的兩個無限理念，并由此揭示了兩者作為理念本身的同一性。在《哲學史講演錄》的結論 中，黑格爾指出：“哲學到·現在·為止達到的觀·點·就在于：認識到理念在它的必然性里，認識到理念分裂出 來的兩個方面，自然和精神，每一方面都表現理念的全體，不僅本身是同一的，而且從自身內產生出這唯 一的同一性，并從而認識到這個同一性是必然的。哲學的最后的目的和興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與現實 ····· ·· 得到和解。”［3］（P372）黑格爾哲學以思維的方式克服思維與存在兩個抽象概念在思想中的對立，從而將 哲學理解為“精神的和解”。思維中構成的對立最終只能通過思維的勞作去解決，以便達到與現實和解， 因為現實中本來就不存在這樣的抽象對立。黑格爾的統(tǒng)一性哲學由此走到了近代反思哲學的極端邊 緣，并且成為近代哲學乃至整個傳統(tǒng)西方哲學的完成者。只需跨出黑格爾哲學預示但沒有最終跨出的 一步，將思維與存在在現實中的關系提升為哲學主題，反思哲學的框架就徹底瓦解了。馬克思和恩格斯 走出了這一關鍵步驟。他們以《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等著作瓦解了與生活和現實相異化的反思哲學。當哲 學從反思哲學的思辨天空回到現實大地，并從感性的生活實踐再度出發(fā)的時候，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就是 另外一番景象了。思維與存在不再是抽象對立的理念，而是在實踐中矛盾地展開著的狀態(tài)和過程，因此 是現實存在本身，是由人作為能在開啟的可能世界。 “能在”這個概念不是用來指相互對立的思維或者存在，而是指人這種具有思維的特殊存在者的存 在，毋寧說人就是思維與存在的統(tǒng)一。青年馬克思曾經指出：“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 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qū)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 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guī)定 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qū)別開來。正是由于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 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9］（P56） “通過實踐創(chuàng)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就是說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 把類看做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做類存在物”［9］（P56-57）。人不僅將自己的生命活動而且將自身 之外的他者看作自己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人的生存就是此種對象性意識指引下的對象化活動，因此就是 思維與存在相互糾纏著的可能過程，而不是完成了的存在者或者靜止的存在狀態(tài)。我們因此稱之為“能 在”。人是點亮世界的一道亮光，同時也是世界與自身斷裂的一次裂變［4］（P8）。因為人有思維，或者說 世界有能思維的人，存在在人的意志（實踐）和意識（觀念）中作為人的世界對人存在，因此是思維與存在 統(tǒng)一中展開的可能過程和可能狀態(tài)。在這個意義上，人的存在作為能在和世界作為可能世界乃是同一 個過程。以人的存在作為能在來建構對這個可能世界的理解，意味著面對思維與存在在實踐中的統(tǒng)一 性這一基本的“事實本身”。以能在為核心概念的能在論就是面對生存現實的存在之思。它以思存的統(tǒng) 一性和否定性思及存在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

羅 騫：思維與存在的關系 ·101· 能在論用存在論差異來揭示和保留近代哲學的思想成果。我們曾經在與海德格爾不同的意義上闡 釋過存在論差異概念?！按嬖谡撨@個概念中蘊含著的邏輯和事實層面的差異，包括了存在和存在論在存 在者層面的差異，存在和存在論在認識論層面的差異和各種不同存在論之間經驗層面的差異。我們稱 為存在論的三重差異?！保?1］能在論對存在的理解奠定在思維與存在差異的基礎之上，而不是思維與存在 非反思的抽象同一性。這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能在作為能在論的基礎范疇不是指抽象本體 論意義上作為絕對起點的物質或者精神，而是指人這種特定的存在者作為物質與意識之統(tǒng)一的特定存 在方式及其展開狀態(tài)。人的存在作為能在是以此差異為基礎展開的現象過程，而不是無差異的抽象實 體；另一方面，從思想發(fā)展的歷史來看，能在論只是我們觀念地把握存在世界（論存在）的一種思想，而不 是被它把握的世界本身。不同于古代哲學抽象的“本體”和近代反思哲學的“我思”，“能在”概念作為統(tǒng) 一性環(huán)節(jié)將思維與存在的差異包含在自身之內。因此，能在論以“能在”概念為核心對主體性哲學的批 判無意退回到無主體的抽象存在本身，也不認為從意識的內在性走向實踐或者此—在乃是移居到了純 粹的“在外”，像海德格爾認為的那樣。在能在論看來，沒有絕對的在外，人只能從人本身出發(fā)進行認識 和實踐。實踐或此—在與意識的關系從來不可能相互外在。在這個意義上，能在論保持了反思哲學在 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上取得的基本成果，肯定主體性的積極意義。能在是包含了主體性意識的后主體 性（post-subjectivity）概念，而不是反主體性（anti-subjectivity）概念。 在存在論差異的基礎上，能在論以存在論循環(huán)概念揭示思想趨向現實的同時現實也趨向思想這樣 一種循環(huán)往復的超越性狀態(tài)和超越性過程，實質是將思維與存在在實踐中辯證統(tǒng)一領會為存在的基本 結構。思維和存在從自身出發(fā)到達對方的同時返回自身的內在統(tǒng)一就是開放的循環(huán)過程。這不是說思 維與存在是兩個獨立實體，能夠循環(huán)往復到達對方的同時回到自身，而是說現實就是內在融合的統(tǒng)一過 程，思維與存在只是我們用來分析這個統(tǒng)一過程的范疇?！按嬖谡撗h(huán)作為存在的基本結構從根本上打 破了抽象同一性的存在概念，在統(tǒng)一性的實踐概念中，存在實際上是物質與意識或自然與精神相互構成 和相互推動著的展開狀態(tài)和展開過程。存在論循環(huán)是一個辯證的開放結構。一方面，現實的存在由于 對象性意識和對象化活動的中介，成為不斷展開的超越過程。……另一方面，思維本身是在對象化活動 過程中形成的，現實存在過程的改變不斷推動人們思維方式和思維能力的發(fā)展，形成新思想和新理論。 ……從理論到現實，從現實到理論，認識過程也表現為不斷循環(huán)展開的辯證過程?！保?1］存在論循環(huán)揭示了 思維與存在相互構成對方這一生存實踐中展開的存在論事實。 能在論中的“存在論差異”和“存在論循環(huán)”兩個概念，實際上揭示了思維與存在作為現實世界基本 矛盾的展開邏輯。在能在論視域中，可以將思維與存在的矛盾關系概括為統(tǒng)一性問題和否定性問題兩 個基本方面。在產生了思維的物質世界中，思維（意識）與存在（物質）是揭示現實世界的最根本的存在 論范疇。思維與存在相互作用中構成現實過程和關于現實過程的觀念。因此，思維與存在差異基礎上 的并存是二者相互關系的第一方面，我們稱之為思維與存在的統(tǒng)一性問題。思維與存在的統(tǒng)一性是其 他關系產生的基礎，諸如人與世界、主體與客體、內在與外在、能動與被動等都以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為核 心和本質內涵。沒有思維與存在差異基礎上的并存，就沒有現實，沒有關于存在的存在論問題?？隙ㄋ?維在物質世界中的“存在”是一切存在論的前提，任何問題都是由思維提出并且是由思維去解答的對象 性問題。凡是脫離對象性實踐關系去追問世界的絕對本原和絕對本質并為此提供抽象論證的哲學我們 稱之為思辨本體論。思辨本體論總是試圖找到一種不受具體時空限制的絕對本原、絕對本質和絕對真 理，最終找到的實際上只是缺乏實體性內容的觀念抽象，只是抽象的同一性觀念。在思辨本體論中，多 元差異的現實被還原為非現實的、抽象的觀念實體，忽視了思維與存在差異基礎上的統(tǒng)一性。與此相 反，凡是主張在對象性的關系和過程中把握對象并將認識看成以實踐為基礎的對象性過程的哲學我們 稱之為實踐存在論，即以實踐為基礎構成的現象學存在論視域。實踐存在論認為，無具體規(guī)定性的存在 只是觀念的抽象，存在本身是差異中的對象性存在，是多樣性的統(tǒng)一。在這個多元差異的世界中，意識

·102·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在物質世界中誕生之后形成的思維與存在差異基礎上的統(tǒng)一性是構成現實的最基本的存在論狀況。思 維與存在的第一性問題只能在思維與存在的統(tǒng)一性過程中才能提出并且在這一過程中才能得到解答， 就像在恩格斯那里正確地指出的那樣。也就是說，思維作為物質世界的現象在物質世界中的形成過程 只能在實踐和科學中逐漸得到確認，第一性問題的解決只能立足于以實踐為基礎的思維與存在的統(tǒng)一 性過程。 思維與存在的統(tǒng)一不是靜止狀態(tài)，不是兩個理念之間的思辨邏輯關系，而是實踐中不斷超越的可能 性過程。因此，我們將能在論視域中思維與存在關系的第二方面稱為否定性問題。思維與存在的統(tǒng)一 是思維不斷地改變現實的同時改變思維自身的否定性過程，思維是能動的否定性因素。凡是否定思維 對存在的能動構成并因此從某種絕對外在于人的抽象存在及其原則出發(fā)的哲學都是抽象決定論。抽象 決定論或者因抽象的一元論而將思維看成對存在的被動反應，或者因抽象的二元論而將思維看成內在 意識的自我展開。不論是哪一種情況，脫離了實踐中思維與存在的相互作用，存在和關于存在的思維都 被看成是自我展開的決定論過程；與這種抽象決定論相反，凡是立足于實踐中思維與存在的相互作用， 肯定思維的能動性并將現實理解為辯證否定過程的哲學我們稱之為實踐建構論。在實踐建構論看來， 思維是對存在的否定。思維是物質世界的產物并且能夠在認識物質世界的基礎上改造這個物質的世 界。不論思維對存在的觀念把握還是在實踐中對存在的改變都是超越存在的過程。這種超越性就是同 一性基礎上展開的非同一性的建構過程?，F實，不論是現實存在還是現實觀念都是思維與存在相互作 用中展開的否定性過程。抽象決定論和實踐建構論的區(qū)別不在于是否承認客觀規(guī)律，而在于是否以實 踐為中介理解這些規(guī)律，從而將思維看成否定性因素，并因此將現實（存在和思維統(tǒng)一）看成展開的可能 過程。 統(tǒng)一性和否定性是在恩格斯第一性問題和同一性問題基礎上的思維與存在的現實關系，因此可以 看成是思維與存在關系這一哲學基本問題在當代的展開方式。在物質世界產生了思維現象之后，現實 過程就是物質與意識在差異基礎之上展開的、辯證否定的可能過程。因此，對存在過程的理解不可能還 原到沒有思維的物質世界本身，而只能被理解為實踐中展開的思維與存在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在這個意 義上，將思維與存在關系的第一方面概括為統(tǒng)一性問題，在肯定世界物質性的同時超越了抽象的物質本 體論，思維與存在的差異性揚棄了抽象的同一性概念。思維與存在的否定性意味著思維對存在的關系 不僅是對象性意識在觀念中建構世界圖景的認識過程，更是對象化實踐活動中依據對象性意識改變對 象世界的過程，因此，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變成了可知論基礎上非同一性的否定性問題。也就是 說，無論思維對存在的認識還是思維參與存在的建構都是超越對象的否定過程。思維與存在的統(tǒng)一性 和否定性是由人的存在引發(fā)并且根本上就是人的存在作為能在因此世界作為可能世界展開的邏輯。只 要有思維的人類存在，只要人類在思維中把握并且在實踐中改變世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就始終是哲學 的基本問題，并且始終是實踐中展開的統(tǒng)一性與否定性的矛盾過程。統(tǒng)一性和否定性不是思維與存在 關系的兩個不同領域的問題，比如說傳統(tǒng)的本體論或者認識論領域的問題，而是以實踐為基礎的能在論 理解思維與存在矛盾展開過程的兩種視角。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思維已經率先地瓦解了近代反思哲學的框架，開啟了實踐為基礎的后形 而上學存在論視域，能在論只不過是對這一思想視域的概念化表達。恩格斯將反思哲學中提出的思維 與存在關系問題帶到了生存實踐的視域中，實際上是立足于思維與存在在實踐中的統(tǒng)一性和否定性過 程解決（或者說瓦解）了第一性問題和同一性問題，由此從根本上拒絕了形而上學的抽象主義和絕對主 義。就像列寧指出的那樣，“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這種觀點必然會 導致唯物主義，而把教授的經院哲學的無數臆說一腳踢開。當然，在這里不要忘記：實踐標準實質上決 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讓人的知識變成‘絕 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斗爭”［23］（P103）。只有

羅 騫：思維與存在的關系 ·103· 實踐過程能夠證明唯物主義和可知論，但并不是具體的實踐，而是作為思維與存在統(tǒng)一的實踐過程和實 踐趨勢。葛蘭西在評價恩格斯時曾經敏銳地指出：“恩格斯關于‘世界的統(tǒng)一性在于其物質性，這是由哲 學和自然科學的漫長而艱難的發(fā)展所證明的’這一論斷所包含的正確概念的種子在于，為了證明客觀實 在，它求助于歷史，求助于人?？陀^總是指‘人類的客觀’，它意味著正好同‘歷史的主觀’相符合，換句話 說，‘客觀的’意味著‘普遍地主觀的’?！保?4］（P362）絕對脫離主觀的客觀，就像絕對離開主體意識和主體實 踐的“存在”只是觀念中的抽象一樣。人類不可能采取上帝視角，或者說人類只擁有想象中的上帝視角。 人只能通過自身看見并且構成他在其中生存的世界。這個世界中的思維與存在關系，或者說這個現實 世界作為思維與存在關系的展開，都只能是二者辯證統(tǒng)一和辯證否定的可能過程，而不是絕對的自在過 程或靜止狀態(tài)。人存在于對象性的過程之中，認識和實踐都是對象性的活動，這是人類基本的存在境 遇，也是任何存在論之所以只能是“論存在”的約束性條件。能在論就是對這樣一種存在論境遇和約束 性條件的自覺，它扎根于馬克思恩格斯開啟的實踐思維之中。 通過分析黑格爾和恩格斯的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的不同視角，以及對當代國內幾種代表性觀點的 評論性闡釋，我們在能在論的框架中重構了哲學基本問題。能在論以“能在”概念為核心展開后形而上 學的存在論，堅持思維與存在關系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并且在新的視域中將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概括為 統(tǒng)一性問題和否定性問題兩個方面。這是從思想史和思想邏輯的層面對哲學基本問題的闡釋。但是， 這一理論工作并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思想史和思想邏輯層面的演繹，而是一項立足于生存實踐的存在 之思。當今時代尤其展現為人類構成現實的生產時代，因此是建構性精神興起的后形而上學時代。在 這個時代：“人類通過技術生產和再生產自然與社會，乃至于生產和再生產人類本身，生命工程、人工智 能已經走進了日常生活。人正在按照人的觀念生產人本身。在這樣的技術生產時代，創(chuàng)造性成為基本 的時代意識。人們不再以靜止的、穩(wěn)定性的觀念來看待世界和現實生活，不再以自在存在的概念理解世 界，存在被理解為超越實存和超越現實的創(chuàng)造性過程。”［25］（P290）將思維與存在在實踐中的統(tǒng)一性和否 定性關系闡釋為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意在以哲學的方式表征當今時代的這種基本狀況和基本精 神，以便存在之思在可能性和不確定性中保持著對未來的希望。僅當我們在動蕩的存在中深切地感受 到不安的時候，僅當我們深切地意識到此種動蕩乃是根源我們自身存在的時候，我們才會將哲學領會為 事關存在如何存在和如何去存在的存在之思，它面對的是人作為能在及由人展開的可能世界。因此，思 維與存在在實踐中的統(tǒng)一性和否定性必然成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也是任何一種存在之思（詩）的基本問 題。當然，這里提到的能在論和建構論本身也只是在當代歷史語境中刻畫存在的存在論方案，只是人作 為能在思及存在的存在之思，而不是任何抽象符合論意義上的知識體系。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黑格爾 . 哲學史講演錄：第 1 卷 . 賀麟、王太慶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3] 黑格爾 . 哲學史講演錄：第 4 卷 . 賀麟、王太慶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4] 羅騫 . 超越與自由 .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5] 黑格爾 . 自然哲學 . 梁志學、薛華、錢廣華等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6] 海德格爾選集：下 . 孫周興選編 .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 [7] 黑格爾 . 小邏輯 . 賀麟譯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 文德爾班 . 哲學史教程 . 羅達仁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3] 李達 . 唯物辯證法大綱 .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104·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14] 夏甄陶 . 實踐的唯物主義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15] 李秀林文存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16] 俞吾金 . 問題域的轉換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7] 海德格爾文集：討論班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18] 吳曉明 . 形而上學的沒落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9] 吳曉明，陳立新 . 馬克思主義本體論研究 .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20] 張盾 . 第三人稱存在論 .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 [21] 羅騫 . 能在論及其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據——闡釋后形而上學存在論視域的初步構想 .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20，（1）. [22] 孫正聿演講集 . 長春：長春出版社，2011. [23] 列寧選集：第 2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葛蘭西 . 獄中札記 . 曹雷雨、姜麗、張跣譯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25] 羅騫 . 迎候馬克思 .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 Luo Qian（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is the basic clue in Hegel's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a different sense from Hegel's, Engels regards this rel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 and sets up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philosophical factionalism, which has exerted an extens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especially Marxist philosophy Centering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 ing as the basic question of philosophy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itself, four distinctive rep‐ resentative viewpoints in Chinese philosophic circle have made creative attemp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mporariness of philosophy and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sense of interrelation to and difference from the four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s, the theory of possible-being interpret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with the core concept of possible-being, and reconstructs the two aspects of basic question of philoso‐ 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etaphysics. In view of the theory of possible-be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is still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 The two aspects of this basic question, namely, the question of primacy and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need to be correctly understood in the process of unity and negation based on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possible-being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is the ontological category to grasp the process of unity and negation of thinking and being. Key words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the theory of possible-being; unity; negation ■ 收稿日期 2022-01-21 ■ 作者簡介 羅 騫，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云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院長；北京 100872。 ■ 責任編輯 涂文遷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105~116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09 西方社會的都市性及其啟示 劉勇 摘 要 西方社會的都市性蘊藏著壓迫與解放的辯證法。在西方資本主義的都市社會 階段，都市社會的空間生產形式包括城市規(guī)劃、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以及日常生活，它們共 同生產了都市性，即都市的集中性、擴張性和差異性。都市的集中性剝奪了居民的生活權 利，擴張性造成了居民生活主體性的喪失，差異性導致了居民的生活異化。都市的壓迫與解 放是一對對立統(tǒng)一的矛盾。都市居民憑借都市革命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生活方式的解放：實 現詩意的棲居和進入城市的權利；揭露和反抗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提出對日常生活異化的 “自否定”——自我否定對異化的日常生活的認同，重新發(fā)現日常生活的鮮活性和創(chuàng)造性。 西方都市社會的空間生產創(chuàng)造了一種高度發(fā)達的都市性文明，也給都市居民帶來了壓迫和 剝削。當代中國應該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市文明道路，創(chuàng)造人類都市文明新形態(tài)。 關鍵詞 列斐伏爾；空間生產；都市馬克思主義；城市規(guī)劃；消費主義；都市文明 中圖分類號 B089.1；D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22）05-0105-12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2ZDA015）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是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的主題，人們自然地將城 市與美好生活聯系起來。中國大多數人民長期生活于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男耕女織，辛勤勞作，創(chuàng)造了輝 煌的農業(yè)文明。進入近現代社會后，中國部分人口被迫卷入城市化進程，從“鄉(xiāng)下人”變成了城里人，從 小城鎮(zhèn)進入大都市的文明生活。因為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開啟工業(yè)革命之后迅速推動了城市化， 西方的都市文明從而走在了世界前列，所以成為包括中國等東方國家的城市學習和借鑒的榜樣。當部 分人以“鄉(xiāng)下人”或小城鎮(zhèn)的心態(tài)仰視、崇拜西方城里人或大都市的都市文明，甚至在高唱西方都市文明 贊歌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西方社會都市性帶給人們的物質上的、精神上的以及社會上的壓迫。這種 壓迫讓我們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都市文明并非如肉眼所見那般更美好，西方資本主義都市社會 也并沒有真正讓大多數人的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 直譯為“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這 句主題口號實際上樸實地表達了中國人民追求超越資本主義都市文明道路的愿望和決心。 一、都市社會的降臨 20 世紀法國“五月風暴”以來，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推動了工業(yè)社會進入都市社會階段，都市性降臨 并凸顯。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列斐伏爾較早地敏銳發(fā)現都市性降臨的總過程。在他看來，空間生產包 括兩方面含義：空間中事物的生產和空間本身的生產［1］（P47）?？臻g中事物的生產是工業(yè)資本主義的生 產形式，它存在著商品過剩和長期來看的一般利潤率下降的問題，這種生產形式沒有考察到空間生產的 其他形式。資本主義為了獲取剩余價值不單只是去生產空間中的商品，而且還生產空間本身，即裝載商 品的容器——城市空間（工廠、住房、大型商場等消費場所）。資本主義通過城市化、郊區(qū)化、內城改造、 城市更新等空間生產的方式來生產人造空間，將各種空間重組和改造之后納入總體性的空間生產體系

·106·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當中?？臻g本身的生產形成了空間的資本化和資本的空間化。前者指出了資本邏輯將空間強行納入資 本生產、流通、分配、消費體系的過程，空間被納入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中；后者是指資本為了突破 區(qū)域限制，將物理、精神、社會空間整合起來進入全球化生產。為了進一步推進全球化生產的總體性維 度，資本將情感、感受等生命政治的生產囊括在總體性的空間生產中。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集中了都市 財富的生產、都市經驗與意識的生產，并將其在世界范圍內擴張——全球都市化、甚至星球都市化的階 段。資本主義空間生產催動了都市社會的到來，促進了都市與社會的轉型，都市在支配和塑造社會的發(fā) 展中作用越來越大，從而產生了都市性。 國外學界對都市性降臨過程的研究起步較早，“20 世紀 70 年代初，英美城市學家和地理學家第一次 開始討論列斐伏爾關于都市空間性（urban spatiality）的研究方法”［2］（P763）。都市性或都市空間性是家 族相似性的概念。列斐伏爾認為，資本增殖的方式已經從空間內的生產轉移到空間本身的生產，即由資 本的初級循環(huán)過渡到次級循環(huán)，從而導致都市性降臨。但是大衛(wèi)·哈維批判他并沒有進一步研究從資本 的初級循環(huán)轉移到次級循環(huán)的背后原因，認為資本的過度積累導致其初級循環(huán)向次級循環(huán)的轉移，“階 級壟斷地租”是其轉移的動力機制的承擔者。哈維分析了都市的集中性和擴張性產生的經濟過程，從資 本的循環(huán)來分析都市性思想，但缺少將資本的生產與循環(huán)結合起來分析的辯證法視角。曼紐爾·卡斯特 通過研究政府削減對住房等集體消費支出，來分析產生都市擴張性的政治過程。愛德華·索亞從第三空 間的邊緣性、混雜性、分散性、碎片性、虛擬性、開放性等方面來分析都市差異性產生的文化過程。 國內學者陳忠開展了城市現代性的研究，為研究都市性降臨的過程提供了多維度的基礎條件［3］ （P102-108），但這個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工業(yè)社會的現代性是以工業(yè)化帶動的現代化為主要動力， 而都市社會的現代性則以都市化為主要動力。“都市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的重點落在了被城市內爆/ 外爆成為一個普遍的城市結構的最近‘臨界區(qū)’，并且工業(yè)化的總問題為都市所替代。”［4］（P33）為了把握 都市社會的階段性特征，區(qū)分工業(yè)社會的現代性，筆者認為可以在都市化的基礎上提出都市社會的“都 市性”（urbanity）概念。鄒詩鵬提出了“都市際性”或“城市際性”（interurbanity）概念，分析了都市性降臨 的集中性和擴張性內容，但相對忽視了差異性。都市性意味著聚焦、中心性，城市際性意味著疏離、分 散［5］（P138）。都市性的內生性矛盾表現出都市性的集聚、擴張，與之相對的是聚集效應外溢的都市際 性。都市的集聚外溢實質上是都市性矛盾的兩個方面，是都市規(guī)模同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都市際性 或城市際性的概念以都市規(guī)模作為都市本體，沒有看到資本對都市規(guī)模的塑造，無意識地將都市的中心 邊緣權力不平等作為其他領域的事情，這實質是將都市去政治經濟學化，也沒有充分看到都市性帶來的 壓迫。這個觀點還忽視了與同一性矛盾相對的差異性，該差異性體現為都市的日常生活。都市的日常 生活是與同一性矛盾相差異的社會實踐，體現了都市居民對生活解放的追求，也體現出對都市性同一性 矛盾的批判。此外，列斐伏爾認為空間生產的形式對都市性降臨過程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是他沒有明確 展開空間生產、社會空間生產與都市空間生產的關系以及空間生產的定義。筆者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 空間生產是指資本家通過城市規(guī)劃、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和日常生活來實現資本增殖的過程或活動，它 們共同導致了都市性的降臨?？臻g生產的結果是生產了社會空間，而社會空間也成為下一次空間生產 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空間生產均是社會空間生產，一切社會空間生產也是空間生產。社會空 間生產有多種形式，當制造業(yè)開始衰落時，就會進行產業(yè)轉移，建筑業(yè)、房地產行業(yè)和金融業(yè)因而發(fā)展迅 猛。城市化是推動社會發(fā)展的主要動力，都市空間是社會空間的主要載體，都市空間生產是社會空間生 產的主要動力和內容，因此從內容上看，社會空間生產主要指都市空間生產，三者的關系是一致的。空 間生產是都市性降臨的直接原因。列斐伏爾等國外學者注重都市性降臨的事實分析，國內學者大多側 重其規(guī)范意義。筆者將事實分析與規(guī)范意義結合起來，將形式與內容結合起來，認為都市性是由資本主 義空間生產帶來了都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壓迫與解放的觀念。

劉 勇：西方社會的都市性及其啟示 ·107· 二、都市的集中性 資本主義的都市性表現之一是都市的集中性，但它剝奪了都市居民的生活權利。從直觀上來說，都 市和鄉(xiāng)村最大的區(qū)別是集中與分散。都市的集中性除了受制于都市空間的自然稟賦，主要是都市資本 和權力的所有者通過城市規(guī)劃塑造的結果。都市是資本主義市政當局、規(guī)劃機構等相關部門規(guī)劃成具 有構成性、標志性、紀念性、炫耀性等不同類型的中心，也是各種人財物等資本要素的同時性集中。這是 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fā)展到發(fā)達階段的顯著標志之一，也是資本主義都市文明的顯著標志之一。 集中性體現在“它并非那種把內容積累在一起意義上的事物形式的總體性；而是思想方式存在的總體 性”［6］（P197）。它不是簡單的還原（總和、疊加、綜合）或者反映（主觀性的幻想和客觀性的幻想），而是以 阿爾都塞的理論實踐的方式存在，列斐伏爾稱之為都市實踐，即“都市的形態(tài)、功能和結構”［6］（P19）。經 過相關部門的城市規(guī)劃之后，都市形成了組織生產和生活的中心形態(tài)，并呈現出將各種要素聚集到城市 平臺的結構，具有維持城市大資本家統(tǒng)治等方面的功能，從而形成了都市的集中性。 城市規(guī)劃對都市空間生產起了首要作用，都市形成了組織生產和生活的中心形態(tài)。城市資本家在 都市空間生產之前的首要前提是進行城市規(guī)劃。按照空間性質來分，城市規(guī)劃的空間通常包括物理空 間、精神空間與社會空間。作為城市規(guī)劃對象的都市空間被視作一種生產力，即指物理空間、精神空間， 如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空間地理擴張、空間意識形態(tài)等形式實現了全球化的整合，可以實現生產力在 數量、規(guī)模上的增長。同樣，作為城市規(guī)劃對象的都市空間也可以視作生產關系，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空 間。資本主義的社會空間包括從工廠生產到日常生活、從生產領域到消費領域的權力關系或階級結構 的分化或重組。城市規(guī)劃對社會空間的規(guī)劃，也是對經濟基礎或生產關系的規(guī)劃，從根本上是為了適應 生產力并發(fā)展生產力，以空間生產延續(xù)資本主義的有限生命。因此，都市空間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tǒng) 一，作為城市規(guī)劃對象能夠組織生產。一方面，生產決定生活。生產力的變化引起生產方式的改變，進 而引起生產關系的變化，生產關系的變化又引起社會關系的變化，因而生活方式也必然發(fā)生變化。另一 方面，生活是生產的目的。生產本身是為生活而生產，因此生產與生活也是統(tǒng)一的關系。這同樣意味 著，作為城市規(guī)劃對象的都市空間能夠組織生活，都市空間本身也是生活空間的一部分。都市成為城市 資本家憑借城市規(guī)劃提升生產力、改善生產關系、組織生產與生活的工具。 城市規(guī)劃同時還是生產都市構成性中心和去中心化的社會組織形式，具有能將各種要素聚集到城 市平臺的結構。“構成性中心……是一種聚集、集中和共時化的形式，……集中了一切財富、權力、權力者 的財富、信息、知識、‘文化’等等”［7］（P83）。構成性中心是由資本和權力形塑成最符合加速資本積累的 網絡形式，它的形式是全體、堡壘、拼貼、混合、聚集、位置、馬賽克，等等。這個被城市規(guī)劃出來的構成性 中心是城市資本家實踐的結果。與構成性中心相伴隨的是去中心化。為了在資本主義再生產周期的不 同階段獲取利潤，城市規(guī)劃對城市中心作邊緣循環(huán)式地改造。從一個較長的時間尺度來看，它仍然具有 能夠將各種要素聚集到城市平臺的結構。 城市規(guī)劃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戰(zhàn)略工具，是工廠政治在城市管理的延伸，具有維持大資本家統(tǒng)治等方 面的功能。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斯塔爾·霍爾格森指出：“城市規(guī)劃從來都不是中立的活動，而是嵌入到由 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定義的政治經濟學中。我們在討論規(guī)范性和應當性時，應該從階級這些社會關系入 手。”［8］（P815）城市規(guī)劃是介于國家政治與工廠政治間的中介平臺。城市規(guī)劃也是凱恩斯主義在城市空 間領域的運用，從而形成所謂的“凱恩斯主義的城市”。在城市土地自由放任的情況下形成了制約城市 發(fā)展甚至國家發(fā)展的特殊利益集團。一旦由其中的開發(fā)商等土地利益集團形成壟斷，將造成土地租金 高、房價畸高的現象，這將會給工人階級以及其他類型的資產階級的利益造成威脅。資本主義國家的城 市規(guī)劃正是協調不同利益集團關系、緩和社會矛盾、減少社會沖突的重要手段。資本主義國家政權最終 由各大財閥掌控，各大財閥為了追求最大利潤，必然會通過各種手段干預城市規(guī)劃過程，推動有利于其

·108·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自身利益的城市規(guī)劃的落地，以維護大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的統(tǒng)治。但是它公開宣稱的卻是維護社會整 體利益，這有助于統(tǒng)治階級內部利益的合法化與合理化。 規(guī)劃師按照“科學規(guī)劃”的原則從事都市實踐之后，都市的集中性形成了中心與邊緣、工作區(qū)與居住 區(qū)以及居住區(qū)住宅戶型的各自集聚的對立。都市集中性的結果是，一方面，居住在城市中心與邊緣的居 民的生活權利受到了剝奪。城市資本家憑借在城市（社區(qū)）中的高房價、高地租獲取高額的剩余價值，并 且通過爭奪對城市空間使用價值的使用權，以驅逐、排斥部分位居于市中心的居民。位居于邊緣地區(qū)的 居民，其生活環(huán)境也隨著都市圈的城市規(guī)劃進程而改變。他們居無定所、漂泊不定，生活權利難以保障。 他們被規(guī)劃到城市地理中心和城市權力中心的邊緣，這些都決定了他們難以參與城市的規(guī)劃、設計、監(jiān) 督以及實施等整個過程，難以對公共空間的城市規(guī)劃具有協商、決定的權利。另一方面，城市規(guī)劃將都 市居民的工作區(qū)與居住區(qū)分隔出長遠的通勤距離，消耗了他們大量時間和精力，損害了都市居民享有有 質量的生活權利。兩地分隔遠，整個生活被碎片化，都市居民正式的家成為臨時居所，一部分都市居民 不得不在工作區(qū)附近尋找住宿的地方，他們難以參與社區(qū)管理，難以形成社區(qū)主人翁的意識。不僅如 此，城市規(guī)劃還將居住區(qū)的住宅戶型分為大片獨棟住宅與集體大規(guī)模住宅，這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 對立［9（］ P146-149）。 三、都市的擴張性 資本主義的都市性表現之二是都市的擴張性，它造成了都市居民生活主體性的喪失。城市理論家 羅根和莫洛奇指出，誰控制了生產的政治，誰就有效地控制了城市［10］（P89），這突出了生產對城市的重要 性。然而，生產和消費是辯證統(tǒng)一的，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從而消費和生產具有直接同一 性［11］（P690-694）。生產直接是消費，是指生產要素的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是指產品的消費。城市空 間的生產直接是城市空間生產要素的消費，城市空間的消費是城市空間產品的消費。通過城市空間生 產要素的消費和城市空間產品的消費，都市實現了空間擴張。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都市集聚性造 成的問題，也能夠實現都市面貌的改變和都市快速發(fā)展。都市的構成性中心通過空間擴張聚集了“一 切”和“所有”——生物、物體、實體、作品、符號與象征［12］（P148），它似乎具有某種超功能性。無論如何擴 張，都市擴張本身也受制于空間的限制。馬克思所說的“以時間消滅空間”也深刻地指出了這個問題的 實質?！耙詴r間消滅空間”中“空間”含義可以理解為物理距離。對都市擴張來說，物理空間（距離）成為障 礙或界限，所以需要通過道路交通、信息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來縮短流通時間，克服空間（距離）障礙，加 快交換速度。至于“以時間消滅空間”中的“時間”，實際上流通時間增加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限制了 資本的生產時間以及資本的價值增殖速度，流通時間不是創(chuàng)造價值的積極因素，因此需要縮短流通時 間。對都市擴張來說，縮短其流通時間是加速資本循環(huán)和周轉的主要方式。 為了加速資本循環(huán)和周轉并獲取本區(qū)域的高額利潤，都市資本家除了通過上述縮短流通時間來加 速如土地、人口、不動產等的流通，還通過各種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來激發(fā)都市居民的消費欲望。土地、 人口、不動產等的流通過程其實也伴隨著消費的過程。因此，消費以及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是推動都市 擴張性的直接動力。都市居民滿足了基本溫飽之后，在非勞動時間和休閑、娛樂、教育、社會交往等領域 形成相對趨同的消費方式，都市成為實現消費最大化的空間單位。因此，都市生活集中表現為都市的消 費方式。都市資本家將都市居民相對趨同的消費方式視作資本增殖的手段，為了獲取利潤不擇手段，利 用各種營銷方式，誘導都市居民非理性消費或過度消費，都市居民的個人消費被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所 操控。斯蒂芬·邁爾斯甚至直接指出：“城市實際上可以被視為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一種物質的與情感 的表現?！保?3］（P180）列斐伏爾是 20 世紀 60 年代第一位提出“消費受控制的科層制社會”的這個略顯冗長 概念的人，即資本主義社會是被組織化的消費社會。這說明列斐伏爾較為準確地把握到了資本主義進 入都市社會階段的都市生活特征之一。資本主義都市社會從以生產為中心轉向以消費為中心的發(fā)展階

劉 勇：西方社會的都市性及其啟示 ·109· 段，從以工業(yè)化為中心轉向以城市化為中心的發(fā)展階段，這些成為都市生活的主要推動力。雖然都市社 會擺脫了工業(yè)社會因物質匱乏而造成的勞動異化，但是都市居民的生活卻為消費主義所異化?！跋M主 義一般被認為是一種人工產品，邁爾斯（Miles，1997）視為一種整體的‘消費資本主義’，它創(chuàng)造了‘一種 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依賴于消費所提供但不能派送的自由選擇的幻覺?！保?4］（P145）總之，都市本身 就成為一種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表征。都市，即消費主義都市。正如前文所言，都市是生產與生活的集 中，而消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它不是消費主義都市。 首先，都市擴張性導致“成為你自己”的自我消費欲望彌散在人的主體意識和行動中，造成都市居民 成為偽主體。他們自以為在消費天堂中自由選購，似乎每個人都有平等的選購權，并終于真正成為自 己，實現了人生的自我價值，但這實則為加快資本流通速度、滿足利潤最大化的再生產的需要而淪為主 體幻象，幻象背后實則是人成為與商品同等處境的商品。大眾媒體通過無孔不入的廣告宣傳，快速刺激 人們的自我消費欲望，使人分不清真實的需要與虛假的欲望之間的區(qū)別，導致人喪失了選擇商品的理性 判斷。消費者過度消費并沉浸于其中的感官享樂，把它當作反抗理性壓抑、表現個人風格、凸顯社會地 位的手段。其次，都市擴張性導致消費主義的象征和符號充斥在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市居民為其控制和 擺置，人喪失了尊嚴和地位?，F代工業(yè)文明創(chuàng)造的技術性和功能性的對象不具有絕對實在性，現實的物 質世界為消費主義的象征和符號充斥。社會現實是象征和符號建構的不在場的現實，人們通過它來展 現自己的特殊地位和獨特品位。社會公眾的生活已經成為異化消費的主要領域。消費品的身份象征和 符號意義成為都市消費者考慮的主導因素，人反而扮演著卑微的角色。最后，都市擴張性導致決定消費 主義私有制永恒性的論調盛行于再生產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都市居民成為單向度的人，人喪失了否定性、批判 性和超越性。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的。資本主義 私有制發(fā)展到生產自動化、智能化的階段，不是人操作機器或智能而是機器或智能操縱人、困治人，人為 機器或智能“打工”而形成對資本的實質隸屬。人不得不肯定剝削的“現實即合理”，商品交換的困難是 任何所有制都無法解決的根本矛盾，并學會調試資本主義節(jié)奏而放棄階級斗爭。無論他被都市擴張性 裹挾到何處，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中，人被分配的勞動力的價值低于他創(chuàng)造的價值，一些人卻誤以為高工 資、高福利就沒有被剝削，資本主義的工資是永恒的規(guī)律。人被鎖在拼命工作—激情消費—再拼命工作 —渴望再消費的單一鏈條中?？傊?，這一切都促使人失去否定、批判和超越的維度，讓其無暇思考這背 后的社會制度原因與尋求超越這一制度的可能出路。 四、都市的差異性 資本主義的都市性表現之三是都市的差異性，它導致了都市居民的生活異化。此處并非說都市社 會之前沒有差異性，而是說都市社會具有人財物集中擴散的功能，它能將之前不為注意的差異性集中起 來，將農業(yè)空間、工業(yè)空間疊加起來，將各種網絡與流量交織起來，生成集中化的差異性或差異性的集中 化，從而導致特定空間中差異性逐漸成為普遍性的現象。長此以往，這種差異性超過一定的尺度，必然 轉化成日常生活中由差異所主導的同質性。日常生活成為哲學家、社會學家關注的對象，是一個歷史的 過程。在農業(yè)社會，日常生活與生產活動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當地特色的生活方式；在工業(yè)社會，日常 生活開始從傳統(tǒng)領域中分化出來，表現為生產與生活的分離，私人事務與公共事務的分離，等等。日常 生活能夠被集中起來并成為研究的對象，主要源于都市社會集聚擴張的都市性。集聚擴張的都市性將 日常生活從與傳統(tǒng)的自然生活、工業(yè)生產中抽離出來，形成日常生活的哲學，從整體上來塑造都市生活， 引導日常生活實踐。盡管差異的要素被集中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讓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豐富多彩， 并形成一定都市區(qū)域的文化類型，但是，一旦集中擴張的差異性開始反過來對日常生活進行規(guī)劃、消費 和同質化，差異就成為特定區(qū)域的主導。集中擴張的差異性生活方式超出了生活價值的臨界點，實現了 生活價值增殖，如同商品的日常生活同質性將難以避免。每個都市居民都有獲取差異性的生活權利，但

·110·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是差異性的生活權利是由掌握生活權力的城市資本家提供的，并用以滿足生活的價值增殖而非生活本 身，這就將給都市居民的生活帶來壓迫。 差異性除了是將差異性的內容集中起來并擴而張之，還存在集中擴張的都市形式本身孕育著分散 收縮的差異性。在都市社會階段，集中擴張的都市性通過城市規(guī)劃、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將人財物等全 要素集中到中心，但這個轉移過程又導致了其他區(qū)域出現了次中心的格局，這種都市內部殖民主義，即 中心—次中心的格局處于非平衡性的平衡性結構。它的非均衡性表現為在短期內城鄉(xiāng)、區(qū)域、發(fā)達國家 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二元對立，它的平衡性表現在更大的時間尺度上實現均衡，這種看似悖論的結構源 于空間生產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互相調適。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去中心化并不能夠分裂 對稱的結構關系，構成性中心與去中心化或集聚與分散是一體兩面，均從屬于都市社會的空間生產與再 生產。都市社會取代傳統(tǒng)的工業(yè)社會成為主導社會形態(tài)，并將構成性中心和去中心化于一體作為研究 對象，這種集中擴張形式是與其異化的狀態(tài)——分散收縮的差異形式相伴生而存在的。 日常生活分散壓縮的差異性同樣壓迫著都市居民。列斐伏爾說：“日常生活從根本上是與所有活動 相關的，包含所有活動以及它們的差異和它們的沖突；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動交匯的地方，日常生活是所 有活動在那里銜接起來，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動的共同基礎。”［15］（P90）通常意義上講的作為閑暇時間的日 常生活是與勞動生產分開來的，這恰好是潛意識逃避異化勞動的生活觀的體現。列斐伏爾旨在從整體 或總體來理解日常生活，他將日常生活分成三個元素：“工作、家庭和‘私人’生活、閑暇活動。”［15］（P28）在 都市社會，分散收縮的差異性對日常生活的集中籌劃、設計和符號化，日常生活被操縱和控制成符號消 費社會，導致相互分離甚至對立的生產活動、家庭生活和閑暇活動成為普遍狀態(tài)，都市社會人與人之間 陷入分裂、疏遠、孤獨、壓抑當中。 在工作方面，一是工作區(qū)與居住區(qū)分隔出長遠的通勤距離，造成勞動者身體和精神的過度耗費；二 是現在的勞動者均被壓縮在勞動分工與技術分工的工作體制的狹小空間中，勞動者的勞動產品獨立于 人而存在，人為其所控制。勞動者不是創(chuàng)造性的主體，勞動產品也不是彰顯人的本質力量。在列斐伏爾 看來，這主要是源于“在以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結構中，無產階級只是許多工具中的一種 工具，只是‘機器的附庸’”［16］（P195）。每個人被技術分工體制拆解并分裂成不同部分和不同流程，每個 人僅僅知道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對其他工作程序并不熟知，并且不能占有自己的本質。因此，在列斐 伏爾看來，他們都不是“總體的人”或“完整的人”。當然，都市居民不僅渴望了解工作方面的整全知識， 將自己從偏狹中解放出來，而且更需要用替代性的知識來放松。在家庭和私人生活中，都市居民可以通 過消費暫時從工作的壓迫狀態(tài)中抽離出來進行放松，如包括點擊色情圖像或影片、概觀各種藝術展覽、 快進言情小說或電影、喝著啤酒觀看體育比賽但極少參加體育鍛煉、沉迷于都市夜生活，等等，但是這些 消費內容同樣是被廣告?zhèn)髅秸T導、由市場提供的。都市居民消費的主要目的是免于焦慮不安或精神的 高度緊張，或是獲得人際關系或社會資本的提升，然而這是被資本籌劃而非自身創(chuàng)造的家庭和私人的幸 福感，會造成個人的孤寂感和親密關系的疏遠。這意味著，在閑暇活動方面，勞動者要通過“去遠方”等 人為分離的方式來到一個被擠壓而人滿為患的旅游空間，暫時遠離工作、拋開家庭，獲得個人真正的閑 暇時光。個人可以獲得發(fā)展個性的契機，提升自己的文化素養(yǎng)，獲取親自體驗的感性生活的能力，促使 生活技術成為生活藝術，用以釋放工作和家庭生活帶來的壓力。但是閑暇活動構造的虛幻世界更表征 出現實世界的壓抑的真實，“我們工作，用工作掙來我們的閑暇，閑暇僅有一個意義：離開工作。如此惡 性循環(huán)”［15（］ P37）。 五、都市解放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倍际行越o都市居民帶來壓迫，讓他們淪為彬彬有禮的“都市動物”，同 時也蘊藏著解放的因子。列斐伏爾是運用青年時期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研究都市空間的首創(chuàng)者，其他都

劉 勇：西方社會的都市性及其啟示 ·111· 市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其都市革命思想的影響。因此，本文將以列斐伏爾的都市革命作 為都市解放的重點闡述。 首先，實現詩意的棲居和進入城市的權利。城市規(guī)劃背后是資本增殖邏輯以及國家權力統(tǒng)治邏輯 的城市表征。前者凸顯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后者凸顯了城市權利與城市權力的斗爭，這兩者 統(tǒng)一于城市資本家的政治經濟學。同樣，這也是一套城市資本家的意識形態(tài)。因此，這里需要左翼知識 分子對工人階級的政治啟蒙，揭示資產階級關于城市規(guī)劃的意識形態(tài)，揭露他們所謂的價值中立性，城 市規(guī)劃的旨歸應該由為資本和權力服務轉向為人的服務。城市是屬于人的家園和棲居之所。住房從交 換價值回歸到其使用價值屬性，它反對資本家運用市場對其使用價值的抽離，并且在其中也明確表達了 使用價值的優(yōu)先性。棲居成為都市實踐的首要價值，差異性作為目的成為都市社會的主導。棲居的房 子是都市居民占用而非占有以使用價值為宗的空間，用以反對其被資本主義市場私有化、商品化和抽象 化。它并非是資本私有制下的私人占有，而是集體占用；它并非是從屬于交換價值的生產，而是回歸到 共同的興趣去創(chuàng)造使用價值；它并非是工業(yè)社會強調的同質性的空間，而是可以按照自身真實需要改造 空間使用用途的差異性的空間。都市居民集體占用，房子的產權歸集體所有，并在共同興趣的基礎上創(chuàng) 造，按照實際用途去改造空間，都市居民的生活才能實現詩意的棲居。 都市革命還要解決城市權利與城市權力的問題。如果城市權利指涉的是城市里居民享有的權利， 那么這里的重點是權利而非城市。列斐伏爾重點要突出的是權利的城市性或空間性，因此，他認為城市 權利是 the right to the city，直譯為“獲取進入城市的權利”而非權力。都市居民具有選擇空間、創(chuàng)造空間、 進行空間生產、空間分配的權利，等等?？臻g或城市本身成為資本主義增殖的生產工具，也是獲取權利 的場域。這種觀點的實質仍然是將城市或空間視作一種工具理性。但如果不改變空間或城市的私人性 質，而僅僅去爭取在城市中享有的權利，那么這種方式實質上是功能上的錯位。因此，列斐伏爾強調了 城市權利的集體屬性［17］（P78）。城市權利的集體性，是資本家、政治決策者、城市規(guī)劃者、都市居民等各 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從負面清單來說，它反對政府或國家運用公共政策或政治權力對城市權利空 間的壓縮，也反對城市規(guī)劃者對都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干涉。同時，都市居民能夠參與城市的空間規(guī)劃、 設計、監(jiān)督以及實施等整個過程，特別是對涉及公共空間的空間規(guī)劃具有協商、決定的權利，它試圖從國 家領域分出部分權力返還給城市所屬居民，從政治上強調國家權力與都市居民之間爭奪城市空間規(guī)劃 的掌控權?！芭c通過國家機構過濾公民聲音的自由民主選舉權的性質不同，城市權利將使居民直接貢獻 出產生城市空間內部的所有決策。”［18］（P102）盡管城市權利具有超越資本主義政治權利的政治企圖，具 有激進地理學的特征，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19］（P141-154），但是這里需要明確的是，都市革命只是自治 分權而非奪取整個國家政權。 其次，揭露和反抗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從工業(yè)的無組織社會走向了被組織化的 消費社會，它是一個符號的消費和編碼成為主導的社會。都市的集中擴張形式為消費的聚集與推廣提 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它成為消費的空間平臺和景觀社會。資本主義推廣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主要是通 過都市空間來實現生產關系再生產。因此，都市革命必然包含著對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揭露和反抗。 雖然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造成都市居民在生活中的主體性喪失，甚至成為偽主體，但我們不能直接從主體 性的視角去揭露它，而是要從符號和編碼等領域來分析。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本質上是制造匱乏，被各種 消費符號牽引，使匱乏感去占領、俘獲消費者，制造更高級的消費符號，使消費者保持永不滿足的狀態(tài)， 讓消費脫離實在的現實指涉物，從而區(qū)分不了真實的需求與假裝的欲望。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通過次體 系實現了符號—想象的假裝倒轉或替代真實的目的，從而，假裝成為在次體系控制世界中具有符號價值 的身份炫耀。次體系無非是高度技術化、專業(yè)化的活動體系；某些科層等級結構；信息載體［20］（P331）。 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實現了消費領域的異化，即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被符碼化和等級化，一切社會關系由符 號的象征價值來衡量。這樣的社會是一個充斥著符號—物體系的符號拜物教社會。

·112·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列斐伏爾主張用都市的文化革命來反抗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他指認的文化革命“不是 建立于文化基礎上的革命，也不是文化自身的目標或它的動機……我們的文化革命的目標與方向是創(chuàng) 造一種不是制度的而是生活風格的文化；它的基本特征是在哲學精神中來實現哲學”［21］（P203）。列斐伏 爾的文化革命是關于都市居民生活主體性的根本性變革，正如他在《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的意圖 那樣，放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決定與被決定的二元關系，反而強調消費—文化在都市 斗爭中取代馬克思主義首要的物質生產實踐的作用。文化革命并不是都市的政治、經濟革命的延伸，相 反，文化革命是其先導，兩者需要互補起來，以文化哲學的總體性形式融入都市生活中，共同對抗資本邏 輯和科層體制的同質空間。文化革命的目標是建立都市社會都市居民的生活主體性，它可以分為個人 與社會的否定性和肯定性層面。前者從否定層面來說，在法律和道德風俗的范圍內，個人的生活方式能 夠免受他人干預；前者從肯定層面來說，個人是自身生活的主導者，能夠擁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后 者即所謂的都市法則，它也包括否定性和肯定性兩個方面，一是打破經濟量的增長的盲目崇拜，反對權 力造成的分化或隔離，否認夸大文化上存在的特殊性沖突。二是尊重社會風俗，創(chuàng)造空間—時間的統(tǒng)一 體，反對強制性和同質化的生產與實現企業(yè)的區(qū)域自治［6（］ P203-206）。 最后，都市居民自我否定對異化的日常生活的認同，重新發(fā)現它的鮮活性或創(chuàng)造性。城市規(guī)劃對都 市居民生產與生活的干預，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對都市居民消費領域的侵蝕，它們均成為都市生活方式異 化的直接來源。前兩者最后仍然要落地于對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壓制。為了真正發(fā)揮效用，上層建 筑除了依靠強力，還必須依靠都市居民自身的都市自覺性，即自覺認同異化的大都市生活方式。日常生 活不是政治或經濟領域，而是一個社會文化領域。它本身充當了都市居民自覺認同異化的大都市生活 方式的前提。一旦他們認定了日常生活具有分裂、疏遠、孤獨、壓抑的特性，那么他們自然而然地接受異 化的都市生活的事實。列斐伏爾的思路是讓總體性哲學重新發(fā)現日常生活的鮮活性或創(chuàng)造性，并提出 了“讓日常生活成為藝術品”的鼓舞人心的口號。 列斐伏爾辯證地指出了日常生活的消極性與積極性。“一方面，被當做支配手段的日常生活被理解 為資本主義組織的異化場所，另一方面，日常生活被理解為通過人的創(chuàng)造性行動推翻壓迫，實現一個烏 托邦裂痕的可能性，這兩方面存在著張力關系。”［22］（P174）沉淪于異化的生活與走出異化的生活是同一 條道路，日常生活是可能性的起點和終點。日常生活批判需要展望歷史的瞬間。瞬間是日常生活連續(xù) 性、重復性的斷裂，是差異的普遍性的打破，而日常生活是滋養(yǎng)瞬間的土壤。瞬間在尼采的酒神精神沖 動下，以節(jié)日的狂歡的形式，走向自我創(chuàng)造和普遍性價值毀滅，并從日常生活中超拔出來，實現感性欲望 的解放。日常生活批判則是肯定它的積極性，否定它的消極性，實現向總體的人轉變?？傮w的人即主體 的辯證性，它是黑格爾“異化的揚棄”、馬克思的“總體人”、尼采的“超人”的結合體。在列斐伏爾看來，生 產實踐的總體性，自然和社會的決定論，總體的人，是它歷經“三元辯證法”的環(huán)節(jié)。這是一個永恒輪回 克服人性欲望、生活異化的過程。日常生活批判呼吁日常生活與藝術、審美結合，形成一種具有生機活 力的生活，以詩性創(chuàng)造來反抗日常生活異化。藝術的創(chuàng)造是通過對生活和藝術的雙重革命，實現生活與 藝術的融合，即藝術的生活與生活的藝術。日常生活與審美結合，審美實現了對分裂、疏遠、孤獨、壓抑 的瞬間性的升華，即分裂轉化成發(fā)揮專長，疏遠轉化成尊重空間，孤獨轉化成自我省思，壓抑轉化成積蓄 力量。審美也實現了對自我意識與實體、人類與自然界的融合，它體驗了周遭的真實，尋求了改變日常 生活的實踐，實現了審美的生活與生活的審美的統(tǒng)一?？偠灾查g、總體的人、詩性創(chuàng)造都要求都市 居民超越資本主義都市社會的生活方式而進行自我生產、自我負責、自我決定和自我創(chuàng)造。 六、現實啟示 都市居民的生活壓迫和解放是都市性的一體兩面，都市性本身是對資本主義都市社會的反映，本質 上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文明形式。盡管這一理論富有啟發(fā)性，但列斐伏爾主張的都市革命并沒有出現

劉 勇：西方社會的都市性及其啟示 ·113· 像法國巴黎公社和俄國彼得堡的十月革命的政權，根本原因是都市革命沒有訴諸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 工廠空間的私有制以及階級權力進行革命與奪取。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倡導的都市革命只能是不徹底 的都市斗爭，從屬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都市文明，而直接原因在于僅從城市規(guī)劃、消費主義以及日常生 活三個層面展開都市斗爭，沒有看到都市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生態(tài)、社會等方面形成的有機整體。 中國作為當今最大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正引領著 21 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方向，有責任、有能力 也應該走不同性質的都市文明道路。中國當前正加速推進城市化進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都 市文明道路。這與資本主義都市文明性質不同，它包括都市的“五位一體”文明，即經濟、政治、精神、生 態(tài)和社會文明。 中國必須走都市經濟文明之路。都市經濟文明，即都市的物質生產實踐和經濟生活的進步。都市 具有聚集經濟要素的形式和結構，還有促進經濟發(fā)展的功能。但為了追逐利潤，都市盲目的空間擴張將 引發(fā)消費主義甚至浪費現象。都市集中擴張性并不是數量上、規(guī)模上越大越好，也不是速度上越快越 好，而是都市生產和消費的高質量與高效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前我國各項工 作的指導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中的新發(fā)展理念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因 此，都市文明建設必須以新發(fā)展理念來指導都市空間生產與消費。創(chuàng)新是引領都市發(fā)展的第一動力。 都市空間的生產和消費必須樹立創(chuàng)新理念，不斷推進都市建設的理論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科技創(chuàng)新、文化創(chuàng) 新等各方面的創(chuàng)新。協調是都市持續(xù)健康發(fā)展內在要求。都市空間生產和消費必須樹立協調理念，重 點促進城鄉(xiāng)區(qū)域協調發(fā)展、工業(yè)化與都市化協調發(fā)展等。綠色是都市永續(xù)發(fā)展的必要條件和人民對美 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體現。都市空間生產和消費必須樹立綠色發(fā)展理念，提倡綠色生產、理性消費，反對 鋪張浪費。開放是都市繁榮的必由之路。都市空間生產和消費必須樹立開放理念，在全球城市競爭中 提升中國都市的生產者服務業(yè)的比重，在紐約、倫敦和東京的小圈子中爭奪全球都市競爭中的話語權。 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都市空間生產與消費必須樹立共享發(fā)展理念，防范都市的過度 資本化，防止都市成為少數人聲色犬馬的游戲獵場與感官宴會。 中國必須走都市政治文明之路。都市政治文明，即都市的社會政治實踐與政治生活的進步。都市 政治文明的正確道路，關鍵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tǒng)一。都市政治文明必須 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都市政治文明建設的根本保證。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以黨建引領都市政治文 明建設，將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落實到都市規(guī)劃、建設與管理的權力三分的都市治理過程中，并將都市 治理當做一項系統(tǒng)工程，遵循都市發(fā)展規(guī)律和都市治理的實踐邏輯。規(guī)劃由黨委集中統(tǒng)一領導，推進規(guī) 劃由都市規(guī)劃走向“多規(guī)合一”的空間規(guī)劃，注重人民的整體利益。都市建設由黨組來協調，注重各方參 與、協同推進。都市管理由紀委與監(jiān)委負責監(jiān)督，防止都市管理技術為惡，防范都市風險，保障都市安 全，注重管理精細化和智慧化的根本目的在于維護居民的整體利益。人民當家作主是都市政治文明建 設的根本目的。中國都市文明建設的動機和目的、過程和結果是人民當家做主，而非現代西方社會的少 數人當家做主。為了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習近平提出了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的全過程人民民 主理論。將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貫徹到都市政治文明建設中來，這就要求實現好、維護好、發(fā)展好都市 居民的生活權利。這種生活權利既是本地戶籍居民也是外來人員都有資格參與居住區(qū)的都市治理，也 體現在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等都市政治生活的全過程。比如說，將全過 程人民民主貫徹到空間規(guī)劃中，保障人民享有空間規(guī)劃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jiān)督權。依法治國是 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都市治理也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的都市治理需要向 制定國家法律的形式那樣系統(tǒng)完備、科學規(guī)范、運行有效，以法律的形式要求都市治理體系的成熟與穩(wěn) 定，這也反過來促進都市治理能力的提升?？紤]到目前大都市問題的復雜性和迫切性，將來這個問題仍 然是實現中華民族第二個百年目標的風險源之一，因此，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單獨制定一部《大都市法》 或《超大城市法》，是值得學術界進一步探索的話題。

·114·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中國必須走都市精神文明之路。都市精神文明即都市人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取得的 精神成果總和，體現了都市人民文化生活的進步。每一個都市都有它自身的文化，都市文化在發(fā)展過程 中形成的成果是都市精神文明。走都市精神文明之路，可以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 先進文化三個方面來展開。其一，要求大力倡導都市文化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融相通。社會主義的 都市文化是現實文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傳統(tǒng)文化。因此，政府相關部門可以廣泛動員，依據所在地 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提煉出現實的都市精神，這能夠實現傳統(tǒng)文化與現實文化更好的結合。比如說，武漢市 結合“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楚國 800 年文化，振臂一呼的“首義精神”，凝練出武漢的城市精神是敢為人 先、追求卓越。武漢的城市精神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自強不息的精神相互契合、相互融通。其二， 要求大力加強革命文化對都市文化的領導。社會主義的都市文化是市民文化，革命文化是無產階級或 人民群眾的文化。因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指導地位是我國的根本制度。馬克思主義的革 命文化的核心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領導權，這也意味著都市的市民文化必須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革 命文化的領導。其三，要求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來引導都市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內容豐富，從其中凝 練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表達，也是我國社會共同 的思想道德基礎。都市文化的形式和內容也是豐富多樣，有先進文化，也有落后、腐朽文化。這就意味 著都市文化建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防止都市文化的性質變質和方向走偏。 中國必須走都市生態(tài)文明之路。都市生態(tài)文明，即都市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 西方都市馬克思主義學者大多將目光投向了都市的生產、生活和消費，但是生態(tài)為生產、生活活動提供 服務的潛能和安全屏障。人類創(chuàng)造了都市，但都市也存在并融入自然界當中，具有自身的生態(tài)平衡體 系。都市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比以往要更為脆弱，原先治理都市生態(tài)，將都市空間視作物理空間，考慮的是技術 和利潤的物化空間，沒有考慮到都市空間的精神性和社會性。因此，新時代都市生態(tài)文明之路是都市空 間的物質、精神與社會三位一體的文明之路。就都市空間的物質方面來說，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必須依賴城市化的空間格局所覆蓋的資源承載力和環(huán)境容量。都市是一個自然的生命體、有機體，城市 空間相對于自然空間而言是人造空間。人造空間的規(guī)模既取決于當地的資源承載力和環(huán)境容量，也取 決于經濟發(fā)展水平。習近平指出：“城鎮(zhèn)化受自然條件制約，受資源環(huán)境承載能力制約，受經濟社會發(fā)展 水平制約?！保?3］（P591）這就要求對都市空間的資源進行優(yōu)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對其環(huán)境進行科學保護。 就都市空間的精神層面來說，實現都市人與人之間和諧共生，這就要求都市居民的生產與生活要融為一 體、生生不息。都市生態(tài)的理想是成為一幅山水畫的集體作品，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使人的生產、生 活空間相融。都市是城市居民共同生產創(chuàng)作的集體作品，每個人都在城市山水之間揮灑筆墨。都市空 間作為人造空間的一種類型，彰顯了人的能動和創(chuàng)造精神，人的這種精神也是對自然（天道）的一種反 映?！疤煨薪?，君子以自強不息?！比说木癫粌H反映天道，而且應效法自然，在都市生活中也“自然”而然。 就都市空間的社會層面來說，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都市需要保有社會歷史文脈的獨特傳承。都市 空間是自然生態(tài)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人類實踐的集體記憶。都市的社會歷史文脈是集體記憶的生動表 現。有了社會歷史文脈的獨特傳承，就能夠形塑地方都市的文化特性。個人在空間互動中形成地方感、 歸屬感或認同感，從而能夠增強所屬都市的社會責任感，同時都市空間也為個人提供了發(fā)展舞臺和精神 依托。這就要求人們尊重并保護都市的社會歷史文脈，傳承發(fā)揚都市歷史文化。總之，都市空間是一個 整體，需要重視其物質、精神與社會屬性、生產、生活、生態(tài)而統(tǒng)一。習近平明確指出：“城市發(fā)展要把握 好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tài)空間的內在聯系，實現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tài)空間山 清水秀。”［24（］ P88） 中國必須走都市社會文明之路。都市社會文明建設的基本著力點和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隨著經濟社會水平的不斷發(fā)展，民生的概念不斷深化拓展。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yōu)槿嗣袢找?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fā)展之間的矛盾［25］（P9）。當前我國民生問題已經從最基本的生

劉 勇：西方社會的都市性及其啟示 ·115· 存、生活問題轉變?yōu)殛P注美好生活問題。筆者認為美好生活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健康的生活方式、 適當的生活成本和賦予的生活權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讓都市居民身心受到損害。因此，個人培養(yǎng)健 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從養(yǎng)成良好的生活習慣開始，可以從運動、飲食、情緒、睡眠、煙酒、體重等維度來把 握。強調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著我們放棄生活本身的鮮活性或創(chuàng)造性。美好生活不是與現實相矛 盾的理想生活，而是自己親手創(chuàng)造出來的現實生活，只有自己沉浸其中才能感受生活的脈動和音符的跳 躍。高昂的生活成本讓都市居民過著看似體面、實則艱辛的日子。居高不下的房價、物價讓都市新移民 壓力巨大。政府應該繼續(xù)堅持“房住不炒”的底線，加強住房、租房市場改革，穩(wěn)定物價，維護公平正義的 社會環(huán)境。個人應該拒絕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合理消費、勤儉節(jié)約。喪失的生活權利則讓城市居民成 為城市的過客。與工業(yè)社會的生產權利相對，人除了具有勞動生產等方面的權利，都市社會在此基礎上 還有生活等方面的權利。生活權利主要表現為城市居民參與和占用的城市權利、空間生產的權利以及 空間正義三個方面。這些新型的生活權利應該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障。 總之，西方社會的都市文明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文明形式，已經日益暴露出它的根本弊端。 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起來了社會主義制度，應該走自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都市文明道 路。我國都市的“五位一體”文明道路是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都市經濟文明道路為其他領域的都市文明道 路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其他領域的都市文明道路為都市經濟文明道路提供了精神動力、政治保障、 社會條件和生態(tài)環(huán)境。都市的“五位一體”文明道路的根本任務是推動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筑 適應經濟基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都市的全面發(fā)展與進步。都市的“五位一體”文明道路是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都市發(fā)展的體現。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都市文明之路，必定能夠譜 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的都市范例的新篇章。 最后，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西方社會的空間生產帶來的都市性問題。它一方面帶來了高度發(fā)達的 都市文明或城市文明，一方面也給居民帶來了壓迫。這種壓迫實質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在都市性上的 體現。西方都市馬克思主義希圖通過都市革命去解決都市性問題。盡管這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 至少提醒了當下中國必須警惕并超越資本主義都市文明道路。西方社會的都市文明是資本主義社會的 產物，西方都市的“里子”并不像其“面子”那樣光鮮亮麗，并未讓大多數普通人民過上美好生活。中國當 前的城市化率正以每年平均百分之一的速度推進，發(fā)展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站在大歷史觀的立 場上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是主流。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中國的都 市化必須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都市文明道路， 堅持在都市化的發(fā)展中解決現實問題，這正是創(chuàng)造人類都市文明新形態(tài)的中國試驗。 參考文獻 [1] 包亞明 . 現代性與空間生產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 N. Brenner, S. Elden. Henri Lefebvre in Contexts: An Introduction. Antipode, 2001, 33(5). [3] 陳忠 . 城市現代性的政治邏輯：歷史轉換與倫理趨向 . 哲學研究，2014，(9). [4] D. Pinder. Reconstituting the Possible: Lefebvre, Utopia and the Urban Ques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 gional Research, 2013, 39(1). [5] 鄒詩鵬 . 城市際性與都市一體化 . 探索與爭鳴，2019，（8）. [6] 列斐伏爾 . 都市革命 . 劉懷玉、張笑夷、鄭勁超譯 . 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 [7] 列斐伏爾 . 空間與政治 . 李春譯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8] S. Holgersen. On Spatial Planning and Marxism: Looking Back, Going Forward. Antipode, 2020, 52(3) ． [9] 魯寶 . 空間生產的知識：列斐伏爾晚期思想研究 .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 ． [10] 艾倫·哈丁，泰爾加·布勞克蘭德 . 城市理論：對 21 世紀權力、城市和城市主義的批判性介紹 . 王巖譯 . 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16.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6·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12] 列斐伏爾 . 空間的生產 . 劉懷玉等譯，孟鍇校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13] 斯蒂芬·邁爾斯 . 消費空間 . 孫民樂譯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 [14] 阿德里安·富蘭克林 . 城市生活 . 何文郁譯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 [15] 列斐伏爾 . 日常生活批判：第 1 卷 . 葉齊茂、倪曉暉譯 .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16] 列斐伏爾 . 西方學者論《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復旦大學哲學系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編譯 .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1983. [17] 劉勇 . 都市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空間斗爭——以列斐伏爾、愛德華·索亞為線索 . 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9，（3）. [18] M. Purcell. Excavating Lefebvre: The Right to the City and Its Urban Politics of the Inhabitant. Geojournal, 2002, 58. [19] M. Purcell. Possible Worlds: Henri Lefebvre and the Night to the City.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4, 36(1). [20] 劉懷玉 . 現代性的平庸與神奇：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哲學的文本學解讀 .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21]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4. [22] Francesco Biagi. Henri Lefebvre's Critical Theory of Space.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 .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 .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 [25]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3 卷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Urbanity of Western Society and Its Implications Liu Yong（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rbanity of Western society contains the dialectics of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At the urban society stage of Western capitalism, the forms of space production in urban society include urban plan‐ ning, consumerist ideology, and everyday life, which jointly produce urbanity, namely, concentricity, expan‐ sionarity, and inhomogeneity of cosmopolitans. Urban concentricity has deprived urban residents of their rights to life, urban expansionarity has caused the loss of the subjectivity of urban residents' lives, and urban inhomogeneity has led to the alien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lives. The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that have oc‐ curred in the city are a contradiction characteristic with unity of opposites. Urban residents rely on the urban revolution to achieve the liberation of their lifestyles to a certain extent so as to realize \"poetic residence\"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expose and resist consumerist ideology, propose the \"self-denial\" of the alienation of everyday life——self-denial identification with alienated everyday life, and rediscover the vitality or creativi‐ ty of everyday life. The space production of western urban society has created a highly developed urbanity civilization, and also brought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to urban resident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contemporary China to stick to the path of socialist urban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urb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Lefebvre; space production; metromarxism; urban planning; consumerism; urban civiliza‐ tion ■ 收稿日期 2021-10-23 ■ 作者簡介 劉 勇，哲學博士，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碩士生導師；廣東 廣州 510275。 ■ 責任編輯 涂文遷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117~130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10 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論 方長安 摘 要 20 世紀初以降，中國涌現出大量不同類型、特征的文學史著作，在它們鉤沉文 學歷史的敘述文字背后，普遍存在著一種敘事空白，即大量未出場的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 學歷史事實。它是文學史著作中一種近似天文學的“暗物質”，是無空白之空白，但具有隱在 的歷史敘事功能，與文學史著中出場的作家作品屬于同源共生體，二者相互參照、闡釋與轉 化，構成一個內在的文本對話、轉化空間?？瞻讛⑹伦鳛橐环N潛在的敘事，具有補給、挑戰(zhàn)、 照亮與經典化等四大功能與價值。從發(fā)生學看，中國文學史著作之空白敘事是中國社會由 傳統(tǒng)向現代轉型過程中，以“現代”為基點與目的，講述中國文學歷史，重塑中國文學傳統(tǒng)的 產物。它向我們提出了文學史著述如何處理中國文學獨特而復雜的歷史本相的問題，為反 思與重估百年中國文學史寫作提供了新的視域與可能性空間。 關鍵詞 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生成；敘事性；文學史寫作反思；林傳甲 中圖分類號 I20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22）05-0117-14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6ZDA186） 中國文學史著作，如果從林傳甲編印的《中國文學史》算起［1］，雖然不過百余年歷史，但隨著現代學科 的發(fā)展，百余年間不同類型、規(guī)模、性質的中國文學史著作，蔚為壯觀，達千余種。它們以各自的立場、角 度與范式敘述幾千年的中國文學流變史，為讀者提供走進文學歷史長河的話語路徑；但是，在那些白紙 黑字實實在在的敘述背后，事實上還存在著一般讀者所看不見的歷史內容，即本文所謂的“空白敘事”。 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幾千年歷史，但中國文學史編纂不過百余年，所以本文所論述的中國文學史空白 敘事，是 20 世紀才出現的文學史學現象，探討它的生成、特點與價值等，必須在 20 世紀中國這一特定時 空場域進行。如果離開這一具體時空，普泛化地談論問題，則沒有多大意義。舉凡 20 世紀中國社會文化 思潮、歷史觀念、文學問題等，都在這一文學文化現象中有所反應，所以，它是一個綜合性論題。本文將 對這一現象進行多維度透視，揭示其生成機制、基本特征與價值，以推進對中國文學史寫作這一現代行 為內在復雜性的認識。 一、何謂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 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由“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和“敘事”三個具體語詞組成，它們各有自己 的特別涵義，組合在一起，則生成出復雜的結構性語義與功能。 “中國文學史著作”規(guī)定了問題的論域，即本論題是中國文學史著作范疇中的論題。中國自古以來 就有文學創(chuàng)作，產生了海量的不同類型與水平的作品；但中國文學史著作并非古已有之，而是 20 世紀才 出現的現象，諸如張之純的《中國文學史》、曾毅的《中國文學史》、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胡懷琛的 《中國文學史略》等［2］［3］［4］［5］，“文學史著作”這一概念內在的時間限定語，指的是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以 降的一百年，即中國文學史編纂的歷史時期。這一百年是中國社會由傳統(tǒng)向現代轉型、建構的一百年，

·118·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是舊文化不斷消亡、新文化日益成為主流的一百年，一批又一批的文學史家，基于自己的文學史觀、文學 教育觀，編撰出不同類型、特點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百年既是時間范疇，又是文化概念，是我們討論問題 的文化歷史場域和現代性文化背景。百年文化場域里的各種話語，無不影響著中國文學史的清理與編 撰。從編纂目的看，中國文學史著作就是要勾勒中國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史，闡釋重要的作家作品，揭示文 學歷史演進的特征與規(guī)律。 為什么 20 世紀才出現中國文學史著作？中國古代史傳文學比較發(fā)達，影響深遠，但文學史學意識并 不發(fā)達，直到近代以后受到域外文學史寫作影響，才出現中國文學史寫作現象。“中國文學史”是一個帶 有“中國”語詞的概念，“中國”不僅限定了文學史討論的國別，更意味著一種國族身份，包含著一種“中國 意識”和“文學意識”的覺醒，其隱性言說前提是世界意識和民族觀念。20 世紀初撰寫中國文學史，就是 以現代意識審視中國文學歷史，以現代意識整理民族文化，為現代民族文化建構提供歷史基礎與依據。 它是一種現代性文化行為，這是我們談論“文學史空白敘事”這一命題時，應該具有的歷史觀念。 該論題中的“空白”二字，從字面看，即是“無”的意思，就是沒有內容，是“零”。中國藝術自古以來就 講究留白，繪畫藝術、書法藝術都有人為的可見空白，它雖然無線條、色彩等內容，但從總體畫面結構看， 又不是真正的內容空白，而是以虛為實，是整個藝術結構的組成部分，是藝術生命體不可缺少的內容，即 無內容的內容。與之相比，中國文學史著作中的“空白”則不同，它不是可見的“空白”，不是為某種整體 性藝術效果而故意為之的留白，而是真正的不占頁面篇幅的空白，是不留痕跡的看不見的空白。但是， 當我們將視線從文學史著作移開，不局限于文學史著作而考察其“空白”時，這個無文字不占頁面的“空 白”，又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具體言之，所謂的文學史著作中的“無物之物”，就是文學史著作中沒有出現 的文學歷史事實，包括文學思潮、作家作品等。所以，文學史著中的“空白”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在 文學史著中無文字、不占頁面、看不見的“空白”，是無空白空間的“空白”；二是這種無空白空間的“空白” 所對應的文學歷史知識，是文學史著作中未出場的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學歷史事實。這兩層意思的“空 白”在“中國文學史空白敘事”這一概念或者說論題中的功能、作用是不一樣的。 論題中的“敘事”，是另一重要的子概念，意思是敘述事件，它是 20 世紀出現的敘事學的關鍵詞。敘 事學是研究敘事文本的理論，包括敘事主體、敘事視角、敘事時間、敘事結構、敘事語態(tài)等，也就是研究敘 事文本中誰敘事、如何敘事、敘事的特征與效果等。本文將“敘事”概念引入中國文學史著作研究，敘事 主體就是史著的編纂者；敘事結構就是文學史著作所建構的歷史框架；敘事視角就是編纂者觀察、敘述 文學歷史事件的角度；敘事語態(tài)就是編纂者基于自己文學史觀所表現出的敘述文學歷史事件的語氣、情 態(tài)；敘事時間則可以指歷史上的文學事件發(fā)生的時間，也可以指敘事者敘述歷史時所處的時間。將“敘 事”與“空白”相連，組成“空白敘事”概念，便賦予文學史著中的“空白”以敘事性，也就是將其與文學史著 作編纂者的主體性行為聯系起來，將它看成是主體目的性行為的產物。這樣，文學史著中“空白”的發(fā)生 便與文學史著歷史敘述行為的發(fā)生一樣，都是目的性行為產物，是有意味的“空白”。 “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和“敘事”三個語詞各有自己的內涵與外延，各有自己特定的語義域，組合 在一起，則形成為一個獨立完整的新概念，既包含它們各自的原義，又生成出新的內涵。我們談論“中國 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的“空白”時，既不能離開百年時空，不能離開中國文學史這一場域，也不能不考慮 其內在的敘事性，“空白”是編纂者在百年中國時空場域中敘述中國文學歷史的結果，“空白”的發(fā)生、內 容構造及其特征是現代歷史敘事的產物。 中國人自己編撰中國文學史著作始于 20 世紀初，研究中國文學史著作不是簡單地研究古代文學整 理，而是研究現代文化建設問題，所以“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指向的亦不是簡單的傳統(tǒng)文化整理， 而是文化傳統(tǒng)重建，是現代敘事的復雜性問題。這個論題的核心詞雖然是“空白”，但它又不是一個虛擬 的語詞，而是具有實實在在所指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的是文學史編撰的中國問題，而不是普泛化的理 論現象，提出這一概念，旨在將文學史編撰的復雜性與中國民族文學傳統(tǒng)重建結合起來考察，以推進對

方長安：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論 ·119· 中國文學史編撰中隱在的理論問題的研究。 二、生成論 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是如何產生的？文學史著是記錄、敘述文學之歷史，也就是對歷史進行簡 化、舍棄與概括，在這個意義上，空白敘事是文學史著生來具有的現象，是其固有特征。文學史家在刪除 與提取文學歷史故事過程中，通過取舍作家作品，再認識歷史，張揚自我理念，實現其主體性價值；文學 史讀者借助史著，獲得回望歷史的路徑與視野，并思考史家取舍的動機與效果。無疑，所有的史著都“創(chuàng) 造”了自己無邊的空白敘事內容，落實到 20 世紀初期以降的文學史著作，我們應將問題放在特定歷史語 境中，進行具體論述。 20 世紀中國經歷了一場由舊變新的歷史轉型，向現代轉向。構建現代文化，是中國歷史的大變局與 文化建構的大趨勢，中國文學史寫作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變局、大趨勢中展開的，所以“現代”構成了文學 史編纂的核心理念、訴求與趨向。如何理解“現代”？“現代”是一個比“傳統(tǒng)”更為復雜的概念，需要置于 當時的社會文化思潮、文學創(chuàng)造語境中認識。文化思潮上，“五四”新文化運動體現了對現代文化的追 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成為把握歷史與現實重要的思想觀念，科學主義、平民思想、勞工神圣、 愛國主義、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逐漸置換中國固有的思想，形成中國現代性思想譜系。文學維度上， 白話新文學成為取代文言舊文學的主流共識，構成文學發(fā)展的大趨勢。中國文學史編纂就是在這樣的 歷史文化思潮和新文學發(fā)展語境中展開的，史家作為敘述歷史的主體，其編纂思想和取舍原則體現、彰 顯了現代文化、現代文學創(chuàng)造的歷史特點。 文學史編纂，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何謂文學的問題，文學觀是編纂文學史著作的基本立場與前提，決 定了對文學史實的取舍與評價?！叭　睒嫿ǔ鰵v史發(fā)展脈絡，“舍”生成出文學史敘述無形之空白。什么是 文學？中國傳統(tǒng)知識體系里的文學，指的是“一切用文字發(fā)表的東西”，是廣義的“雜文學”，包括詩、詞、 歌、賦、論、說、記、傳、章、表、書、奏、碑、誄、箴、銘等，現代史學、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都屬于寬泛的“雜 文學”范疇［6］（P1）。“五四”前后，不同于傳統(tǒng)“雜文學”觀念的“純文學”觀出現了，即一種狹義的文學觀， “單指描寫人生，發(fā)表情感，且?guī)в忻赖纳剩棺x者能與之共鳴共感的作品”［6］。雜文學觀和純文學觀的 內涵、外延不同，它們在中國文學史編纂中有鮮明的體現，直接影響了文學史著作所勾勒的文學發(fā)展歷 史形態(tài)，同時也“生產”出不同的文學史敘事空白。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將小說、戲曲摒而不論”；黃 人的《中國文學史》涉及戲曲與小說，“但仍將歷史、科學歸入文學之中，也論述了許多制、誥、策、音韻文 字及金石碑帖等非文學的東西”；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將小說、戲曲與經、史、子、集一并而論，這 樣寫來的文學史是‘純文學進來了，非文學未出去’?！保?］作為敘事主體的 20 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者，大 都新舊文學觀念雜存，他們編纂的文學史內容較雜亂，不是現代純文學史，仍具有學術史的特點，其中包 括歷史上實實在在存在過的雜文學和純文學。換言之，其文學史空白敘事內容包括雜文學和純文學內 容?！拔逅摹币院?，現代純文學觀念開始滲透到文學史著述中，史家開始窄化文學范疇，凌獨見的《新著國 語文學史》、胡懷琛的《中國文學史略》、譚正璧的《中國文學史大綱》、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史新編》等，其 文學史脈絡主要由詩歌、詞賦、小說以及戲曲構成，屬于現代純文學史著作［5］［8］［9］［10］。正如劉經庵的《中國 純文學史綱》的“編者例言”所云：“本編所注重的是中國的純文學，除詩歌，詞，曲，及小說外，其他概付闕 如?！o賦，除了漢朝及六朝的幾篇，有文學價值者很少；至于散文——所謂古文——有傳統(tǒng)的載道 的思想，多失去文學的真面目，故均略而不論?！保?］（P1）他提出了現代性質的“文學價值”“文學的真面目” 的觀點，并將傳統(tǒng)“文以載道”思想視為文學性的對立面，明確地將傳統(tǒng)的雜文學排斥在文學史敘述之 外。換言之，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觀壓縮了中國文學史的敘事邊界與內容，創(chuàng)造出無邊的敘事空間。 歷史地看，文學觀并非固化存在，它始終處于變化重建狀態(tài)。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文學觀發(fā)展 與新文學創(chuàng)作緊密聯系在一起，新文學的發(fā)展觀念融入編纂者的文學觀之中，進而影響著中國文學史編

·120·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纂，催生出了胡適的《國語文學史》《白話文學史》、凌獨見的《新著國語文學史》、譚正璧的《中國文學史大 綱》、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小史》、顧實的《中國文學史大綱》等［11］［12］［13］［14］。它們各有自己文學史敘述的思 想支點與敘述邏輯，形成了特別的文學發(fā)展史框架，而將無法闡釋進自己所構建的文學史敘述框架的作 家、作品排斥在敘述話語之外，使之成為所著中國文學史的空白內容，一種近似“暗物質”的存在。例如 胡適的《國語文學史》是以國語運動和現代國語文學想象為背景，以“國語”為關鍵詞重構中國文學發(fā)展 史，理論上符合其“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想象的文學文本，便被記錄、敘述，文學歷史觀與新文學發(fā) 展構想相吻合。他的《白話文學史》是其《國語文學史》的發(fā)展，雖然內容上變化不大，但“白話”置換了 “國語”，表明其新文學發(fā)展思路發(fā)生了變化，“白話文學”定位意味著其中國文學史邊界、內在構造的改 變，意味著史實取舍范圍的變化，以及文學史歷史定位的變化。兩部文學史著的核心概念“白話文學” “白話詩”“白話詞”“平民文學”，以及核心問題“古文是何時死的”等，彰顯了“五四”平民思想觀念，體現 了“五四”時期啟蒙主義文學觀。譚正璧的《新編中國文學史》，供中學以上學校教學參考用，其“卷頭語” 謂，“所述明清文學，全以通俗文學為主”［15］?！巴ㄋ孜膶W”成為審視焦點，體現了新文學的大眾文學取向。 胡行之的《中國文學史講話》，面向高中國文教學而編，由上下卷構成，上卷為“過去傳統(tǒng)文學的評價”，下 卷是“中國民眾文學之史的發(fā)展”［16］。上卷章節(jié)目錄有“傳統(tǒng)文學與民眾文學”“元明傳統(tǒng)文學底中衰” “古文的末運”等，彰顯了敘事主體的歷史發(fā)展觀；下卷重點論述古代“民歌”“民謠”“通俗文學”“文人文 學的民眾化”“白話化的詞”，勾勒出中國古代“民眾文學”的歷史脈絡，并將“五四”后的“革命文學”視為 其新發(fā)展。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平民主義思想構成其文學史立論的基礎。現代中國文學史編纂是新文化建設 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文學歷史觀與新文學發(fā)展觀相呼應，新文學觀影響了文學史著空白敘事的“生成”，即民眾 文學成為文學史著發(fā)掘、觀照的重點，貴族文學不斷邊緣化，乃至消失于文學史敘事空間。 不僅如此，20 世紀中國的文學觀還與“五四”前后開始構建的現代文化及其歷史展開聯系在一起。 所謂雜文學、純文學之分，只是就文本內容、表達形式與言說情態(tài)而言的。在解決了雜、純分類界限問題 后，作為現代純文學的小說、詩歌、散文以及戲劇等，使用的語言媒介是白話而非文言，形式上重自由而 不是規(guī)范，與古代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的形式和內在價值取向不同，即是說現代純文學與古代純文學 雖然體裁類型大同小異，但本質屬性不同。而本質屬性的想象、建構與現代社會理想、思想文化、審美訴 求相關聯，于是現代社會各種思想，諸如科學主義、勞工神圣、人人平等、女性解放、愛國主義、新民主主 義、社會主義等便參與到文學觀念的建構之中，“五四”前后開始培育、生成的現代審美意識也化入國人 新的文學思想中，不斷置換他們固有的文學觀，影響著其文學史敘述的取與舍，使其在重構文學歷史主 潮的同時，生成出相應的空白敘事。 中國現代思想的一個重要維度是女性解放。“五四”后一些中國文學史著作開始專門設置女性文學 章節(jié)。例如，胡行之的《中國文學史講話》就專門論述了“詩人及女作家”；劉經庵的《中國純文學史綱》專 論了兩漢“女性作家的輩出”現象；譚正璧的《新編中國文學史》有“清代女性作家”專題；阿英的《晚清小 說史》專設一章，論“婦女解放問題”；還出現了謝無量的專題性的《中國婦女文學史》，勾勒出上古婦女文 學、中古婦女文學、近代婦女文學以及近世婦女文學的基本面貌，發(fā)掘出一系列被歷史話語所遮蔽的女 性作家與作品［17］［18］。男女本為自然性別差異，但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人類進入所謂文明社會后，這種差 異則轉換為男尊女卑的文化等級關系，現代男女平等觀念使文學史著作排除了封建社會那些蔑視女性 尊嚴的文學。 現代平等思想在“五四”以后的重要變奏，是平民思想，演化出平民文學、民眾文學、大眾文學觀念， 于是平民文學、俗文學、民間文學、大眾化文學成為 1920 年代以降眾多中國文學史著作經緯歷史的重要 概念，甚至出現了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專門追問何為俗文學，論述古代歌謠、民歌、民間歌賦、雜 劇、鼓詞、彈詞等，突出文學史演變中“俗文學”的歷史主體地位與發(fā)展趨勢［19］。自此以后，中國文學史著 作包括中國新文學史著所構建的文學發(fā)展主潮中，平民文學、大眾文學、民間文學乃至工農兵文學、底層

方長安：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論 ·121· 文學等成為重要的力量，而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則成為打倒的對象，成為文學史敘事空白。 現代科學意識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隨著現代文化傳播也不斷滲透到文學史著述之中，史家們 在搭建文學史敘述框架時更講求科學理性，雖然不同的文學史著勾勒出具有各自特點的文學歷史演化 軌跡，但都盡可能使其敘述符合現代科學邏輯。史家們往往先闡釋何謂文學、何謂文學史，然后以此為 立足點，敘述中國文學的起源與發(fā)展，按朝代勾勒文學演進史；在論述具體朝代文學現象時，大都從時代 思潮、生產力發(fā)展狀況回答新興文學出現的原因及其特征，鉤沉歷史現象與發(fā)掘內在根源相結合，使歷 史敘述遵循科學理性邏輯。例如，譚正璧的《中國文學史大綱》在“敘論”中闡明自己的文學觀、文學史 觀；然后，以“太古至唐虞文學”開篇，依次論述夏商周秦文學、兩漢文學、三國兩晉文學、南北朝文學、隋 唐五代文學、兩宋文學、遼金元文學、明清文學以及“現代文學與將來的趨勢”。在具體的朝代文學論述 中，注意到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對于文學發(fā)生發(fā)展的影響，例如敘述夏商周秦文學時，就考察了“商湯革 命影響于文學”的問題；敘述南北朝文學時就論述了佛教思潮傳入與翻譯文學發(fā)生的內在關系；論述五 代文學時就專門考察了“印刷術發(fā)明影響于文學”的現象，亦即科學與文學之關系；論述現代文學時，專 門論及“世界文壇的大勢觀”以及兒童文學，敘述話語中灌注著一種現代科學史觀。又如朱自清的《中國 新文學研究綱要》，以現代純文學觀結構新文學發(fā)展歷史，注重考察具體作家作品發(fā)生的根源，灌注著現 代科學意義上的“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具體論述中重視新文學自身的科學內涵，專門論及“科學名詞” “愛國的情緒”“中國詩進化之程序及其精神”等［20］。再如朱右白的《中國詩的新途徑》，是一部建立在現 代科學意識上的中國詩史論，關于“唐詩復興的理由”，它從“直覺主義”“通俗主義”“民族主義”和“文學 的美妙”四個方面展開論述，突破了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知識邊界，灌注著現代科學精神；關于“唐詩的改 革”，認為不僅要修正其形式，還要補充其思想，就是要有“哲學心理學的領悟”“要知自然科學和動植物 的趣味”“有歷史地理的研究”等［21］。這些概念不是來自中國傳統(tǒng)詩論體系，而是西方現代科學譜系，即 是說史家們是以現代科學觀念審視、勾勒中國詩歌歷史，以現代哲學心理學、自然科學、歷史地理學闡釋 文學創(chuàng)作現象，揭示其內在特征。那些無法被“科學”所講述的文學，不管倫理與審美如何，均被排擠出 文學史敘事，成為缺席者。 20 世紀 30 年代開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一種現代歷史觀，成為史家編纂中國文學史的重要 思想基礎與方法。例如，賀凱的《中國文學史綱要》，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重敘中國文學發(fā)展 史［22］。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引入了“文學的階級性”“唯物的文學論”“科學的文藝論” “反封建的思想”等概念，論述“五四”以降近 20 年文藝思潮，揭示新文藝演變的內在規(guī)律［23］。1950 年開 始，包括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張畢來的《新文學史綱》、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復旦大學中 文系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等在內的文學史著作，則依據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思想，重新遴選作家作品， 重組文學史知識板塊，人民性、反封建、愛國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等成為取 舍文學史實、闡釋作品重要的理論話語。它們在新的語境中，依據時代文化邏輯，較好地發(fā)掘、敞開了大 量作家、作品的歷史文化價值，把握了文學史的“主潮”，文學傳統(tǒng)有效地參與到當代文化建構事業(yè)中。 但敞開與遮蔽往往是同時發(fā)生的，那些未能被人民性、現實主義、愛國主義等統(tǒng)攝的作家、作品，則被擠 出文學史敘述話語，某些個性鮮明的作家、作品，其光鮮的審美個性被遮蔽，失去了表達的機會，被文學 史敘事主體所遺忘，成為敘事空白。 縱觀百年中國文學編纂史不難發(fā)現，不斷發(fā)展的現代文化思想，參與了文學觀的修正與建構，豐富 了文學觀的內涵，并直接影響著不同時代文學史著的編纂與重寫，影響著文學史著敘述內容的變化，改 變了史著中看得見的內容和看不見的“暗物質”之結構關系，“生成”出新的空白敘事，影響著文學歷史本 來面目的彰顯。 如何理解幾千年歷史內在變化的特征，同樣是文學史家必須解決的問題。從 20 世紀情況看，嚴復譯 介的進化論為中國文學史家提供了理解歷史發(fā)展內在特征的思想基礎與方法，為其取舍歷史事實提供

·122·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了思路，也不斷“生產”出新的文學史空白敘事內容。胡毓寰的《中國文學源流》、譚正璧的《中國文學史 大綱》、趙祖抃的《中國文學沿革一瞥》、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小史》、譚正璧的《中國文學進化史》等，均是 以進化論為文學歷史發(fā)展觀，以講述歷史“故事”，構建出中國文學的歷史主脈［24］［25］［26］［27］。中國文學是如 何進化的呢？胡適認為：“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又變?yōu)槲逖云哐?，二大革命也?賦變而為無韻之駢文，古詩變而為律詩，三大革命也。詩之變而為詞，四大革命也。詩之變而為曲，為劇 本，五大革命也。”他將之概括為自己的“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認為到了元代，中國文學“皆第一流之文 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28］。這種文學進化觀，與科學主義、平等觀念、平 民主義、民主主義等思想價值取向一致，形成一種結構性力量，決定了百年中國文學史著作對歷史的取 舍，決定了白話俚語的詩、詞、小說、戲劇成為文學史敘述的中心，決定了樂府民歌受到重視；幾千年文學 歷史被簡化為自唐虞開始的直線演變史，存留于經史子集中的很多文學性神話、經文、諸子散文等未被 發(fā)現與記錄，文人騷客鮮活的創(chuàng)作掌故、詩詞酬唱與文學歷史演化關系，不同朝代文學形態(tài)的形成機制、 不同文學形態(tài)之間的“故事”關系，大量的文學文本等，未能進入文學史敘述，文學史被簡化為單向進化 史，無邊豐饒的文學歷史地理被窄化為歷史小徑。那些不符合進化思想的文學文本，被視為“死文學”， 被文學史著作邊緣化乃至刪除，成為我們所謂的文學史空白敘事。 三、特征論 長期以來，我們研究文學史著述，往往眼睛只停留于文學史著作中的內容，就文學史著作所敘內容 研究文學史著述，甚至傳授文學史知識時視線從未能超出文學史劃定的知識邊界，盲視如同水下冰山的 文學史著的空白敘事內容，以至于對文學史著作的論述，有時候近似于盲人摸象，只能孤立抽象地看待 歷史事件。事實上，水面可見的冰山地貌只是整個冰山體的一部分，露出水面的冰山質量有多大？其結 構是如何構成的？多大程度反映了整個冰山體的特征？它與外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如何？自身的影 響力有多大？所有這些問題的回答都繞不開它與藏在水底部分的關系。冰山理論這一隱喻表明，研究 文學史著作必須意識到史著中存在著大量看不見的空白敘事，必須研究史著所講述的內容與未講述的 內容之間的關系，通過研究空白敘事以改變與深化對文學史著述的認識。那么，百年文學史空白敘事有 什么特征呢？ 特征一：一種近似“暗物質”的存在。文學史空白敘事，指的是文學史著作中的敘述空白，即文學史 著作未論及的內容，可以稱之為“非在場者敘事”。文學史著作是本文所謂的空白敘事的言說空間，離開 了文學史著作，這一概念就不能成立。在文學史著作中，無法發(fā)現其存在實體，所謂的“空白”也是看不 見的，它是一種無空白之空白?，F代天文學上有一個重要的概念——“暗物質”，它是一種理論上存在的 物質，是宇宙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又不屬于組成任何可見天體的物質，是不可見的存在，卻能干擾星體發(fā) 出的光波或引力，其存在又能被明顯地感受到，即是說，它是經由其他實在物質的狀態(tài)而顯示自己的存 在。我們所謂的文學史空白敘事，近似于“暗物質”，我們無法在文學史著作中看到它，它隱身于敘述話 語之外，借助既有的敘述，很多讀者又能感受到其存在。但是，它與天文學中的“暗物質”又不同，“暗物 質”是假設性的，但文學史著中的空白敘事則不是假設性存在，在文學史著作之外，我們可以實實在在看 見它，閱讀欣賞它，與之對話，它是實有的存在。中國古代的章、表、書、奏、碑、誄、箴、銘等，就是百年來 許多中國文學史著作中的空白敘事內容，它們雖然被盲視，但并未真正消失。天文學家只能依憑其他物 質感受“暗物質”的存在，而我們可以在中國文學史著之外找到空白敘事的對應物，這使得我們對“無空 白的空白”的考察有了實在的依憑，使虛轉換為實，通過實追問虛產生的原因、構造與潛在的文學史 價值。 特征二：內容龐大，雜亂無序。劉勰的《文心雕龍·原道》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 也?！保?9］（P1）在他看來，言立便有文章辭采，中國文學的發(fā)生與中國文明的起源同步，歷史悠久。魯迅先

方長安：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論 ·123· 生在《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中曰：“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 想不到發(fā)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么，這就是創(chuàng)作；……倘若用什么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 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保?0］（P96）這是魯迅的文學起源之說。勞動中誕 生了文字符號，有了文字記載，就有了符號化的文學形態(tài)。文學誕生后，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不同形式的 文學也相繼出現了，一個動作，一段故事，一個情緒宣泄，都可能是某種早期文學樣態(tài)。從“杭育杭育派” 開始，或者說從有記載的文學創(chuàng)作開始，我們究竟有多少作家、作品，我們的文學究竟是如何演繹的，中 間經過了多少曲折，主流在哪，有多少支流，有多少溢出流的孤立者，這些都是無法還原的。可以說，人 類歷史生活有多繁雜，中國文學歷史地貌就有多復雜。它龐大到無邊無際，無法想象。對于今人來說， 要去敘述其基本構造，尋找其歷史演繹脈絡，其困難是難以想象的。既有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不管是從 “太古”開篇［31］，還是從“最早的韻文作品”起筆［32］，抑或從“先秦的文學”著手［33］，都是粗線條勾畫中國文 學歷史線索，遺漏或刪除了無以計數的文學發(fā)生歷史現場，刪除了無法統(tǒng)計的廟堂文學或民間文學，它 們只是開辟、勾連出某個歷史小徑，自“杭育杭育派”開始的無以計數的“文學故事”未被敘述，成為所編 纂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中的“零敘事”，或者說“暗物質”。 這些“暗物質”雜亂無序。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文學”的生產動機、創(chuàng)作方式、發(fā)展節(jié)奏、文本存 在形態(tài)以及感動人心之特征等，千差萬別，幾乎無法分類。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論述了中國“文 字”至“文章”之流變，其中援引了古代文章分類之言，諸如“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屈原宋玉枚 乘長卿之徒，止于辭賦則謂之文”“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等。在他看來，“蓋其時文章界域，極可 弛張，縱之則包舉萬匯之形聲；嚴之則排擯簡質之敘記，必有藻韻，善移人情，始得稱文。其不然者，概謂 之筆”，“辭筆或詩筆對舉，唐世猶然，逮及宋元，此義遂晦，于是散體之筆，并稱曰文，且謂其用，所以載 道，提挈經訓，誅鋤美辭，講章告示，高張文苑矣”［34］（P356），點明了“文章界域”劃分的復雜性，“萬匯之形 聲”即繁復無序；而文筆之辨、詩辭之別只是文學分類復雜性之一斑。誠然，幾千年來，一代有一代之文 學，一代有一代的分類標準，所謂的典謨訓誥誓命，所謂的風雅頌賦比興，所謂的經史子集，以及近世所 謂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都是相對而言的，如果考慮個體讀者的閱讀口味與興趣，既有的分類也都是權 宜之計。古代沒有我們今天所謂的文學之說，數千年中出現的龐大的歷史文獻無序地存在于歷史的故 紙堆中，哪些是文學文本，哪些是非文學文本，是一個難以清晰辨識的問題。即便是以今天的文學觀來 看，那些排除于文學史著作的歷史文本的存在形式，至少也有三種情況：一是以文學性身份存在，二是與 非文學類文本相混雜而存在，三是無法判斷其是否為文學，以模糊身份存在。20 世紀初期，史家認識到 了古代社會里文學雜亂無序的存在形式，所以在編撰中國文學史著作時，大都起筆于“文學”“文學史”概 念辨析，諸如張長弓的《中國文學史新編》、譚正璧的《中國文學史大綱》、劉經庵的《中國純文學史綱》、凌 獨見的《新著國語文學史》、譚正璧的《中國文學進化史》、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趙祖抃的《中國文 學沿革一瞥》等，其目的是為自己從雜亂無序的文獻中取舍文學文本確立依據，為自己的文學史著作劃 定疆域，使文學史言說由無序走向有序，顯示出一種清晰的文學史學科意識，但各自相對清晰的文學史 著述邏輯勢必導致出不同的文學史之空白敘事內容，這些空白敘事內容海量般存在于文學史著之外，并 未因文學史著的邏輯有序性而變得層次清晰，而是如同被選擇性裁剪后仍雜亂無序地存在著。 百年中國文學史著“暗物質”之龐大和雜亂無序，是相對于中國文學史著敘事內容而言的，那它對史 著所講述出的時空有限、秩序井然的歷史故事究竟意味著什么？龐大而無序是無法改變的特征，它與史 著所張揚的理性邏輯之間構成一種怎樣的關系？我們應認真研究，反思百年文學史著作講述文學歷史 故事所遵循的邏輯理性的科學性與有效性。 特征三：同源共生體與明暗身份轉換。從發(fā)生學看，文學史空白敘事內容與文學史著所敘內容，本 為同源共生體，是史家人為將它們分開，使之成為海水中的冰山。呂不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 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

·124·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德，八曰總禽獸之極?！保?4］（P353）即是說，古代音樂藝術是先民在共同勞動中創(chuàng)造的，文學與音樂是同時 發(fā)生的，在發(fā)生現場，多主體登場同聲合奏，數千年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造現場大都如此，有如日常生活現場； 但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史著述，無論是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還是譚正璧的《中國文學進化史》， 抑或是劉經庵的《中國純文學史》，等等，卻往往只是記載“三人操牛尾”中的一人或者二人，簡化“投足” 的內容，也可能將八闕壓縮為一闕或者二闕三闕，其中省略或者壓縮的部分，就是我們所謂的“空白敘 事”。肢解文學歷史同源共生體，是文學史著述生來具有的特征，是文學史著作體例和敘述模式的必然 結果，這種肢解是為了更清晰地講述駁雜的歷史故事，認識人類繁復的精神創(chuàng)造活動，揭示其中奧秘；但 是，在承認文學史家著述價值的同時，我們需要意識到肢解歷史同源體所引發(fā)的問題，將鮮活的歷史發(fā) 生現場、現場里多元復雜主體、主體間錯綜微妙的行為與心理關系、故事復雜的結局等，簡化或者省略， 文學史著作中的歷史只是按照某種觀念簡化、抽干了的歷史經絡，而簡化或抽掉的內容亦即我們所謂的 文學史空白敘事，它使史著所敘述的史實殘缺不全，失去了原有現場的生命整體感，使讀者無法看到完 整的歷史情景和真實的歷史“故事”。于是，文學史著作所揭示的歷史本質很可能與歷史的固有本質不 一致。文學史著所刪除的內容和所敘內容，本為同源共生體，是一座完整的冰山，只有意識到和看得到 水底冰山內容的讀者，才能真正認知冰山，只有看得到文學史空白敘事內容的讀者才能真正讀懂文學史 所敘內容。所以，讀者應該有一種清醒的認識，應將文學史著作看成是一個特定的觀念化了的文學地理 指南，一個簡化了的導游圖，而不是文學地貌風景本身。 同源共生體是中國文學史著空白敘事內容與敘事內容之間的一種內在關系，它決定了二者之間往 往發(fā)生互動對流，如同浮在水面可見的冰山與水底看不見的冰山體，隨著海平面的變化而變化，進行明 暗身份轉換。這種對流、轉換情景，是歷史視野中才可見的景象。具體言之，某一時期所撰中國文學史 著作中的某些作家作品，在下一個時期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中可能被刪除，而在再下一個時期的中國文學 史著作中，卻又可能被記錄、敘述。作家、作品在文學史著作中這種明暗身份變化，不僅取決于他們作為 行為主體在其發(fā)生的歷史現場的形象、功能與價值，不僅取決于文學史著作編纂的時代背景、文化思潮 以及審美理想，還取決于史著編纂者的編纂理想與目的。作家、作品既是客觀歷史現場中的行為主體， 又可能是史著中的行為主體，兩個主體形象是同構關系、相似關系還是異質關系，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 文學傳播接受現象，構成文學史著內在的繁復景象。在不同歷史時期，出入于不同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的 作家、作品，大體而言，是那種個性突出、具有內在活力者，而每次出入在客觀上都是文本能量的釋放，參 與了中國特定文化、文學的改造與建構，同時也是一種自我展示與形象再造。 特征四：空白敘事作為一種“暗物質”，具有敘事主體性。這里所謂的敘事主體性，指的是空白敘事 作為一種存在物，具有敘事的功能。如前所論，空白敘事包括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文學史著中的無空 白之空白，二是無空白之空白所對應的存在于史著敘述話語之外的文學史事實，所以敘事主體就是這二 者。那么，其敘事有何特點？首先，借助于讀者敘事。作為史著中未出場的“無空白之空白”，雖然無形 無影，但具有文學歷史知識的讀者，能從史著話語縫隙發(fā)現它們的存在，與之進行對話，即是說它是借助 于知道它的讀者而發(fā)聲，以彰顯、敘述歷史。其次，借助于別的史著而敘事。不同的中國文學史著的空 白敘事不同，它們之間構成互文性對話關系。例如，甲著缺席者，在乙著中可能現身，這樣甲著的缺席者 就借助乙著表明自己的存在，彰顯自我主體性，也就是借助乙著發(fā)聲敘事。再次，空白敘事作為敘事主 體，它的敘事聲音就如同“暗物質”的能量，能讓人感覺到其存在，但往往是無聲之聲。它所敘之事是歷 史現場中真實發(fā)生之事，以抗辯文學史著對自己的無視以及對別的歷史事實的無視。它的敘事雖然是 無聲的，但如同“暗物質”的能量，輻射力、影響力都很大，能夠潛在地改變既有的中國文學史著的敘事結 構與秩序?？瞻讛⑹碌臄⑹轮黧w性，是其張揚自我和實現自我價值的前提與保證。

方長安：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論 ·125· 四、價值論 中國文學史著作之空白敘事作為一種述史現象，只有具備中國文學史編纂歷史知識，具備遠遠超出 文學史著敘事內容的文學知識視野，才能發(fā)現其存在。這表明，我們至少必須以文學創(chuàng)作的歷史時空和 文學史著作敘事空間為背景，論述其價值。 文學創(chuàng)作歷史時空，指的是古往今來的文學文本創(chuàng)作的時空，其活動主體是作家，文學文本及創(chuàng)作 掌故等構成這個時空的主要存在物，關于這個時空的知識面和理解力，是我們談論文學史空白敘事的前 提與基礎。在文學創(chuàng)作歷史時空里，文學史空白敘事的價值，由生產文本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 決定，具體言之，由具體文學文本所承載的內容與意義所決定。大體而言，包括社會發(fā)展史信息、政治經 濟狀況、個體情感訴求、時代精神結構等，它們構成文本的真善美價值。當然，我們在這里要討論的不是 它們所具有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價值，而是要將之納入文學史空白敘事的話語框架里進行審視，挖掘其對 于文學史著述研究的獨特價值，也就是在文學史著作空間闡釋其價值。 文學史空白敘事，存在于文學史著敘述話語之外，也隱性地存在于文學史敘述話語之內?？瞻资俏?學歷史敘述中的空白，即無文無形的內容，是零敘事。當然，只有在文學史著敘述疆域內，才能稱其為無 形的空白。超出文學史敘述疆域，那些空白內容卻實實在在地發(fā)生過、存在著，所以謂其存在于文學史 著作敘述話語之外。這種無形而實有形的文本與文學史著作敘事之間，構成隱在的互文性關系，其文學 史價值主要由這種關系所彰顯?；ノ男躁P系表明文學史空白敘事文本與文學史著敘事文本之間，是一 種相互參照、闡釋、吸收與轉化的關系，以此構成一個開放的文本關系空間，生成出相應的價值。 一是補給價值。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有幾千年歷史，但中國文學史編撰遲至 20 世紀初才出現，只有百余年 歷史。換言之，中國文學史寫作是由 20 世紀時代主題與歷史發(fā)展趨勢所決定，它所勾勒的中國文學發(fā)生 發(fā)展史，著上了 20 世紀的特征。從與時代主題關系看，中國文學歷史可以分為活躍層、半活躍層以及沉 寂層?；钴S層內容進入文學史著作，構成其所構建的歷史主流的行為主體；半活躍層內容可能進入文學 史著作，但不會被濃墨書寫，也可能無法進入文學史著作；沉寂層內容，則一般不會進入史家視線，成為 文學史著作的缺席者，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空白敘事。時代主題始終處于動態(tài)變化中，所以活躍與沉寂也 是相對而言的，這意味著文學史編撰具有很強的時代主題性和故事性。從數量看，文學史空白敘事內容 占比很大，它們沉寂地躺在文學史敘述之外，躺在它們最初面世的載體中。它們發(fā)生于不同的歷史時 期，是不同時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與了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建構，但未能被 20 世紀的史家敘述進 文學史著，存在于文學史家的歷史敘述邏輯之外。但其歷史文化價值、文學審美價值并沒有因為文學史 家的遺棄而真正消失。它們以非文學史敘述的形式存在著，安靜地滿足著廣大讀者文學史著作閱讀之 外更廣泛的文學性閱讀需求，給予文學讀者更大的閱讀選擇空間。對于文學史著作而言，它們是深廣的 文學文本庫，與文學史敘述之間構成一種補給關系。 多數情況下，半活躍層中那些未進入文學史敘述的內容，容易被后來的史家發(fā)現，作為一種補充內 容，引入新的文學史著作中。從 1904 年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始，到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再到 王瑤的《中古文學史論》《中國新文學史稿》，直至袁行霈的《中國文學史》，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學史著述， 無論是從何種背景、立場和意圖出發(fā)，都從廣大的空白敘事庫發(fā)掘出可敘之史實，以豐富文學歷史的 建構。 補給，意味著賦予能量，賦予動力，換言之，給生命體以生生不息的活力，沒有這個資源補給庫，文學 史敘述就會干枯，死滅，所以文學史空白敘事雖然不存在于文學史著作敘述話語中，卻是文學史敘述的 生命源泉所在。一百年來，文學史家不斷地發(fā)掘這個冰山下的礦山，才編纂出一部又一部不同面貌與特 征的中國文學史著作，通過發(fā)掘、發(fā)現與補給，使文學史著作這個中國書寫史上的新事物不斷生長、豐 富。換言之，如果沒有文學史空白敘事這個無邊無際的“暗物質”，文學史敘述就成為無源之水，如果無

·126·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視作為“補充”物的文學史空白敘事的存在，就無法理解文學史著作內在的生機，無法理解時代主題與文 學歷史之間的復雜關系。這個“補給”發(fā)生于 20 世紀“現代”文化建設過程中，在本質上，是民族文化“歷 史”資源對“現代”文化建設的補充，也是“現代”對“傳統(tǒng)”的發(fā)現、補充與再造。即是說，百年中國文學史 著作空白敘事的補給價值生成于現代化語境之中，具有現代屬性。 二是挑戰(zhàn)價值。一般而言，兩個文本發(fā)生聯系，相互交流，才可能成為彼此的挑戰(zhàn)對象。百年中國 文學史著的有形敘事，從講述歷史的話語權看，是其空白敘事的代言者，代表那些未出場的作家、作品說 話，講述歷史故事，呈現歷史演進過程的內涵與價值；但是，其能指和所指是由編纂者所控制的，相當程 度上體現了編纂者的理念與目的，彰顯的是編纂者的歷史觀和文學觀，所以難以真正呈現歷史現場的原 義，無法還原文學歷史的本來面目。換言之，百年中國文學史敘事，從發(fā)生學意義看，就是對中國文學歷 史本來面貌的肢解，所以與空白敘事內容之間天然地構成一種緊張的挑戰(zhàn)關系。例如，胡適的《白話文 學史》所敘述的“白話文學”作品，對未出場的被宣布為“死文學”的“古文”，就是一種挑戰(zhàn)；其第 14 章專敘 杜甫，而李白未被專章論述，李白與杜甫之間構成潛在的挑戰(zhàn)關系，逼迫讀者去思考、質疑編撰者的文學 歷史觀。這種挑戰(zhàn)關系的表現，要么溫和，要么強硬。所謂溫和，就是文學史敘事盡可能地尊重、傳達出 那些未出場的文學史實的原義，只是做一些刪繁就簡、去粗取精的取舍；所謂強硬的挑戰(zhàn)，則是完全抹煞 未出場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原義，抹煞其曾經參與的文學歷史事件的價值，這樣的文學史著作，未能處理 好編纂者意圖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系，可信度低。 挑戰(zhàn)性帶來的一個結果是，空白敘事作為一種歷史存在，反過來挑戰(zhàn)文學史著的有形敘事。如前所 論，它仿佛一種實實在在的“暗物質”，無人觸及時安靜地躺著，但當被溫柔地或強硬地挑戰(zhàn)時，便會發(fā)出 一種反作用力，以暗能量形式進行無聲的抵制。在實際的傳播閱讀中，這種反作用力，表現為那些沒有 進入文學史敘述的作家、作品對文學史著所建構的歷史線索、發(fā)展邏輯、文學成就評估范式的不滿與反 抗。胡適之所以編寫《白話文學史》，是基于對“古文傳統(tǒng)史”的不滿，《白話文學史》是對以往歷史敘事中 所置重的韓、柳、歐、蘇、李、杜、黃的挑戰(zhàn)，是為了重建以白話為尺度、文體不斷解放的文學史敘述框架， 通過新的白話邏輯框架以彰顯那些被埋沒的古代白話作家作品，將它們請到歷史言說的前臺①。 百年中國文學史中那些可見的敘事文本與不可見的空白敘事文本之間的互文性挑戰(zhàn)關系，是通過 文學史編纂主體完成的。不同的編纂者以自己時代的歷史觀、文學觀與幾千年歷史時空中的創(chuàng)作主體 進行對話，與作品中的人物對話，主體間這種穿越時空的互文對話，不斷重組歷史文本，而所有的重組都 帶有一種內在的挑戰(zhàn)性，它使文學史著述成為直面歷史、挑戰(zhàn)歷史的一種形式，使那些未進入文學史敘 述的無邊的空白敘事內容成為充滿活力的隨時可以出場的歷史主體。 20 世紀是一個文化轉型、現代文化創(chuàng)造的世紀，中國文學史著述是現代文化創(chuàng)造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種現代性行為，那些不同特征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均是現代文化想象、建構的體現，一種現代性產品；在 這個意義上，它們本身就是編纂主體重新認識歷史、組裝歷史的結果，或者說挑戰(zhàn)歷史的結果；而那些未 出場的作家作品作為歷史主體以自己無邊的存在，反過來默默地質疑、挑戰(zhàn)文學史著中的歷史觀、審美 觀、文學教育觀等，也就是對文學史編纂這一現代性行為進行挑戰(zhàn)。質疑、挑戰(zhàn)與反思中國文化轉型中 出現的文學現代性，是空白敘事內在的重要價值。 三是照亮價值。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作為一種隱性敘事文本，還有一種照亮、敞開功能與價 值?？瞻讛⑹屡c實有敘事，本是冰山一樣的有機同源體，文學史家將它們人為分開，成為兩大獨立存在 體，獲得了與各自身份相符的能量與本質。前者的能量近似于“暗物質”的暗能量，潛在地照亮文學史著 敘述空間，敞開史著的盲視區(qū)。胡適在 20 世紀初期國語運動中，以“國語”為基點審視幾千年的中國文學 ① 胡適在《白話文學史·引子》中說：“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只可 叫做‘古文傳統(tǒng)史’罷了?！保?5］（P138）

方長安：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論 ·127· 歷史，“國語”照亮了中國文學史實庫，照亮了既有的文學歷史記錄所無視的歷史事實，從中擇取、編纂出 一部全新的《國語文學史》［12］。該文學史著作屬于開拓性創(chuàng)新之作，它判定“古文已死”，文學白話化是中 國文學演進的大趨勢，從而使被既有的文學史敘事所遮蔽的平民文學、白話文學浮出歷史地表，彰顯它 們對于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價值。后來，他將之改寫為《白話文學史》，以文學革命意識，再一次照亮幾 千年文學歷史天際，清理出一條文體不斷解放的脈絡更為清晰的白話文學演進史，使長期以來被歷史敘 述話語所不屑、無視的白話文學作品，諸如漢朝民歌、唐代白話詩、唐樂府新詞等，成為壓倒廟堂古文的 具有參與現代文化建設功能價值的文學。中國文學編纂史上這種照亮、敞開現象多發(fā)生于社會文化大 轉型時期，如“五四”文學革命時期、20 世紀 50 年代社會主義文學建設時期以及 80 年代改革開放時期，并 由獲得了全新意識的文化革新者實施完成。廣博的文學歷史知識使他們發(fā)現了文學史著作中存在的大 量空白敘事內容及其價值，并以新的觀念與意識觀察文學史敘述話語中的缺席者與在場者，站在缺席者 角度審視在場者，發(fā)現其不足與問題，又以在場者反觀缺席者，發(fā)掘其潛在價值，并使之顯現出來。這種 照亮與敞開發(fā)生于 20 世紀中國，使傳統(tǒng)文學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歷史盲點一定程度上得以顯現，為重審 “五四”開始的傳統(tǒng)文學整理課題提供新的角度，為重寫文學史提供新的依據、思路、資源與能量，這就是 其重要價值。 四是經典化價值。經典化是一個動詞，就是將某個作品變?yōu)榻浀涞男袨檫^程，這個過程是漫長的， 由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傳播與接受完成。文學史著作是文學傳播接受的重要途徑與體現。某個作品經由 讀者閱讀批評，如果被史家所認可，敘述進文學史著作，即是一種歷史認定，它開始進入傳播接受的核心 通道，其變成經典的歷史可能性增大。但是，任何作品的經典化都不是一個時代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兩 個時代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數百年乃至千年的傳播接受才能完成。這意味著某個作品在甲時代可能被 史家認可，敘述進文學史，但在乙時代可能被史家摒棄，而在丙時代又可能被重新認可敘述，這是一個螺 旋式演進的傳播過程，體現了文學傳播接受的重要規(guī)律。某些作品，例如《古詩十九首》《金瓶梅》《紅樓 夢》《三國演義》以及現代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卞之琳的《斷章》、穆旦的《詩八首》等， 在某個時代的文學史著作中不被史家認可、敘述，成為文學史著的缺席者，即我們所謂的文學史敘事空 白。但敘事空白只是特定文學史著作中的空白，其實它們仍然存在著，在另外的傳播通道諸如文學選 本、文學研究著作中存在著。經典化是歷史長河中的現象，如果孤立地看，它在某部文學史著中經典化 歷程終止了，但如果以漫長的歷史時空為視野，以橫向多維的傳播空間為背景，這種缺席的空白敘事仍 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經典化過程的重要組織部分，是一種暫時的“不敘之敘”，在作品經典化歷程中， 這種“不敘之敘”也是一種敘事。即是說，“不敘之敘”亦具有一種潛在的敘事功能，是對前一個歷史時期 文學史著敘事的挑戰(zhàn)，是對同時期其他傳播通道的傳播現象的質問，更是對擯棄自己的文學史著作的質 疑，同時是對下一個歷史時期文學史編纂者的考驗，下一個時期的文學史編纂者基于新的編纂理念，可 能會考慮重敘之。很少有作品問世后就一直被讀者熱捧，我們現在所熟知、認可的那些中國文學經典， 大都有這種歷史敘事缺席者經歷，大都經歷過進入、退出的明暗身份轉化，明暗身份轉換構成文學經典 化歷程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即是說，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是經典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地看，沒有經歷這種歷 史記錄空白期而成為經典的作品幾乎不存在，歷史空白期即空白敘事是經典化過程有機環(huán)節(jié)，具有使文 本變成真正經典的經典化價值。 五、反思與敘史范型探索 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是過去一百年中國文學歷史鉤沉、文學傳統(tǒng)重建的產物，我們應基于“無 空白之空白”特征，尤其是具體著作中空白內容的構成和特征，以文學史著述如何處理中國文學自身歷 史真實為重要問題，反思與重估百年中國文學史寫作。 百年中國文學史著的“空白敘事”，從內容上看，不僅包括大量的詩、詞、歌、賦、小說、戲劇，更包括傳

·128·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統(tǒng)雜文學中的奏、議、書、論、表、箋、說、碑、誄、箴、銘、序等；不僅包括大量的民間歌謠，更包括無數的廟 堂文學；不僅包括漢民族文學中許多優(yōu)秀作品，更包括大量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不僅包括白話文學，更 包括大量的文言文學，等等。它們?yōu)楹挝催M入史家視野而成為文學史著的敘事空白，前文已作了論述， 簡言之，即 20 世紀社會思潮、現代文化建設和文學發(fā)展潮流等，影響了史家對中國文學史實的取舍與文 學發(fā)展史的構想；我這里不是要進一步討論其產生原因，而是希望經由它叩問百年中國文學史著作敘述 中國文學歷史的有效性，進行理性反思。 從空白敘事內容構成角度，反觀 20 世紀初肇始的中國文學史著述，不難發(fā)現其文學觀、框架結構、歷 史脈絡等，均存在著某些需要反思的問題：中國自古以來的文章寫作，“雜”是其突出特征，審美性與實用 性聯系在一起，其中包含著中華民族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獨特文學觀、審美觀；“五四”以后受西方文 學理論影響，文學觀念不斷地純化，將奏、議、書、論、表、箋、說、碑、誄、箴、銘、序等，擠出文學空間，文學 類型僅包括詩歌、小說、戲劇和散文，中國文學史著作只敘述這四大文類的發(fā)展歷史，有的甚至還將散文 也排除在外。中國文學史著作不敘古代文學中“雜”的內容，嚴重地肢解了民族文學的生命體，簡化了民 族文學歷史面貌，它是以西方現代文學觀和文學史觀取舍與構建中國數千年文學歷史的結果。胡適的 《國語文學史》梳理的是符合其“國語”觀念的中國文學歷史，不敘非“國語”的文學創(chuàng)作，使之成為文學史 著中的空白，而他當時的“國語”概念尚處在想象、建設階段，這樣的文學史充其量是未成熟的概念型中 國文學史。其后的《白話文學史》則只敘述中國歷史上“白話”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史，舍棄“古文”內容，使之 成為文學史敘述話語中的巨大空白，其文學歷史架構與歷史真實嚴重錯位，成為一部以白話文學為敘述 對象的概念型文學史。譚正璧的《中國文學進化史》將豐富的中國文學歷史簡化成為不斷進化的歷史， 于是舍棄了那些非進化屬性的文學史實，使非進化性的文學作品成為歷史敘述空白；然而，進化并不能 作為衡量文學優(yōu)劣的標準，這樣的文學史著作同樣嚴重肢解、簡化了真實的中國文學歷史。魯迅的《漢 文學史綱要》只敘漢族歷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諸如老莊、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以及《書》《詩》等，而 盲視漢族之外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內容，而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文學史還應該包括漢族文學之 外其他民族的文學，《漢文學史綱要》反映了魯迅當時狹隘的中國觀念。劉經庵將自己的文學史著作直 接命名為《中國純文學史綱》，只敘詩歌、詞、戲曲和小說，他心中不純的文學作品被摒棄。 中國文學史編纂是中國社會走向“現代”歷程中出現的民族歷史文化整理行為，是民族文學傳統(tǒng)重 建現象，在這個現代性文化建設過程中，在處理現代化與民族傳統(tǒng)、現代化與西化、民族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 文化等關系方面，出現了簡化現象，影響到了中國文學史編撰的取舍與評估。中國現代絕大多數文學史 編纂者并不是專門的文學史家，對文學史編纂中如何處理文學和歷史關系，缺乏充分的思考；他們編纂 文學史著時，文學歷史知識相當有限，匆匆上馬，且參考文獻又極為有限 ；不僅如此，他們編纂文學史的 目的是新文化建設，“新”“現代”成為尺度，所以其文學史著作出現不盡人意之處是情理中的事情。顯 然，中國文學史寫作，作為中國文學傳統(tǒng)重建的文化工程，它需要面對的是中國自己的文學真相，需要處 理的是中國自己的文學歷史問題，文學觀、文學史觀應來自對中國文學歷史的深入研究，應找尋具有更 大歷史包容性和闡釋力的文學史敘述范型。但是，從 20 世紀初以降，文學史編纂者過于受西方文學觀、 文學史觀影響，不斷純化、簡化中國文學自身的歷史，基本上是以西方文學史體例敘述中國文學歷史，導 致中國文學自身的歷史真相被嚴重肢解、省略乃至盲視，這是今天重審百年中國文學史寫作需要注意與 反思的重要問題。 百年文學史空白敘事使我們意識到中國文學史著述應面向中國自己的歷史空間，解決中國自己的 文學歷史問題，那中國自己的文學歷史空間和問題是什么呢？這需要我們研究被百年文學史著作所盲 視的那些歷史文本，追問它們究竟算不算文學，而算不算文學不是我們現在所能簡單判斷的，需要考察 具體歷史時空里讀者的文學閱讀興味和判斷文學的標準，所以這是一個涉及中國古代文學觀、審美觀及 文學傳播接受的復雜問題。中國是一個農耕民族，實用主義、直覺主義、整體思維在文化生活中占據重

方長安：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論 ·129· 要位置，而后來佛教文化的融合，游牧民族文化的滲透，都影響到中華文化的形成與文學閱讀趣味的形 成。半開放型的大河文化，農耕文明，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情趣，對書寫文本和口頭文學 的興趣也各不同，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方式、作品特點也各不同，這些是中國文學史編纂者應充分意識到的中 國民族文學自身的特征，文學史著作應相當程度地反映并展示這種獨特性，而不是簡單地以西方的標準 敘述詩歌、小說、戲曲和散文之歷史。百年來，許多文學文本成為中國文學史著的敘事空白，導致很多讀 者以為中國古代文學就只有四大類，盲視民族傳統(tǒng)文學的復雜形態(tài)。 當然，文學史編纂一定有取舍，所以敘事空白是一種必然現象，它本身就是歷史重構的體現與結果； 在另一意義上，也意味著文學史必須不斷地更新，通過重寫去發(fā)掘那些舍棄了的歷史內容在文學史發(fā)生 現場、歷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文學史價值。文學史重寫就是不斷填補史著中的某些敘事空白，同時又 不斷地制造新的敘事空白，填補與重造敘事空白構成現代文學史學上動人的景觀，也是深化歷史認識的 體現。在這個意義上，重寫中國文學史是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現代性工程。今天，我們重寫文學史，不 僅應該正視一百年來中國文學史著述中出現的問題，以廣博的文學史知識，發(fā)現、研究那些敘事空白，重 新取舍與評估；而且，我們要充分意識到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已經進入到網絡化、多媒體融合時代，文體形 式形形色色，文學存在方式、傳播通道也是多種多樣的，究竟何謂文學，如何判斷文學，標準都在變化，我 們究竟應該如何重建民族文學歷史與傳統(tǒng)，應該如何通過傳統(tǒng)重建為今天這樣一個網絡化文學時代提 供發(fā)展資源，如何將多媒體融合時代的文學敘寫進中國文學歷史脈絡之中，這些是今天文學史重寫需要 面對的時代課題。 參考文獻 [1] 林傳甲 . 中國文學史 . 東京：日本宏文堂，1910. [2] 張之純 . 中國文學史 . 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 [3] 曾毅 . 中國文學史 . 上海：上海泰東書局，1915. [4] 謝無量 . 中國大文學史 . 北京：中華書局，1918. [5] 胡懷琛 . 中國文學史略 . 上海：梁溪圖書館，1924. [6] 劉經庵 . 中國純文學史綱 . 北平：北平著者書店，1935. [7] 杜治國 . 文學觀念的變革與“純”文學史的興起——論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史編寫 . 齊魯學刊，2002，（2）. [8] 凌獨見 . 新著國語文學史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23. [9] 譚正璧 . 中國文學史大綱 . 上海：光明書局，1925. [10] 趙景深 . 中國文學史新編 . 上海：上海北新書局，1936. [11] 胡適 . 國語文學史 . 北平：北平文化學社，1927. [12] 胡適 . 白話文學史 . 上海：新月書店，1928. [13] 趙景深 . 中國文學小史 . 上海：光華書局，1928. [14] 顧實 . 中國文學史大綱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26. [15] 譚正璧 . 新編中國文學史 . 上海：光明書局，1935. [16] 胡行之 . 中國文學史講話 . 上海：光華書局，1932. [17] 阿英 . 晚清小說史 .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 [18] 謝無量 . 中國婦女文學史 . 北平：中華書局，1931. [19] 鄭振鐸 . 中國俗文學史 . 北平：商務印書館，1938. [20] 朱自清 . 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文藝論叢:第 14 輯 .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21] 朱右白 . 中國詩的新途徑 . 北平：商務印書館，1936. [22] 賀凱 . 中國文學史綱要 . 北平：北平文化學社，1931. [23] 李何林 .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 . 上海：生活書店，1939. [24] 胡毓寰 . 中國文學源流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24. [25] 譚正璧 . 中國文學史大綱 . 上海：泰東圖書局，1925.

·130·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26] 趙祖抃 . 中國文學沿革一瞥 . 上海：光華書局，1928. [27] 譚正璧 . 中國文學進化史 . 上海：光明書局，1929. [28] 胡適 . 我為什么要做白話詩 . 新青年，1919，6（5）. [29] 劉勰 . 文心雕龍 . 北平：商務印書館，1934. [30] 魯迅全集：第 6 集 .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1] 譚正璧 . 中國文學史大綱 . 上海：光明書店，1840. [32] 楊蔭深 . 中國文學史大綱 . 北平：商務印書館，1947. [33] 施慎之 . 中國文學史講話 . 上海：世界書局，1941. [34] 魯迅全集：第 9 集 .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5] 胡適文集（8）.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On the Narrative Gap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orks Fang Chang'an（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various types of literary history books emerged in Chi‐ na and described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ith their narrative words, in which there exists a common phe‐ nomenon, that is, numerous writers' works and historical facts are absent. Similar to the Dark Matter in astron‐ omy, which is a blank without a blank, this phenomenon, however, can be named the narrative gap, function‐ ing as the implicit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narrative gap and the works and writers that appear in literary his‐ tory books are lik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as they refer to each other, explain each other, and transform each other, constituting an inner textual dialogue and transformation space. As a potential narrative, the narra‐ tive gap has four functions and values: replenishment, challenge, illumination, and cano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tic theory, the narrative gap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orks is the product of retelling and reshaping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ety's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 dernity, taking \"modernity\" as its basis and purpose. The narrative gap sheds light on how literary history works reveal the unique and complex historical natur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rovide a new horizon and possibility for the reflection and reassessment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over the past century.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orks; narrative gap; narrative; reflection on literary history writ‐ ing; Lin Chuanjia (林傳甲) ■ 收稿日期 2022-06-12 ■ 作者簡介 方長安，文學博士，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 武漢 430072。 ■ 責任編輯 何坤翁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131~144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11 西漢后期的文人與環(huán)境之關系 ——以揚雄的述作經歷為中心 侯文學 摘 要 西漢后期是漢代文學與文化轉向的關鍵時期，揚雄是此期轉向的代表人物。 以揚雄的述作經歷為線索，可以透視其人生軌跡與知識結構、價值追求三者的關聯，推及西 漢后期地方文化與京師宮廷文化對文人述作的不同影響。揚雄早年居蜀時期，作品“文似相 如”，他的地方知識結構和人生價值追求，折射出蜀地重辭賦的文化風氣。揚雄入京投靠外 戚王氏，被薦為待詔后，待詔承明殿，奉詔作《甘泉》《河東》《羽獵》三賦，博涉經傳、子史，知識 承載量激增。任為郎官之后的揚雄，供職黃門，受宮廷郎官群體重經學、尚博通的文化氛圍 影響，轉而深深認同儒家經學的價值主張，而中秘藏書為其提供了無限的智識資源，他最終 選擇石室觀書和個人著述來安頓人生的價值。揚雄的這種著述經歷，大抵反映了西漢末年 文人群體的整體動態(tài)。 關鍵詞 西漢后期；辭賦；經學；揚雄 中圖分類號 I22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22）05-0131-14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9ZDA249） 西漢后期是學術（經學）與文學、地方與京師（宮廷）諸文化奏出交響樂章的重要歷史時期①。但既有 研究受限于主題或材料，無論是于地域視角的考察還是共時性的整體研究，都忽略了文人流動帶來的種 種變化。有些問題還有待解決，比如：地方文化與京師（宮廷）文化有何差異，當文人由地方流向京師之 后，帶來述作上的哪些變化，變化的條件與動因何在？ 揚雄是西漢末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人。他由蜀入京的經歷，勾連了地方與京師（宮廷）。他各個時期 都有述作且留存至今，為我們考察地方與京師（宮廷）文化對文人及其創(chuàng)作的影響提供了生動的個案。 可以說，如果要考察西漢后期的上述問題，揚雄是資料相對完整的可資前后比較的唯一文人。而在既有 的揚雄研究中，很少有人追問他知識的生成過程，追問他的辭賦及《太玄》《法言》《方言》的著作條件與述 作之間的差異及背后的原因。 以神話傳說與歷史人物助成文思、表達觀念，是揚雄述作最突出的現象。本文將以他的經歷與述作 中的人物為線索，將可以編年的揚雄西漢后期述作中所涉及的人物（包括神話、傳說、歷史人物）全部摘 出，予以討論，梳理其知識、觀念的形成與變化等諸多問題?！逗遂`賦》的寫作時間無從判斷，且只有不相 連屬的數句殘句，故不予討論。揚雄作于新莽時期的《元后誄》《劇秦美新》是其第三階段述作的延續(xù)，為 了保證揚雄研究的完整性，也一并納入討論。 揚雄的一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居蜀時期；第二階段，初入京師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門下 史至承明殿待詔時期；第三階段，為郎與石室觀書時期。每一個階段的述作形式與內容都與外在環(huán)境的 ① 本文所指的西漢后期，主要指元、成、哀、平四帝統(tǒng)治時期，即元帝初元元年（前 48 年）至孺子居攝三年（8 年）［1］（P10-11）。

·132·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變化關聯密切。本文將細致梳理揚雄生平與述作的細節(jié)及其與環(huán)境的關聯，還原西漢后期的文學與文 化生態(tài)，追索當時文人①與環(huán)境的關系，為相關研究提供一個比較的基點。 一、居蜀時期：地方文人的知識結構與價值追求 揚雄居蜀時期的材料保存極少?！稘h書·揚雄傳》開篇說“揚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3］（P3513），但 后面追溯其家世時卻又說他的先祖揚季“漢元鼎間避仇復溯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 區(qū)，世世以農桑為業(yè)”［3］（P3513）。對此，任乃強解釋說：“蓋郫與成都緊連。雄實長、讀于成都，有別業(yè)， 為跨籍也?！保?］（P541）任先生的推斷是有道理的，《漢書·王貢兩龔鮑傳》間接談到揚雄年輕時在成都問學 于嚴君平的經歷：“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楊雄少時從游學，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 德”［3（］ P3056）。而《漢書》本傳關于其作《反離騷》之后“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3（］ P3515）的舉動的敘 述，則留下他早年活動于岷山之陽的郫縣的線索［5（］ P158）。 現存揚雄居蜀時期的作品有《蜀王本紀》《蜀都賦》《反離騷》?！妒穸假x》并非一般論者所論定的漢代 散體賦“曲終奏雅”的勸諷結構，全篇都以熱情的筆調鋪陳蜀都的形勢物產、歷史由來、風俗人情。開篇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彌望，郁乎青蔥，沃野千里”［5］（P1）云云，將蜀地歷史追溯到禹的 時代。賦文通過禹的治水敷土傳說，將蜀文化與華夏文明勾連，也為蜀地的千里沃野、豐饒物產尋找了 一個人文的依據與起點。賦文在鋪敘蜀人自己的歷史時，言及的人物有蠶叢、杜宇、鼈靈：“王基既夷，蜀 侯尚叢?！保?］（P21）“昔天地降生杜鄠密促之君，則荊上亡尸之相。”［5］（P35）叢，即蠶叢。據揚雄《蜀王本 紀》，蠶叢是蜀人最先稱王者。杜鄠，即杜宇；亡尸之相，指鼈靈?！妒裢醣炯o》載，杜宇自立為蜀王，號曰望 帝。百余歲后，有荊人鼈靈之尸“隨江水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5］（P246）。望帝以鼈靈為相，命其出 外治水，自己則與鼈靈妻通。后望帝慚愧，乃禪位于鼈靈。賦文將杜鄠、鼈靈并提，顯然不以其德行缺失 為意，反而強調其“天地降生”的神異。賦文寫蜀地飲食、歌舞、游獵等風俗，其中涉及的具體人物有有 伊、羅儒、吳公、郤公：“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羅儒吟，吳公連”“若其游怠魚弋，郤公之徒，相與如平 陽”［5］（P31，36，40）。有伊，即伊尹，傳說中他是善調美味的高手。枚乘《七發(fā)》：“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 調和?！保?］（P637）羅儒、吳公蓋為善歌者的代稱。這兒的歌舞，曲調是不避鄭衛(wèi)之音的《凄秋》《陽春》［5］ （P36），歌舞者“眺朱顏，離絳唇”［5］（P36），作者關注的是歌舞極具感染力的那方面，根本不在意歌舞的內 容與儒家經學教義相違。郤公，亦見于左思《蜀都賦》，劉逵注：“豪俠也?！保?］（P97）郤公等蜀地豪俠的游 獵活動，成為揚雄筆下成都的一道風景。上述人物，或有道德缺失，或有長技，而其所持長技滿足的是人 的聲色犬馬一類欲望，作者于此津津樂道，并無儒家經學道德立場的批判。 《蜀王本紀》中出現的蜀地歷史人物更多，除了蠶叢、杜宇，還有柏濩、魚鳧、堯、舜、盧保、開明尚、禹、 啟、老子等。對于蠶叢等蜀地先王，揚雄記錄了他們的成仙傳說。請看有代表性的幾例： 蜀王之先，名蠶叢，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 頗隨王化去。魚鳧田于湔山得仙，今廟祀之于湔。［5（］ P244） 望帝以鼈靈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鼈靈決玉山，民得安處。鼈 靈治水去后，望帝與其妻通，慚愧，自以德薄，不如鼈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舜。鼈靈 即位，號曰開明帝。［5（］ P246） 望帝去時，子?鳴，故蜀人悲子?鳴而思望帝。［5（］ P246） 這些記載中透出蜀人對于怪力亂神之事的興趣與信仰。如果說《蜀王本紀》是揚雄在蜀地文獻傳說 ① 東漢王充的《論衡·書虛》《超奇》等篇對“文人”概念使用較多，李春青對此予以總結：“大抵能夠遣詞造句，布局謀篇而成文章者，均可涵蓋在 內?！保?］（P197）本文對“文人”的理解同此。

侯文學：西漢后期的文人與環(huán)境之關系 ·133· 基礎上整理而成，具有地方文獻整理的性質，那么《蜀都賦》中與之相同的杜宇、鼈靈的敘事則顯示出揚 雄此時的為文旨趣有與之相合的一面——對于神怪之事相當有興趣。 《反離騷》開篇敘述作者家世、先祖中有聲名者，言之以表明自己有資格憑吊屈原。文中其他人物有 重華、宓妃、瑤臺之佚女、彭咸等人。其中，有 6 處（8 人次）是撮《離騷》文意而述及，至如陽侯（波濤之 神）、漁父等 2 處則是取資于屈原《九章》與托名屈原的《漁父》。另外，《反離騷》還指出屈原的行為是“資 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5］（P161），認為屈原應該學習孔子：“昔仲尼之去魯兮，婓婓遲遲而周 邁。”［5］（P171）又批評屈原“棄由聃之所珍”而一味效法彭咸。娵娃，指孟娵和吳娃，古代的兩個美女。二 人并稱見枚乘《七發(fā)》：“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 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保?］（P638-639）“仲尼之去魯”見于《孟子·盡心下》：“孔子之去魯，曰：‘遲 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保?］（P329）由聃，指許由與老聃，二人在《莊子》中多次出現，以珍視生命著 稱。揚雄以之為亂世取法的對象，表明對于生命的珍視態(tài)度。上述人物以出自屈原《離騷》為多，這與本 文的“摭《離騷》文而反之”的構思有關［3（］ P3515）。 上述神話傳說與歷史人物，多來自蜀地文獻或民間口耳相傳的傳說，以及在蜀地流傳的屈原、枚乘、 司馬相如等人的作品，也有《孟子》一類少量儒家文獻。這些話語資源是揚雄抒情的語料，也折射其居蜀 時期知識的主要來源。據《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贊論》，揚雄曾師從嚴君平，后者 精于占筮技術與《易》《老子》《莊子》。揚雄從嚴君平處獲得關于老莊的知識，即在《反離騷》等作品中獲 得呈現，至如其觀摩嚴君平占筮而得的《易》類知識與相關思考，還要等到他入京作《太玄》才表現出來。 據揚雄《答劉歆書》，他早期的著述還有《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成都城四隅銘》（今皆不傳）等。《文 選·甘泉賦》李周翰注還提到他早年作《綿竹頌》（今佚）。從篇名來看，其關注點在家鄉(xiāng)的本土文化，且頗 有應地方州郡縣府之命（請）而作的痕跡?！洞饎㈧酚终f“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5］（P264），這似乎說 明，這幾篇亡佚的作品，與司馬相如賦頗類。征之以《蜀都賦》，實然。綜上可以結論：早年居蜀時期的揚 雄的知識主要是關于蜀地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和《易》、老莊、辭賦的，另有少量方言知識的積累［5］（P263- 264）。這里面既有他個人的興趣與偏得，也有地域文化的影響。揚雄自陳“少而好學”“博覽無所不見”［3］ （P3514）的全部意蘊蓋盡于此。此期的揚雄還熱衷于鬼神仙怪一類不經之言，崇尚隱士保身全命的價值 取向。《蜀王本紀》為編纂的地方歷史文獻，《蜀都賦》《反離騷》等是辭賦作品，在漢人的知識結構中，前者 屬于六藝春秋類，后者屬于詩賦類，但從人物攝取來看，揚雄沒有刻意區(qū)分兩類著述的價值取向，很多與 儒家經學價值取向相悖的人物受到肯定，顯示其早期賦作不受經義道德牽絆的價值取向。 論者論及揚雄早年的教育，往往據文獻記載的文翁化蜀的影響以及東漢蜀地的經學盛況來討論揚 雄所生活的西漢后期的蜀地經學，并推論揚雄早年“必然接受過較為嚴格的儒家教育”［8］（P54）。但據 《漢書·循吏傳》，文翁的興學舉措發(fā)生在景帝末年，彼時儒家經學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地位還沒有確立，“經 師猶乏，博士決不限于五經傳記”［9］（P194）。文翁立學官與蜀地的經學興起不能并提。另《漢書·平帝 紀》載，平帝元始三年夏，“立官稷及學官?？粚W，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xiāng)曰庠， 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3］（P355）。由此強制性的要求可推知，直到西漢將終，郡國的經學教育 也并非處處發(fā)達，郡國官學中經師一人的配置尚需下詔落實，何談五經的教育呢！蜀地地方官學或高于 此，但也應相去不遠。至于整個西漢蜀地私學的授經情況，也并不見載于史籍。彼時另一個事實是：“漢 人無無師之學，訓詁句讀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書，音訓備具，可視簡而誦也。書皆竹簡，得之甚難，若不 從師，無從寫錄；非若后世之書，購買極易，可兼兩而載也?！保?0］（P88）由下節(jié)所引在蜀曾為學官“僮子”的 何武入京師太學習《易》經歷推知，西漢中后期蜀郡的官學所授大概是《易》學。回到揚雄身上，由其現存 早期文章述作所涉文獻知識來看，并不出上面所論。揚雄晚年寫給劉歆的書信曾回顧早年的學習狀況 說，彼時“于五經之訓所不解”［5］（P263-264），就未必是謙言。與此相應的是，《易》以外的儒家經典之學， 在揚雄現存的居蜀時期作品中還沒有多少痕跡。即便是最易入賦的《詩》的辭、義，在《蜀都賦》《反離騷》

·134·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中也還不見蹤影。 相較于蜀地經學資源的有限，京師可謂經師宿儒云集，除了最高學府太學有專門的博士授經，一些 明習經學的官員也廣收徒眾，如習《春秋》的翟方進身為議郎，與同學胡常各有生徒，為身處京師的士子 提供了許多習經的方便。生長京師的文人也因此更容易博通經典。與揚雄同期的文人劉歆自幼生長京 師，貴為楚元王后裔，可謂京師貴族文人的代表，史載他“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 署”［3］（P1967），又以能“誦讀詩賦”，受到成帝的欣賞［3］（P4019），則緣于京師濃郁的經學氛圍與其家相對 豐富的藏書及父親劉向的引導。劉歆這種深厚的學養(yǎng)使他得以年紀輕輕就受詔參與父親劉向主持的中 秘校書活動［3］（P1967）。與劉歆相比，谷永可以說是京師中層出身的文人代表，他的父親谷吉于初元四 年（前 45 年）以衛(wèi)司馬身份出使匈奴，被郅支單于殺害。自幼喪父的谷永少年時代即“為長安小史，后博 學經書”，建昭（前 38—前 34 年）年間，御史大夫繁延壽就聞其名，推舉他為太常丞［3］（P3443）。谷永的博 學經書的收獲，則與京師地區(qū)經學大師云集教授的氛圍關聯更為密切。 二、從門下史到待詔：身份的轉變與知識的激增 武帝、宣帝好辭賦，士人或以此受到重視，僅蜀地作家就有司馬相如、王褒由作賦步入仕途。這自然 引發(fā)士人們創(chuàng)作辭賦的熱情，也成為后世史家所樂道的西漢中后期的文化政策的一個方面。武帝以后，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3］（P212），經學漸趨昌明。元、成好儒，多“征用儒生”［3］（P298）。宣帝時名儒夏侯 勝就常對學生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3］（P3159）基于韋賢、韋玄成父子 “以明經歷位至丞相”的現實，其家鄉(xiāng)鄒魯一帶為生謠諺：“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3］（P3107）。但在揚 雄的家鄉(xiāng)，似乎司馬相如、王褒等人以辭賦為榮階的榜樣力量更為強大，所以出蜀前后的揚雄以“文似相 如”為追求［3（］ P3522），也因此受到權門與帝王的重視。 論者大都能夠據漢代選官制度，判斷揚雄“以平民身份入官，必須有所請托”［8］（P58），卻因缺乏直接 材料，無法推知細節(jié)。史書的間接記載卻提示了被人忽視的若干線索，這就是長揚雄一輩的蜀人何武。 《漢書·何武傳》載：“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 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眾 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于宣室”［3］（P3481），后“（何）武詣博士受 業(yè)，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勛舉四行，遷為鄠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 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3］（P3481-3482）。據此知何武是揚雄的同鄉(xiāng)，兩人經歷相似，都是生在郫縣，少年 以后至成都求學。何武在宣帝神爵、五鳳之間（假定是神爵四年、五鳳元年，即公元前 58 年、前 57 年）時 年十四五歲，那么他的生年則是公元前 72 年或前 71 年，長揚雄十八九歲。何武從太學學成之后，因成績 優(yōu)異，先是為郎，又被任為鄠縣縣令。之后，又免官回鄉(xiāng)，居鄉(xiāng)期間頗有聲望。何武何時回鄉(xiāng)，我們不得 而 知 。 但 據 本 傳 ，何 武 居 鄉(xiāng)“ 久 之 ，太 仆 王 音 舉 武 賢 良 方 正 ，征 對 策 ，拜 為 諫 大 夫 ，遷 揚 州 刺 史 ”［3］ （P3482）。《漢書·百官公卿表下》載王音在河平三年（前 26 年）至陽朔二年（前 23 年）之間任太仆［3］（P827， 829-830），時揚雄 28 歲至 31 歲?！逗挝鋫鳌酚州d，何武鄉(xiāng)居時，因兄弟何顯與市嗇夫發(fā)生矛盾，何武向太守 建議，召市嗇夫求商為卒史，并由此收獲“州里聞之皆服”的聲望［3］（P3482）?？芍夤俸蟮暮挝湓诔啥? 很有影響力，與官府保持密切往來。由此我們不難想到，居鄉(xiāng)期間的何武應該知曉當地文名頗盛的郫縣 同鄉(xiāng)揚雄。何武入京為諫大夫期間，向時（陽朔三年至永始二年）任大司馬車騎將軍的王音推薦揚雄［3］ （P830-831，834-835），在時間上剛好吻合。那么接下來 30 余歲的揚雄獲知于王音［11］（P851），“大司馬車 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3（］ P3583）。 奇怪的是，基于揚雄《自序》寫成的《漢書·揚雄傳》正文［3］（P3583），并無王音、何武之名。這當如何 理解呢？《漢書》給出了答案?！逗挝鋫鳌酚涊d了何武與王莽的交惡：哀帝即位，疏遠王氏，“后有詔舉大常， 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3］（P3487）；王氏重新得勢后，“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3］

侯文學：西漢后期的文人與環(huán)境之關系 ·135· （P3487）；平帝元始三年（3 年），何武遭誣陷，“大理正檻車征武，武自殺”［3］（P3488）。據《王莽傳》知，元始 年間及稍后的孺子嬰時，正是王莽籌措代漢的時期，其權勢如日中天，故王莽能挾私報復何武，迫其自 殺。揚雄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創(chuàng)作了《法言》［8］（P181-183）?！稉P雄傳》所轉錄的《自序》提到《法言》的目錄， 知《自序》的寫作又在《法言》完成之后，其規(guī)避與何武有關的信息，甚至不提及王音，當有避禍的考慮。 揚雄晚年的《答劉歆書》也回避了他與王氏的瓜葛，說其先前所作《縣邸銘》《王佴頌》等文，是因同鄉(xiāng) 楊莊在成帝身邊為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5］（P264）。因為成帝的鼓勵，揚雄繼續(xù)以司 馬相如為學習和模范的對象。揚雄在這一階段創(chuàng)作的作品主要有《甘泉》《河東》《羽獵》三賦［3］（P3522- 3553，3583）。此三賦因與《長楊賦》創(chuàng)作時間較近，自《漢書·揚雄傳》以來，學者們多將此四賦并提，視為 一個整體。但四賦風格并不相同。具體而言，前三賦的結構、手法相似度較高，《長楊賦》自成一格，原因 在于其間揚雄身份的轉變①。我們看《甘泉》等三賦。 三賦的題材不同，但結構一致，都是不假問對的直陳式。鋪寫帝王出行儀仗構成三賦的重點，這是 司馬相如以來以天子為中心的賦作布局特點。就寫法而言，則是廣泛攝入神話與傳說人物用為帝王隨 行人員的比喻，關注點在人物的藝能與力量，以顯示帝王出行的排場與威儀。就作者而言，則是滿足對 于天子儀仗的夸飾之趣。如《甘泉賦》寫天子前往甘泉宮的儀仗：“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5］ （P46）《河東賦》寫天子往河東汾陰：“羲和司日，顏倫奉輿?！保?］（P74）《羽獵賦》寫天子往上林羽獵：“賁、育 之倫，蒙盾負羽?！薄膀坑炔⑤?，蒙公先驅?！薄帮w廉、云師，吸嚊潚率?！保?］（P92，96）寫天子的威德所及也是類 似的手法：“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5］ （P62）“秦神下詟，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保?（］ P74）“叱風伯于南北兮，呵雨師于西東?！保?（］ P78） 因題材不同，三篇賦作又各有鋪陳的重心，但借神話與歷史傳說人物以為比喻夸飾則又是必不可少 的手法。三賦涉及神話中的神怪 33 人，歷史傳說人物 42 人。其中《甘泉賦》神怪 16 人，歷史傳說人物 11 人；《河東賦》神怪 9 人，歷史傳說人物 11 人；《羽獵賦》神怪 8 人，歷史傳說人物 20 人。我們同樣關注的 是，揚雄從何處得來關于這些神怪與歷史傳說人物的知識的？時間久遠，文獻散佚嚴重，已不能完全指 實，但結合前人注釋，可以知道大概的情形?！陡嗜x》出現的神怪與歷史傳說人物見于司馬相如《大人 賦》者計有 5 人：獝狂②、玄冥、征僑（即征伯僑）、西王母、玉女；見于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者 1 人：偓佺； 見于《離騷》者 3 人：虙妃（即宓妃）、巫咸、帝閽。另有一些神靈與傳說人物，如倕、蚩尤、泰壹、般、王爾、皋 陶、伊尹等，散見于《莊子》《九章》《山海經》《尚書》《呂氏春秋》《孟子》《墨子》《韓非子》《淮南子》《史記》 等。他如招搖、泰陰、堪輿、壁壘等，后世注家也不能明其出處。僅就已知的部分看，《甘泉賦》中的神靈 與歷史傳說人物以取資《大人賦》為多?！逗訓|賦》中的神靈與歷史傳說人物也以出自《大人賦》者為多，如 風伯、雨師、鉤芒（句芒）、蓐收、玄冥、祝融，也旁及《離騷》《尚書》《史記》《韓詩外傳》等文獻，如羲和、顏倫 （顏淪）、秦神（怒特）、河靈（河神）等。他如晉文公、介子推、大禹、虞舜、唐堯，并見《九章》《左傳》《史記》 《尚書》等。另有一些歷史人物則隱含在地名當中，如南巢、垓下、彭城、岐等。據《史記》，夏桀無道，湯放 桀于南巢；項羽敗于垓下，都于彭城；公劉居豳；太王居岐。作者由地及人，引出這些歷史上的圣主賢臣 與昏暴之君，以供帝王省思?！队皤C賦》中的神靈與歷史傳說人物如飛廉、云師、虙妃，俱出《離騷》。他如 望舒、屈原、彭胥（彭咸與伍子胥）、賁育（孟賁和夏育）等，以出自《離騷》《九章》為主，也有《孟子》《七發(fā)》 《韓詩外傳》《史記》等文獻。 綜上，揚雄《甘泉》等三賦神靈與歷史傳說人物以出自司馬相如《大人賦》《天子游獵賦》及屈原作品 為多，其次是《尚書》《孟子》《山海經》《韓詩外傳》《韓詩內傳》《淮南子》《史記》等文獻。三賦相對于早期 ① 熊良智據《漢書·趙充國傳》《段會宗傳》《西域傳》等文獻所載西羌有警的具體事實，系《甘泉》《河東》《羽獵》三賦于永始四年（前 13 年），《長楊賦》 于元延元年（前 12 年）。我們認同熊先生的結論。需要指出的是，揚雄為郎的時間當在元延元年初。故本文將《趙充國頌》《長楊賦》放在第三部 分即揚雄為郎與石室觀書階段予以討論。 ② 當即《大人賦》中的矞皇。獝、矞古通用?？瘛⒒示憧赏ā巴?。

·136·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的《蜀都賦》《反離騷》，變化較為明顯。從攝入人物的數量與來源看，三賦出現人物更多，且知識來源復 雜，分別出自六藝經傳、前人辭賦作品、傳說、史書。從人物對于構篇的作用來看，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古 代的圣王賢臣，關注點在其功業(yè)與德行，用為當今天子圣明、求索賢才的比喻；天地間的神怪異物，關注 點在其技藝與力量，用為天子壯觀儀仗與參與狩獵的勇士的比喻，表明天子驅遣天地、無所不能的威力； 同情與摒棄的對象，用以頌揚天子的德行。三賦對于天地間的神怪異物，相當一部分是正面取用的態(tài) 度，這與居蜀時所作《蜀都賦》類似。此期揚雄的神話傳說與歷史知識大增。三賦對于《詩》《書》等經典 頗有涉獵，尤其是對于《詩》的辭、義等的取用，多達 9 次［12］（P332-356），這在此后的作品中較為常見，卻是 揚雄現存居蜀時期的作品所沒有的現象。那么，何以會發(fā)生上述變化呢？ 揚雄經歷與環(huán)境的變化提供了答案線索?！稘h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 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保?］（P3522）承明之庭即承明殿。揚雄是在待詔承 明殿期間寫作了《甘泉》等三賦。承明殿是當時奉詔文人的主要著述之所，《三輔黃圖》卷三：“未央宮有 承明殿，著述之所也?！保?3］（P58）班固《兩都賦》：“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于茲為群。元元本 本，周見洽聞。啟發(fā)篇章，校理秘文?！保?4］（P1341）意思是說，承明殿、金馬門是文人們奉詔著書立說的地 方，他們還負責校理秘書。可見，承明殿、金馬門也是宮中的藏書之所。我們有理由相信，奉詔作賦的揚 雄，此間有機會閱讀承明殿的藏書，以更好地完成他的創(chuàng)作。這些書籍成為他騁辭賦作的重要知識來 源。揚雄三篇賦作知識承載量較大，作者所以能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完成三篇大賦，其承明殿待詔身份所 帶來的閱讀殿中藏書的方便，是不能忽視的因素。面對“壯好經書”“精于《詩》《書》”又愛好辭賦的成帝［3］ （P301，1950），身處以帝王之趣為核心的宮廷文學氛圍，文人作賦語涉經典、引經以助文，是勢之必然。 未央宮的承明殿與金馬門是西漢中后期待詔文人的主要匯聚之所，也是最富藝術氣息的述作空間。 一些來自全國各地有一技之長的被征召者，在獲得正式職官之前，要以待詔的身份展示才技。這些人所 擅才華各異，史載武帝時吾丘壽王以善棋藝（格五）待詔，宣帝時趙定、龍德以善琴待詔［3］（P2794，1711）。 《漢志·諸子略》縱橫家還列了武帝時的“《待詔金馬聊蒼》三篇”［3］（P1739）。用我們今天的話語說，在承 明殿、金馬門的待詔者大概涵蓋了當時各個學科的拔尖人才。他們的才技多轉化為文字述作，并呈現出 廣博的特色。承明殿、金馬門的藏書類型，當與這些待詔者所擅的方面有所關聯。上引班固《兩都賦》賦 寫西都長安的文化盛事，就特別拈出在承明殿、金馬門著作的文人們的述作風格是“元元本本，周見洽 聞”。而擅長辭賦的待詔者的數量大概是最多的，如枚皋、王褒、張子僑、華龍、馮商等。經“待詔”的身份 入仕也幾乎成了西漢中后期擅長辭賦者的入仕傳統(tǒng)。 賦是高品位的文學樣式，需要大量的博物學、神話學與歷史學等知識充實其中，以滿足賦體本身的 鋪陳夸飾之趣。獲取這些知識在今天不為難事，但在書缺簡脫與文獻載體或笨重或貴重的西漢，卻需要 一定的機遇。以辭賦見長的揚雄出蜀入京，待詔承明殿奉旨創(chuàng)作，待詔群體歷史形成的藝術氛圍、承明 殿豐富的藏書助成了他的騁辭能力，《甘泉》《河東》《羽獵》三賦即因之而成，三賦既滿足了帝王的辭賦趣 味，也成為賦史的經典。 三、為郎與石室觀書“：非圣哲之書不好也”的價值凝定 史載揚雄奏《羽獵賦》后，由待詔拜為郎官［3］（P3583）。這是為多數研究者所忽略的揚雄經歷的重大 轉變。經學通明是西漢后期郎吏群體的主要素質，而這些經學通明的郎官又是后來高官的重要來源。 這些大部分時間都身居宮廷當值的士子，人數眾多，朝夕相處（每工作五日，才能有一日休假，出宮歸 家）［15］（P265），互相之間交流議論的機會自然很多。身處其中的揚雄不可能無動于衷。對于獻賦得官的 出身、作賦類俳倡的待遇未免耿耿于懷，也讓他感受到自己青年時期學問的偏頗，發(fā)憤去讀“圣哲之書” 也是必然的選擇［3］（P3514）。其《答劉歆書》說他在“為郎之歲”上奏成帝：“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 文，愿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徭，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保?］（P264）成帝嘉許他的志愿，“有詔可不

侯文學：西漢后期的文人與環(huán)境之關系 ·137· 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室”［5］（P264）。石室，指石渠閣，閣中多藏秘書，一般官員不得借 觀，故漢史有“泄秘書”獲罪的記載［3］（P796-797）。石渠閣還是西漢宣帝以后博士校訂經書、辯論經義的 最重要的所在，經典類藏書自然可觀。揚雄要去石渠閣觀書，讀經的立意顯然。相對于石渠閣藏書，承 明殿的藏書質量與數量是很遜色的。石渠閣至遲在王莽時廢為鑄幣場所，彼時中秘圖書大概都轉置天 祿閣［16］。因此，后來揚雄又去“校書天祿閣”［3］（P3584），與“觀書石室”的初衷并無不同。可以說，石室觀 書并藉以立言成名是揚雄人生最后階段的主要事業(yè)。 揚雄具體入石室觀書的時間不得而知。但據《答劉歆書》，在他為郎的當年，上奏成帝，請求入石室 觀書，成帝痛快答允。可知揚雄為郎之年，便入石室讀書，這也是學者們比較一致的意見。前言《趙充國 頌》與《長楊賦》創(chuàng)作時間相仿，都是初入石室觀書的作品?！短贰督獬啊贰督怆y》《太玄賦》《上疏諫勿許單 于朝》《逐貧賦》《法言》《琴清英》《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包括作于新莽時期的《劇秦美新》《元后誄》） 則是他入石室觀書頗有一段時日之后的著述［8］（P347-354），在大體的創(chuàng)作時間的判斷上，學者們并無爭 議。自得到成帝的支持，揚雄似乎就一直延續(xù)著在中秘讀書、校書的生涯。此期政局變化劇烈，哀帝攬 政，平帝繼立，稍后王莽居攝，繼而新朝建立，這些變化固然在揚雄的著述中留下影跡，但沒有動搖他的 價值體系。 （一）初入石室的價值轉向 這一階段的代表作品是《長楊賦》《趙充國頌》。《長楊賦》設為主客問答，概述漢、匈關系，賦予成帝獵 長楊以歷史的依據，現實的理由。賦開篇用封豕、窫窳、鑿齒等兇神怪獸來比擬形容暴秦與六國殘害士 民、將高祖起兵籠罩在“上帝眷顧”的天命之下。除此以外，全篇出現的都是歷史人物，如“躬服節(jié)儉，綈 衣不敝”［5］（P122）的漢文帝，任命衛(wèi)青、霍去病“砰轒辒，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5］（P124）的漢武帝。賦 文寫文帝突出其節(jié)儉，寫武帝突出其出擊匈奴、南越、羌僰等四夷的赫赫武功，目的是為當今天子的行為 尋找前代圣王依據，所以下文說當今天子：“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保?］（P129）非但如此，當今 天子還取法三王、五帝：“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保?］（P129）可謂德業(yè)至隆。賦文最后指出，那些反對 習馬長楊的人如不見咫尺的盲者，缺乏“離婁燭千里之隅”的長遠之見［5（］ P129）。 此賦是揚雄初入石室觀書的作品，但身份與環(huán)境的變化已經在創(chuàng)作中有所體現。將此賦與《甘泉》 《河東》《羽獵》三賦對比能明顯看到這種差異?！陡嗜返热x都有表現天子出行的場面，表現手法也相 似，即用天地之間的神怪來鋪陳天子儀仗。強調神靈的神性與力量，至于其善惡等道德因素則不在考量 之內。《長楊賦》站在國家戰(zhàn)略的高度，借獵長楊之事說明對待匈奴的策略。此賦純以鋪陳漢初以來的歷 史事實（此事實經過作者的篩選）取勝，顯示出相當的歷史厚度與人文理性。雖然《文選》將其歸類為“田 獵”，但賦寫田獵的筆墨并不多，與《天子游獵賦》《羽獵賦》有較大不同。相對于前三賦，此賦歷史人物攝 入較多，達 10 人，神怪較少，僅 4 人。即便是取用《淮南子·本經訓》中的封豕、窫窳、鑿齒等怪獸，但作者 明確提示是用為比喻，目的是強調六國與秦政的殘暴（神怪的力量與失德捆綁在一起）。與《甘泉》等三 賦直接用為天子儀仗的比喻（只取其勇力），還是有所不同。這種改變不乏作家創(chuàng)新求變的考慮，也與彼 時作者為郎的身份、視野與為文旨趣的變化有關。 與《長楊賦》創(chuàng)作時間相近的《趙充國頌》，思路與風格均與《長楊賦》相似：“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保?］（P293）引 古證今，表明宣帝時的將軍趙充國的武功乃是接續(xù)周宣王時期的名臣方叔、召虎的事業(yè)。從人物攝取 看，作者主要取鑒于《詩》，將趙充國置于儒家經典政治的框架下予以刻畫。這說明為郎之后的揚雄對于 文章的儒家經學的政治倫理價值取向有了相當的關注與認同。 （二）觀書立言中的不遇之感與《易》、老寬慰 揚雄讀中秘書若干年后，撰成《太玄賦》《解嘲》《解難》，純粹抒寫個人懷抱。三篇作品都與其仿《易》

·138·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而作的《太玄》有關①。頗令他自負的《太玄》與官位的卑微給揚雄造成心理沖擊，三篇作品就是作者的自 解之詞?！短x》中，作者自陳從《易》與《老子》體認了人生損益無常、禍福相依的道理，認為應該學習許 由、老聃“執(zhí)玄靜于中谷”［5］（P141）。他設想出一個自由的近乎游仙的境界來使“執(zhí)玄靜于中谷”的心境 具象化，主人公驅遣眾仙靈，先是“納傿、祿于江淮兮，揖松、喬于華岳”，又“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夷以作 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繼而“載羨門與儷游”［5］（P141-142）。與此境界構成反對的，則是 在世俗網羅中掙扎的古今人物：“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 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稱兮。”［5］（P144）作者并不認同他們的選擇，表示“我異于此，執(zhí)太玄 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5］（P144）。《易》的思想與道家價值觀念給予揚雄以安慰，道家人物老子也成為 他師法的對象。 從我們目前掌握的文獻看，這些人物或已見于揚雄早期作品，或見于司馬相如等人的辭賦，或來自 《山海經》等神怪之書，或見于《史記》等歷史文獻，或見于儒家經典文獻，或來自當時流行的仙話傳說。 這些人物從作者態(tài)度說可以分為三組，一組是作者學習師法的對象，如許由、老聃；一組是消遣交游的對 象，如赤松、王喬、宓妃等，他們都是傳說中的仙人，主人公或與他們交友，或欣賞他們的才藝；一組是他 否定的對象，如李斯、晁錯、屈原、伍子胥等，作者認為他們雖然“智若淵兮”，但都死于非命，不值得效仿。 與《太玄賦》頗耽于人仙娛戲的想象的筆法不同，《解嘲》《解難》則完全就歷史人物來書寫懷抱?！督? 嘲》的作因在于“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 也?；虺靶垡孕邪?，而雄解之”［3］（P3565-3566）。文仿東方朔《答客難》的體式，以“客嘲揚子”獨守《太 玄》而“為官之拓落”起筆，隨后借“揚子”之口開列出一系列歷史人物的遭際，用以說明時移勢易、彼我異 時的道理?！督獬啊分刑岬降臍v史人物有范雎、顏闔、騶衍、孟軻、稷、契、皋陶、伊尹等 53 人。文中人物及其 事跡多見于《史記》《莊子》《淮南子》《呂氏春秋》等先秦漢初典籍，而以《史記》及諸子書為主。 揚雄對于這些人物的看法值得注意。他肯定人物的才能，騶衍、孟軻并提，以明戰(zhàn)國君主以得士人 為務；又用稷、契、皋陶、伊尹、晏嬰、管仲來說明當時人的自我認同與期許的情況；再用比干、箕子、微子、 伯夷、姜太公、伍子胥、范雎、蔡澤等人事例，說明士人有才能則得任用及君主得士則國強的道理。他先 直接排列出有能之士的名字，指出他們才能的落實之處，說明時移勢易，當今無事之時不需人才的現實 環(huán)境。接下來寫“上世之士”管仲、傅說、侯嬴、姜太公、孔子、虞卿、小臣稷、騶衍等人出身的卑微、君主不 拘一格的拔擢，以為當今天子、地方官不用人才的對比。文末又出列范雎、蔡澤、劉敬、叔孫通、司馬相 如、東方朔等人事跡，指出他們的“為可為于可為之時”，所以成就事業(yè)。對于這些人才智的肯定態(tài)度貫 穿全文。至于穰侯、唐舉、臾跗、扁鵲、卓文君、細君等人則是敘及上述歷史人物連帶而及的人物，不是揚 雄關注的重心。總體來看，揚雄關注歷史人物的才智與他們所處的時機，并不涉及人物的道德境界。這 就與早期賦類作品對人物取用保持了前后一貫的視角。 據《漢書·揚雄傳》，《解難》之作是因為《太玄》作成，“客有難《玄》大深，眾人之不好也”的情形［3］ （P3575），揚雄遂作此文以自我紓解。文章先以伏羲作《易》，文王附爻、孔子錯象、彖辭，說明宏文必艱深 的道理，又進一步用俞伯牙與鐘子期的故事、獿人與匠石的故事、師曠故事、孔子作《春秋》事、老聃的名 言等來說明宏文必然少有解者，《太玄》非庸人所能知。最后作者在老子的遺言中找到安慰：“老聃有遺 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5］（P201-202）熟悉先秦兩漢典籍者都知道，這些人物故事分別見于《淮南 子》《莊子》《呂氏春秋》《孟子》等文獻。 二《解》涉及的歷史人物較多，相關知識主要是來自《史記》與諸子書?！妒酚洝吩谖鳚h后期受到人們的 普遍關注，但并不易得。如《漢書·敘傳》《東平思王劉宇傳》均載，東平王劉宇貴為宣帝之子，但上疏求諸 ① 揚雄仿《易》而作《太玄》，受當時京師重《易》氛圍的影響。劉向、劉歆校書，成《七略》，班固據以成《漢書·藝文志》，其《六藝略》便以《易》為引領， 視其為五經之原。

侯文學：西漢后期的文人與環(huán)境之關系 ·139· 子及《太史公書》（即《史記》），成帝卻要征求大將軍王鳳的意見，因為王鳳反對，劉宇失意而歸。揚雄就 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選擇諸子書與《史記》來閱讀，與他最初入石室選擇經書來讀一樣，是外在環(huán)境的鼓舞 與推動?！妒酚洝窞樗摹督獬啊分魈峁┝素S富素材。同樣是抒寫不遇之感，東方朔以才辯取勝，揚雄則 以知識的密集出脫前者的樊籬。 這方面的閱讀也刺激了思想進一步變化的揚雄后來寫作《法言》?！稘h書》本傳談到揚雄作《法言》的 目的：“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圣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 眾，使溺于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圣人同，是非頗謬于經。故人 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撰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保?］（P3580）《史記》與諸子書既是揚雄 《解嘲》等設辭類作品的資料來源，也是他以圣人繼承人自居時批判的對象。 （三）儒家經學價值取向的提純與述作表現 與《太玄》《解嘲》《解難》三文相反，此后的《法言》全以儒家經學倫理道德尺度評價歷史人物。很多 《解嘲》等作品中出現的人物，在《法言》中都受到道德的鞭撻。《法言》中涉及的人物 236 個，都是以歷史人 物的形象出場。從關涉事件判斷，《法言》中人物的文獻出處主要是《史記》《詩》《尚書》《春秋》經傳、《易 傳》《論語》《孟子》《荀子》《韓非子》《淮南子》《莊子》《鄒子》《老子》《說苑》《楚漢春秋》《子思》以及當代史 料和俗議，而以《史記》為最。依揚雄態(tài)度，這些人物可以分為六組： 第一組是《法言》肯定的人物，主要是早期儒家所推重的道德楷模，如堯、舜、禹、湯、皋陶、箕子、文 王、武王、周公、孔子、顏淵、孟子等；另有一些則以淡薄寡欲、潔身自好著稱，如嚴遵、鄭子真等，這與《論 語》的立場相接；還有一些偏有一行的人物，如荀息、程嬰、公孫杵臼、藺相如等；或是近世社稷之臣與名 卿良將，如張良、陳平、周勃、周亞夫、衛(wèi)青、霍去病等。第二組為《法言》部分否定者，同時也指出其可取 之處。如老子，取其論道德，否定其“搥提仁義，絕滅禮學”［17］（P114）；莊子，取其“少欲”，否定其無視“君 臣之義”；鄒衍，取其“自持”，否定其“無知于天地之間”“迂而不信”［17］（P135，280）。第三組為部分否定 者，但沒有明確指出其可取之處，如叔孫通、晁錯、東方朔等。這些人大概在世俗評價中享有較高聲譽， 《法言》則在前人基礎上指出其不足。第四組以否定為主者，如楊朱，批評他“蕩而不法”；申不害、韓非， 批評二人“險而無化”。他如公孫龍、伍子胥、文種、羿、逢蒙、王良、蚩尤、王翦、要離、聶政、荊軻、張儀、蘇 秦、夏育、孟賁，蒙恬等，也都蒙受嚴厲的批評。第五組是作者評判理想人物、理想事物的襯托，沒有直接 否定，似乎也不以為意，如丹圭、猗頓等。第六組為敘其事而不置可否者，如扁鵲、落下閎等。 從閱讀范圍看，揚雄此時對于經史著作、諸子書有了廣泛的閱讀，所以能夠站在儒家經學立場上，品 評諸子，責其缺失。從價值取向看，《法言》主要接續(xù)了《論語》的價值觀品評古今人物。第一組人物自不 待言；第二組中的人物如莊子、鄒衍、老子，《法言》只是肯定他們與儒家經學倫理相合的部分，或者是對 儒家經學倫理順應、完善的部分。對于第三、四組人物的批評否定，也主要立足于他們對儒家倫理的違 背。與《論語》價值觀稍有差異的是，揚雄格外稱許善于保身全命者，如范蠡，揚雄既批評他不強諫而使 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仆”［17］（P330），又肯定他能夠適時隱遁，贊以“肥矣哉”；對于屈原，則慨嘆他“如玉 如瑩，爰變丹青”［17（］ P57），其實是對屈原自沉殞身的含蓄批評。 其中，第四組人物最值得人們注意。這一組很多人物也出現于《反離騷》《甘泉賦》《太玄賦》《解嘲》 等辭賦類作品，但《法言》與這幾篇辭賦類作品對上述人物的關注點卻呈現較大差異。揚雄在《法言》中 不否認這些人物偏有一才，但將這些才能置于倫理道德及保身全命的框架之下予以觀照，其“才”便成為 隕性傷身、戕害他人的助力，不足稱道。如《淵騫》篇先提出“君子絕德，小人絕力”的命題［17］（P418），然后 具體出列絕力者的名單與行事，“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保?7］（P418）。將這些人一并視為“絕力” 的“小人”。與此態(tài)度類似，有人向他請教如何評價孟賁、夏育，他回應“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17］ （P491）。再如他給張儀、蘇秦定性為“詐人”，評價說“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17］（P448）?！斗ㄑ浴穼⒈凰抉R 遷及俗議所肯定的古代與近代人物置于儒家經典道德秩序中評判，是作者接受經學價值的充分體現。

·140·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由此我們看到，在《法言》里，儒家倫理道德與保身全命成為衡平人物的主要標尺，才藝不具有獨立 價值，只要人物存在倫理道德缺陷，或在保身全命方面有所不足，就成為否定的對象。因此，那些在《甘 泉》等三賦中被圣王驅遣的勇士神怪，在《解嘲》中被作者用以平衡自己的有才能但遭遇不幸的士人，在 《法言》中幾乎都受到儒家倫理道德的鞭撻?！队皤C賦》中伍子胥還是他同情與肯定的對象，并用以稱頌成 帝“鞭洛水之虙妃，餉屈原與彭胥”［5］（P106），寄托他對于帝王求賢的諷諫?！督獬啊房隙ㄎ樽玉?、范蠡和文 種的才能以及三人對于吳、越的貢獻，說“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5］（P182）。在《法言》的觀念世 界里，揚雄則側重開掘伍子胥“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的行為，指責他“不由德”［17］（P330）?！妒?都賦》中豪俠“郤公之徒”還是蜀地一道亮麗的風景，但《法言》卻轉而批判游俠，認為他們是“竊國靈”者。 與《法言》的創(chuàng)作約略同時的《上疏諫勿許單于朝》《逐貧賦》《琴清英》《州箴》《官箴》及作于新莽時期 的《劇秦美新》《元后誄》等文章涉及人物 136 人，且都是歷史人物，或者是西漢時期的學者文人所理解的 歷史人物（如少典，據《史記·五帝本紀》，是黃帝之父），神靈全部退場①。這幾篇作品涉及的歷史人物除 跖、曹沫等少數人以外，都沒有超過《法言》所論，從關涉事件判斷，人物的文獻來源主要是《尚書》《左傳》 《史記》《論語》《孟子》《詩》等六經經傳、信史②，或《史記》以后的近代史料。其評判人物也秉持儒家道德 規(guī)范，與《法言》的尺度一致。如《衛(wèi)尉箴》：“曹子摽劍，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wèi)人不寤。”［5］（P366）《太 仆箴》“：昔有淫羿，馳騁忘歸。”［5（］ P370）《廷尉箴》“：昔在蚩尤，爰作淫刑?！保?（］ P373）《上林苑令箴》“：昔在 帝羿，共田徑游?！保?］（P401）對于曹沫、荊軻，揭其挾君行刺；對于后羿，責其荒于田獵；對于蚩尤，發(fā)其制 作淫刑。這些行為都違背了儒家倫理道德規(guī)范，受到揚雄的批評與否定。 揚雄人生最后階段所作的《州箴》《官箴》等奉制制作之文或應用文，或用以補闕朝政，或是表明他的 德治理想，則只就六經與信史范圍索取人物，對于人物態(tài)度，與《法言》保持一致。由揚雄人生不同階段 作品對于人物的選擇（類型、關注點）可以看出，他對于怪力亂神的興趣漸趨減弱，對于倫理政教的信仰 逐漸攀升，表現在文類的選擇上，就是想象的文學逐漸退場，倫理政治的說教應用之文成為他后期關注 的重心。受環(huán)境影響并充分利用了環(huán)境方便的揚雄的述作由辭賦而儒學，終于在人生的最后階段，驅逐 了神話，摒棄了與儒家對立的才、藝的獨立價值，進入了儒家的理想國。他也不再是那個初入京師時“于 五經之訓所不解”的蜀地才子，并在身后贏得了與劉向父子齊名的評價：“（谷）永于經書，汎為疏達，與杜 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保?（］ P3472） 將揚雄與西漢后期的其他文人的述作合觀，會發(fā)現這些述作主要以“六藝”為宗，對六經作各方面的 闡釋、引申，其次便是辭賦，另有個別偏于實際的技術應用之作。我們看《漢書·藝文志》的歸類就可一目 了然③。根據《漢書》中各方面的信息可以判斷《漢志》中成于元帝至孺子嬰時期文人述作有：《孟氏京房》 11 篇、《災異孟氏京房》66 篇、五鹿充宗《略說》3 篇、《京氏段嘉》12 篇（以上為《六藝略》之《易》類），劉向 《五行傳記》11 卷、許商《五行傳記》1 篇、劉向《稽疑》1 篇（以上為《六藝略》之《書》類），《王禹記》24 篇（為 《六藝略》之樂類），馮商所續(xù)《太史公》7 篇（為《六藝略》之《春秋》類），《魯安昌侯說》21 篇、《魯王駿說》20 篇（以上為《六藝略》之《論語》類），《安昌侯說》1 篇（《六藝略》之《孝經》類），《急就》1 篇、《元尚》1 篇、《訓 纂》1 篇、《別字》13 篇（即揚雄《方言》）、《蒼頡傳》1 篇、揚雄《蒼頡訓纂》1 篇、杜林《蒼頡訓纂》1 篇、杜林《蒼 頡故》1 篇（以上為《六藝略》之小學類）；劉向所序 67 篇（班固自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 也?！保P雄所序 38 篇（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保ㄒ陨蠟椤吨T子略》儒家 類），《氾勝之》18 篇（班固自注：“成帝時為議郎?！保椤吨T子略》農家類），河內太守徐明賦 3 篇、給事黃門 侍郎李息賦 9 篇、淮陽憲王賦 2 篇、揚雄賦 12 篇、待詔馮商賦 9 篇、博士弟子杜參賦 2 篇、車郎張豐賦 3 篇 ① 有些人物，既有神話色彩，又有歷史影跡，揚雄在這些作品中立足于后者來取用。 ② 按，《論語》《孟子》在漢代都被視為輔翼經書的“傳”，如《漢書·揚雄傳》謂揚雄以為“傳莫大于《論語》”，《漢書》《說文》引《孟子》也都稱“傳曰”。 ③ 其他不具名或不明時代的述作也不排除有個別作于此期，另有《漢志》未錄者（比如未錄支持我們的結論的劉歆的述作），即便將這些因素都考慮 在內，也不妨礙我們得出上述結論。

侯文學：西漢后期的文人與環(huán)境之關系 ·141· （班固自注：“張子僑子?！保ㄒ陨蠟椤对娰x略》賦類），《許商算術》26 卷、《杜忠算術》16 卷（以上為《數術略》 歷譜類）［3］（P1703-1766）。其中，《六藝略》占據了絕對數量（20 種），其次是《詩賦略》中的賦類（7 種），《諸 子略》儒家類（2 種），《數術略》歷譜類（約 2 種。按，《杜忠算術》列在《許商算術》之后，也視為同時或稍后 之作），農家類（1 種）。按照漢人的理解，儒家類乃是羽翼六經之作，所謂“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者［3］（P1728），可以與《六藝略》歸并，概稱儒家經學。這些經學述 作者或供職內廷，或任職外朝，用文字共同演繹了西漢后期宮廷文人奉行的最高價值。 四、皇權與經學的雙重規(guī)制：西漢后期文人生態(tài) 西漢自武帝以后，皇權在各方面得到強化，京師吸引力大增。士人流動方向也改變了早期較為分散 的狀態(tài)而以京師為主。揚雄家鄉(xiāng)的先賢司馬相如、王褒的經歷最為典型地反映了此期的風氣轉變。這 是西漢中期的大致情形。西漢后期士人流動仍以京師為主要去向，但彼時的文化環(huán)境與西漢中期存在 較大差異。揚雄的述作轉向就是這一差異的具體體現。 兩漢地域文化特征鮮明。雖然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但經學的普及是個漫長的過程。直到經 學史家所標舉的“經學極盛”的西漢后期，蜀地經學仍然不甚發(fā)達。揚雄現存在蜀期間的述作幾乎不涉 五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地的文化樣態(tài)，表明此時蜀地辭賦創(chuàng)作之風頗盛，司馬相如等人開創(chuàng)的辭賦 傳統(tǒng)，直到西漢后期仍然蔚為風氣?！稘h書·地理志下》談到蜀地文化時也主要立足于對此地辭賦傳統(tǒng)的 解釋：“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 京師諸侯，以文辭顯于世，鄉(xiāng)黨慕循其跡。后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 為之師?！保?（］ P1645）這是東漢前期的班固對剛剛逝去的西漢史的總體印象，所據當更為充分。 通經與獻賦是漢代文人踏進仕途的兩條主要路徑。如果說辭賦是西漢中后期蜀地重要傳統(tǒng)，那么 齊魯之地則以經術（學）為盛?！稘h書·地理志下》就說齊地“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 智”［3］（P1661），又說魯地雖因去圣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然其好學猶愈于它俗。漢興以 來，魯東海多至卿相”［3］（P1663）。好學的對象，在儒家語境中，自然指向儒家之道。所謂“多至卿相”，指 的是韋賢（魯國鄒人）、夏侯勝（東平人）、王吉（瑯邪皋虞人）、貢禹（瑯邪人）、匡衡（東海承人）等通明經學 而至高官者。京師則以統(tǒng)治的需要與帝王的趣味顯示其兼收并蓄的文化特點，并開出孝廉、待詔、公府 辟除等名目，用為地方文人奔赴京師進入王庭的通道。就現有文獻看，“待詔”是辭賦家成為天子近臣的 主要通路。 同樣是歸趨京師，西漢后期揚雄的經歷與武、宣時期的司馬相如、王褒卻有不可不辨的細微差異。 后面兩個人都是有人直接向天子推薦，天子直接征召，揚雄則是入京先被王音召為門下史，并因王音的 推薦，得為承明殿待詔。揚雄這一經歷反映了西漢成帝以后皇權下移王氏的情形。彼時王氏家族以太 后（成帝母王政君）之故，分享了較多天子的威權，一時英俊如谷永、李尋、劉歆、杜鄴、杜欽、班斿、班稚等 莫不與之交好，或附之以求進。王氏家族成為平民與天子之間的“通行證”。但我們也要注意到，雖然王 氏長期左右政局，但西漢后期并沒有形成以王氏為核心的文人創(chuàng)作群體，也沒有出現對王氏歌功頌德的 賦頌作品。同樣是外戚專政，西漢后期與東漢中期以后（文人歌頌外戚竇氏、梁氏）又有所不同。 揚雄的述作以“為郎”為分界，前后期述作類型與價值取向發(fā)生較大變化。郎官文化群體與揚雄所 面對的宮廷圖書資源是促成其轉變的環(huán)境與條件。人數眾多的郎官是西漢宮廷最重要的知識群體，文 化群體。帝王的需求與趣味主導以郎官群體為主的宮廷文化的風向。西漢后期元、成二帝在位時間較 長，對西漢后期的宮廷文化氛圍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一方面，元、成二帝都是文藝愛好者，史載元帝為太 子時，曾經因為愛妾離世而“苦忽忽善忘，不樂”［3］（P2829），他的父親宣帝便令王褒為他誦讀奇文，太子 “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3］（P2829）。成帝也“性寬而好文辭”［3］（P3465），彼時周圍也聚集了一批辭 賦作家。另一方面，元、成二帝以重儒學好五經著稱。在經學與辭賦之間，前者的地位重于后者。至于

·142·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哀帝則但行儒政，不重辭賦；平帝以后，政出王莽，更重經學。這就與武、宣時期宮廷文人生態(tài)有了較大 不同。武、宣二帝均好辭賦，在武帝周圍有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等著名辭賦作家群，宣帝先是征召能 夠誦讀楚辭的九江被公，后又讓有文才的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又征召“有軼材”的王 褒。當有人以為辭賦乃淫靡不急的小事時，宣帝坦然為辭賦開解：“‘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wèi)，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 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yōu)博弈遠矣?！保?］（P2829）相比于武、宣，元、成二帝的態(tài)度 就顯得消極被動，缺少相應的立場表述。 武帝確立了經學的意識形態(tài)地位，但無論是外朝官員還是身邊的郎官構成仍然十分駁雜。如名臣 主父偃、徐樂、嚴安、桑弘羊、卜式、李廣、蘇武、張騫、東方朔、枚皋、司馬相如、霍光、張安世等人，都曾為 郎，卻都不以經學立身。武帝之道，宣帝承之。武、宣之間，還是王道與霸道并用，誠如漢宣帝所說：“漢 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3］（P277）。反映在用人上，就是不拘一格。西 漢后期的郎官固然也有如揚雄這般擅長辭賦或其他才藝者，但通明經學者卻占較大比重。以作為常行 定制的舉孝廉和博士弟子射策甲科兩種為例，據嚴耕望《兩漢書列傳人（及附傳）除郎補吏表》統(tǒng)計，西漢 武帝至宣帝時舉孝廉為郎者 4 人（嚴表誤將馮野王計入，此排除野王），元成至漢末 7 人；武帝至宣帝時博 士弟子射策甲科為郎者 2 人，元成至漢末 3 人，另有召信臣在宣元之際，不能明確時間上的具體歸屬［18］ （P328-334）。舉孝廉與明經關系密切。又據黃留珠《西漢孝廉》的統(tǒng)計，《漢書》載西漢孝廉 16 人，明言有 “明經”“治（受）某經”類學歷者 11 人，有先明經后舉孝廉為郎者 9 人［19］（P106-108）?？梢姡⒘x，主 要還是考察其經學修養(yǎng)。如此，則西漢后期的郎官群體的經學素養(yǎng)要略勝武宣之際。這些都還是依據 得以進入史書記載的名臣得出的結論。而為研究教育制度者所熟知的是，西漢后期專門修習經學的博 士弟子擴招較多，相對于武帝時員額 50 人，昭帝時 100 人，宣帝末增為 200 人，元帝時至少擴招至 1000 人，射策甲科為郎者所占比重自然更大，而這些人“為郎”是制度的規(guī)定。若將這個因素考慮進去，西漢 后期郎吏群體通經者的比例會更高。揚雄《解嘲》“策非甲科，行非孝廉”［5］（P188）的慨嘆，乃是基于彼時 內廷群體對于這兩種出身之人的重視而發(fā)。彼時內廷的經學之盛也可想而知了。 就辭賦家出路而言，宣帝時王褒僅因為辭賦才能，便被擢為諫大夫，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諫大夫 “秩比八百石”［3］（P727）；而以“能屬文”受到成帝青睞的劉歆，最初也與揚雄經歷相似，“待詔宦者署，為 黃門郎”［3］（P1967）。黃門郎，即給事黃門的侍郎，秩比四百石而已。郎官成為元成時期純粹的辭賦家仕 祿的頂點。以經學為出身或兼明經學者的擢升卻沒有這方面的限制，出自“博士經學”系統(tǒng)的何武、翟方 進，前者位至大司空，后者位至丞相；長于文辭的劉向、劉歆父子得以升遷，則主要得益于其“郎官經 學”［20］（P95）系統(tǒng)的出身。王褒早逝不論，武帝時司馬相如以辭賦家終身，沒有轉向經學研究，成帝以后 揚雄悔賦，轉向儒家經學的述作，除了個人的才性等因素，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不同是不能忽視的原因。 西漢后期的郎官文化群體特征大致有二：第一，以明經者為主，若就形成的氛圍而言，自然是以經學 討論為主，所擅以明經為上。第二，以廣學、博通為風尚，非如彼時太學博士的“章句”經學拘牽于一家一 派之學。劉向、劉歆父子以其身處政治中樞又統(tǒng)領中秘校書的權力與方便，相繼引領此風氣［20］（P255- 266）。揚雄“好博覽”的性格與“不為章句”的學術取徑正與此風尚相契。就郎官群體的便利條件而言， 置于未央宮之北的石渠閣、天祿閣藏有彼時帝國質量最高、數量最巨的圖書。這些圖書對于朝廷之外的 士子而言，是稀缺的資源。說到此，我們便不能忽視當時書籍流通的情況。 那是一個書籍復制全靠抄寫的時代。簡帛等載體或笨重或貴重，再加上一些書籍在流通方面的限 制，對于一般士子而言，很多書籍并不容易獲得。博覽群書對于一般人而言，是比較奢侈的事。西漢待 詔、郎官是主要的文學侍從群體，奉詔寫作是其義務，義務背后也有方便條件可資利用，這就是宮廷藏 書。《史記·太史公自序》談到漢初至武帝時圖書事業(yè)的發(fā)展云：“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 公?！保?1］（P4026）可見，西漢太史所藏之書（與太常、博士所藏之書俱稱外書）數量就已經十分可觀。中秘

侯文學：西漢后期的文人與環(huán)境之關系 ·143· 藏書（或稱中書、內書）更不待言。那些富有才華、飽讀經籍的承明殿待詔、金馬門待詔、郎官們可以閱讀 的主要是中書。善于著作之士，利用這個方便條件，奉詔為文、著書。翻開《漢書·藝文志》我們注意到許 多著述出自服務于宮廷的待詔、郎官（或有出入宮廷方便職事近似于郎官、待詔者）之手，雖然不能說這 些作者都是借助宮廷藏書完成了立言的事業(yè)，但如此身份相似的龐大的述作群體卻不難讓我們看到其 中的密切關聯。即便是劉向、劉歆父子，貴為皇族，家中已有豐富的藏書，也還是借助宮廷藏書的便利， 完成了《說苑》《新序》《列女傳》《洪范五行傳論》《七略》等相關著述，對于揚雄等平民知識分子而言，這些 累積的精神財富更是何等重要！ 中秘藏書在西漢后期對于文人而言尤其珍貴。王葆玹據《漢書》的相關記載得出的結論：“諸子書在 漢昭帝時尚是賢良文學所依據的典籍，在漢宣帝時尚由于朝廷奉行‘霸王道雜之’的政策而得以流行，而 到漢成帝時，卻成了‘或反經術，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的文獻，是‘不宜在諸侯王’的禁書，可見當時 的朝廷彌漫著‘獨尊儒術’的氣氛?！保?2］（P230）這也直接導致“經學之外的文化資源，甚至一些經學資源， 就以文化遺產的形態(tài)封存在皇家圖書館里”［20］（P234）。這些中秘書籍因為政令的限制，文本復制的困 難，西漢后期即便是外廷官員也沒有機會涉獵。唯有出入內廷，方有閱讀的可能。僅由揚雄《法言》所涉 人事來看，他是廣泛閱讀了諸子書、太史公書的。而這些書，是他后期立言的基礎材料。 與此相關的是揚雄等內廷文人學者的經學“學派”問題。自晚清以來，學界討論漢代經學，一直囿于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二分法，并以此為框架對漢代文人學者予以定性，但結論并不一致，或依據揚雄 對于孔子的評述等認為《法言》“體現了古文經學的精神”［23］（P260），或認為他所受主要是今文經學，理據 之一便是揚雄所稱贊的楚人龔勝乃“古文經立學官的主要反對者之一”［8］（P79）。但如果考慮到門戶之 見僅在博士經學系統(tǒng)中存在，內廷郎官的修習并無此限，這個二分法就失去了解釋的效力。就揚雄、劉 向等人的述作看，他們的學術沒有局限于一經一家之學，而是在博覽群書的基礎上有所主張與建構。博 通是西漢后期郎官經學的氛圍，也是身處其中的述作者的追求與特色，豐富的中秘藏書為其提供了智識 資源。揚雄與劉向、劉歆父子因為身處相同的學術環(huán)境，擁有相近的學術旨趣與學術追求，他們也一并 在身后獲得了“洽浹”的評價。 參考文獻 [1] 尚學鋒 . 中國散文通史·兩漢卷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 [2] 李春青 . 趣味的歷史:從兩周貴族到漢魏文人 .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3] 漢書 . 北京：中華書局，1962. [4] 任乃強 .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張震澤 . 揚雄集校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 六臣注文選 . 北京：中華書局，2012. [7] 楊伯峻 . 孟子譯注 . 北京：中華書局，1960. [8] 王青 . 揚雄評傳 .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9] 錢穆 .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10] 皮錫瑞 . 經學歷史 . 北京：中華書局，2004. [11] 周壽昌 . 漢書注校補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12] 王思豪 . 義尚光大:漢賦與詩經學互證研究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 [13] 陳直 . 三輔黃圖校證·弄瓦翁古籍箋證 . 北京：中華書局，2021. [14] 后漢書 . 北京：中華書局，1965. [15] 廖伯源 . 秦漢史論叢 . 北京：中華書局，2008. [16] 陳直 . 石渠閣王莽錢的背面范 . 考古通訊，1955，（2）. [17] 汪榮寶 . 法言義疏 . 北京：中華書局，1987. [18] 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 . 北京：中華書局，2006.

·144·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19] 黃留珠 . 秦漢仕進制度 . 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 [20] 徐興無 . 劉向評傳 .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1] 史記 . 北京：中華書局，2014. [22] 王葆玹 . 今古文經學新論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23] 馮友蘭 . 中國哲學史新編：中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i and Environment In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Centered on Yang Xiong's Experience Hou Wenxue（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a critical period of the Han Dynasty's literary and cultural turn, and Yang Xiong w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turn of this period. Taking Yang Xiong's writings and experiences as clues, we can reflect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life trajectory,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value pursuit, and deduce the different influences of local culture and capital court culture on the literati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Yang Xiong's creation during his stay in the place of Shu showed the early tenden‐ cy of being \"similar to litterateur Sima Xiangru\". His local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his pursuit of life value reflected the regional cultural atmosphere of Shu,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advocating of fu. Yang Xiong then went to the capital to join the family of Wang, a relative of the emperor, and was raised as a Dai‐ zhao to serve in the Chengming Hall. He was soon ordered to write Ganquan fu, Hedong fu and Yulie fu, which were widely related to the Chinese classics, Zhuzi and history books, and his knowledge bearing capac‐ ity surged in these three works. After being a Lang, serving within Huangmen, Yang Xiong was influenced by the atmosphere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classics and advocating erudition in the cultural group of Lang, and turned to agree with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The Central Secret Books provided him with unlimite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his final value pursuit was to read as many books of imperial literature as possible and write enough essays on Confucian principles. Yang Xiong's writing experience roughly reflected the overall state and dynamics of the literati group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fu; Confucian classics; Yang Xiong ■ 收稿日期 2022-03-07 ■ 作者簡介 侯文學，文學博士，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 長春 130012。 ■ 責任編輯 何坤翁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145~154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12 結構、關系與制度：計算技術嵌入與廣告產業(yè)變革 曾 瓊 張金海 摘 要 當今時代，大數據計算技術已全面滲透到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計算技 術的技術賦能性因其與廣告產業(yè)破解精準投放的歷史性難題及互聯網傳播接受困局的諸多 急切現實需求高度契合，而深深嵌入廣告產業(yè)的發(fā)展之中。基于技術介導組織變革理論及 其結構、關系與制度分析框架的分析，可發(fā)現：計算技術對廣告產業(yè)的嵌入對于廣告產業(yè)的 業(yè)務運作、資源要素、人才需求、產業(yè)組織等多元結構要素造成重大影響，并全面改善與優(yōu)化 廣告市場各主體間關系、市場交易關系與市場環(huán)境關系，進而引致廣告產業(yè)內生與外生制度 的重大變革，直至實現廣告產業(yè)結構化、關系化與制度化的系統(tǒng)重構。 關鍵詞 計算技術；技術嵌入性；算法；廣告產業(yè) 中圖分類號 F713.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22）05-0145-10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BXW119） 作為時代通用技術體系核心構成的大數據計算技術，已經全面滲透我們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變 革我們的生活、工作和思維”［1］（P1-23），同樣也深深嵌入廣告產業(yè)的發(fā)展之中。在計算機技術、數字技術 與互聯網技術支持下初始期的互聯網廣告，總體而言還只是傳統(tǒng)媒體廣告的互聯網平移，其主要形態(tài)便 是互聯網展示廣告，即使進入 Web2.0 時代也只是在展示的基礎上增加了一種傳播的交互?；ヂ摼W廣告 的革命性變遷，發(fā)生于計算技術嵌入之后。計算技術的嵌入一方面造成并加速傳統(tǒng)廣告業(yè)的衰落，另一 方面又不斷催生以計算廣告為典型形態(tài)的各種新型廣告業(yè)態(tài)。廣告產業(yè)在計算技術嵌入下正發(fā)生顛覆 性變革與重構?？梢哉f，近十年來我們已正式進入一個被稱為以大數據計算為核心技術的計算廣告的 新時代。 計算技術所引發(fā)的廣告產業(yè)的革命性變遷為中外學者所共同關注。既往的技術面向研究，工具性 與描述性取向較多，深入的理論分析與系統(tǒng)的實踐透視較為缺乏。本研究將基于技術嵌入性分析的視 角，對計算技術嵌入下廣告產業(yè)所發(fā)生的結構、關系、制度變革進行討論與分析。 一、技術嵌入與產業(yè)變革的相關理論分析 1944 年，匈牙利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率先提出“嵌入性”（Em‐ beddedness）概念，并建立起用于經濟體系與社會體系嵌入性關系分析的嵌入性理論。波蘭尼認為，人類 的經濟行為總是嵌入整個社會體系之中，嵌入經濟制度與非經濟制度之中，經濟活動從某種意義上講也 就是一個制度化的過程［2（］ P15-16）。 1985 年，美國著名經濟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對“嵌入性”理念進行創(chuàng)造性 重塑。在格蘭諾維特看來，在主流經濟學與社會學研究中，一直存在著社會化不足與過度社會化兩種極 端的偏向，將行動者孤立于實時的社會情境之外，完全忽視鮮活的社會現實與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作用［3］。 鑒于此，格蘭諾維特在波蘭尼的經濟的社會嵌入性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經濟與社會的雙向嵌入性，

·146·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重點強調社會對經濟行為的影響，并將結構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與關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作為社會與經濟嵌入性分析的核心議題，同時又將社會網絡的概念導入嵌入性理論，把 社會網絡分析作為嵌入性分析的基本方法［3］。格拉諾維特對嵌入性的創(chuàng)造性重塑，將波蘭尼“宏觀、抽象 的社會、經濟層面的嵌入思想微觀化、可操作化、普適化和合法化，使得嵌入理論可以方便地應用于對個 體行為及集體行為的分析，大大提高了這一概念的應用能力與解釋力”［4］。在格蘭諾維特的影響下，圍繞 嵌入性理論的相關研究勃興，波蘭尼與格蘭諾維特的嵌入性思想得以不斷豐富，其應用范圍也得以不斷 拓展，嵌入性理論迅速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研究的重要理論之一，“嵌入性”也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研究普遍 使用的重要概念，甚至是綱領性術語。 格蘭諾維特之后，有諸多嵌入性相關概念被提出。比如莎倫·祖金（Sharon Zukin）和保羅?迪馬吉奧 （Paul Diaggio）于 1990 年提出的“結構嵌入性”（Structural Embeddedness）、“制度嵌入性”（Political Em‐ beddedness）、“文化嵌入性”（Cultural Embeddedness）、“認知嵌入性”（Cognitive Embeddedness）系列概 念，用以具體解釋“認知、文化、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等因素對經濟行為的嵌入性作用［5］（P15-23）。哈格 多恩（Hagedoorn）于 2006 年提出的“環(huán)境嵌入性”（Environmental Embeddedness）、“組織嵌入性”（Interor‐ 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雙邊嵌入性”（Dyadic Embeddedness）一組概念，建立起從宏觀到中觀、再到 微觀三種嵌入聯系與層次結構，分別用以考察國家環(huán)境、產業(yè)環(huán)境與社會網絡，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合 作關系對經濟行為的嵌入性及其影響［6］。這些研究都是對波蘭尼和格蘭諾維特嵌入性理論的補充與 豐富。 2002 年，瑞典學者烏爾夫·安德森（Ulf Andersson）、馬茨·福斯格倫（Mats Forsgren）、烏爾夫·霍爾姆 （Ulf Holm）在研究跨國子公司績效與能力發(fā)展的外部網絡的戰(zhàn)略影響因素時，曾提出“業(yè)務嵌入性” （Business Embeddedness）與“技術嵌入性”（Technical Embeddedness）兩個概念，用以重點考察跨國公司 子公司之間的業(yè)務聯系與技術聯系狀況對其績效與能力發(fā)展的影響作用［7］。盡管此項研究只是在嵌入 性理論關系嵌入性的總體框架下所作的基于組織之間業(yè)務、技術關系與業(yè)務、技術依賴的社會網絡關系 研究，但在嵌入性研究中，卻第一次將業(yè)務與技術視為兩個互為關聯的嵌入性重要影響因素。尤其是他 們提出的“技術嵌入性”概念對后來的技術嵌入研究產生重要影響。 2007 年，加拿大的奧爾加·沃爾科夫（Olga Volkoff）等學者，創(chuàng)造性地導入“嵌入性”與“技術嵌入性” 概念，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一種新的技術中介組織變革理論。這種理論以技術中介為核心觀點，因 此有學者將這一理論稱為技術嵌入性理論［8］。在奧爾加·沃爾科夫等學者看來，結構理論或行動者網絡 理論等建構主義觀點限制了視技術為組織變革中介的理論，而“嵌入性”的概念則是“解釋技術介導的組 織變革如何展開的核心”［9］。他們的研究從中觀和微觀層面具體揭示出技術是如何嵌入組織元素，如何 賦予組織構成要素以物質構成，如何引發(fā)組織變革從結構性調理到社交關系互動到制度變革的實現過 程。他們認為，這種技術介導的組織變革理論，就是一種技術嵌入引發(fā)組織變革的解釋性過程理論［9］。 奧爾加·沃爾科夫等學者的技術介導的組織變革理論是在導入“嵌入性”與“技術嵌入性”概念基礎 上建立的，卻與嵌入性理論框架下基于組織間技術關系與技術依賴的技術嵌入性研究不同，只是視技術 為組織變革的一種介導元素所展開的技術嵌入如何引發(fā)組織變革的一種研究。其對嵌入性概念是“解 釋技術介導的組織變革如何展開的核心”的理解和闡釋，進一步擴大了嵌入性概念的意義與作用及其理 論張力，其視技術為組織變革的介導元素，更成為其理論建立的基礎性命題。這一理論，既有對嵌入性 理論精義的某種承續(xù)，更是對嵌入性理論及其理論框架下技術嵌入性研究的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結構、關系與制度，從來都是各種社會學與經濟學研究使用的重要概念和分析的核心問題。作為經 濟社會學研究重要理論之一的嵌入性理論，自格蘭諾維特之后，同樣將結構、關系與制度作為其研究的 重要分析維度奧爾加·沃爾科夫等學者的技術介導組織變革理論所展開的技術嵌入與組織變革從結構 性調整到社交關系互動、到制度變革實現過程的分析，更是將結構、關系與制度三維分析邏輯化與框架

曾 瓊 等：結構、關系與制度：計算技術嵌入與廣告產業(yè)變革 ·147· 化，為技術嵌入下的組織變革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視角與架構取向。本文在嵌入性概念巨大理論 張力導引下，重點基于技術嵌入性的組織變革理論及其基本分析框架，從微觀層面的企業(yè)組織變革解讀 進一步提升至中觀層面的產業(yè)變革分析，集中展開廣告產業(yè)發(fā)展變革的技術嵌入性研究，視技術為廣告 產業(yè)發(fā)展變革的重要中介元素，把嵌入性作為解釋技術介導引發(fā)廣告產業(yè)發(fā)展變革的核心作用機制，在 深入探究計算技術對廣告產業(yè)的嵌入機理與嵌入路徑的基礎上，重點討論計算技術嵌入所引致的廣告 產業(yè)從結構到關系、再到制度的變革過程和結果。 二、計算技術嵌入廣告產業(yè)的機制與路徑 當我們視計算技術為廣告產業(yè)發(fā)展變革的中介元素，展開廣告產業(yè)發(fā)展變革技術嵌入性研究時，需 要首先回答兩個問題：大數據計算技術對廣告產業(yè)的嵌入是如何發(fā)生的，又是通過何種產業(yè)系統(tǒng)元素的 嵌入引發(fā)產業(yè)的變革的？即何為大數據計算技術對廣告產業(yè)的嵌入機制與嵌入路徑？ 在技術嵌入性研究看來，技術嵌入是一種技術邏輯結構與技術賦能性的嵌入，也是一種技術與嵌入 主體需求相對應的契合性嵌入［8］。從蓋弗技術可供性的理論視角來看，技術提供的可能決定著行為主體 行為的可能，而行為主體對技術的使用和塑造，又取決于行為主體的目標和需求［10］。大數據計算技術之 于廣告產業(yè)的技術賦能性，突出體現在數據集成與分析賦能，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消費者識別與定向賦 能。計算技術的這種技術賦能性，正好契合了廣告產業(yè)破解其業(yè)務運作中精準定位與精準投放的歷史 性難題，以及互聯網傳播接受困局的急切現實需求。計算技術正是倚憑這種技術可供和技術契合性，集 中實現對廣告產業(yè)業(yè)務運作從廣告定向進一步走向程序化交易的全面業(yè)務嵌入和業(yè)務賦能。 廣告產業(yè)也是一種數據型的產業(yè)，其所有業(yè)務運作都建立在數據分析的基礎之上。但是，傳統(tǒng)廣告 產業(yè)的數據使用卻存著數據量、數據時空以及多重數據效度的限制，尤其缺乏數據追蹤采集分析能 力［11］。因而很難作出消費者的精準識別與媒體受眾的精準定位，只有依靠媒介的大量購買與投放，來實 現對可能的消費受眾的“捕捉”。謀求廣告的精準定向，是廣告人的永恒追求，卻又是一直未能實現的永 恒之痛。再者，由于互聯網改變了受眾的信息接收方式，信息到達完全依賴于互聯網使用者的主動登錄 與搜索，互聯網廣告信息的精準投放，也成為一種急需解決的現實關切。 盡管大數據不等于“全數據”，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數據的缺失和“代表性誤差”［12］，但在數據的充分 性、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上卻是傳統(tǒng)廣告調查所使用的數據不可比擬的，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傳統(tǒng)樣本型數 據存在的缺陷。其所采集的消費者數據，都來自互聯網上消費者的“自提供”［13］，這又使得數據采集中的 主觀性介入和外在性干擾的問題［14］［15］得到較大程度的緩解，從而為規(guī)避過度偏態(tài)性研究提供了客觀性 的數據基礎。傳統(tǒng)的所謂數據多限于數值型數據，而在大數據環(huán)境下的數據采集與分析，除數值型數據 外，還包括字符、圖形、音頻、視頻等非數值型數據［16］，數據的涵蓋更為多樣和豐富。至于實時數據、動態(tài) 數據以及這些數據沿時間線索不斷積累所形成的長時間序列數據，更是傳統(tǒng)數據使用根本無法采集和 處置的，這更賦予其實時性、動態(tài)性與預測性的分析能力。這種整體型、客觀型、非數值型、實時型、動態(tài) 型數據采集與分析能力，正是大數據計算技術數據集成與分析可供的突出體現。基于這一基礎性的技 術可供，計算技術才得以實現對廣告產業(yè)業(yè)務及其運作元素的剛性嵌入，并全面實現其對廣告產業(yè)業(yè)務 的契合性技術賦能。 計算技術對廣告產業(yè)業(yè)務及其運作元素的嵌入，首先發(fā)生于廣告定向。所謂廣告定向，就是借助大 數據計算技術，對海量的消費者數據進行集成與分析，對消費者身份、行為與消費需求進行精準識別，并 在此基礎上進行廣告的精準投放。它力求實現的是廣告與用戶的精準匹配，它力圖破解的正是傳統(tǒng)廣 告消費者識別與廣告定向投放的歷史性難題，以及互聯網廣告完全依賴用戶主動登錄搜索的傳播接受 困局。這種定向廣告，也被稱為“計算廣告”。盡管計算廣告的概念于 2008 年才被正式提出［17］，但計算技 術對廣告定向的嵌入卻早已發(fā)生。只是在計算廣告概念正式提出之后，人們對計算技術對廣告定向強

·148·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5 期 大的技術可供，才進入一個更加自覺的認知與選擇應用階段。2008 年之后，中西方廣告業(yè)界與廣告學界 紛紛開啟廣告計算技術及其應用研究?；ヂ摼W廣告由此從展示走向定向，并不斷實現定向的精準化與 個性化。 其次是程序化交易，或稱之為程序化廣告。程序化廣告最早發(fā)生于 2005 年的美國。程序化廣告的 初始，只是為解決互聯網廣告交易單純依賴人工絕難勝任的現實困境，但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基于大數據計 算技術的廣告定向技術，被組裝進其技術裝置，不僅實現廣告市場交易的自動化，更實現廣告投放的智 能化。程序化廣告之后，還發(fā)生了程序化創(chuàng)意，這是計算技術與智能技術結合下的嵌入成果。不過，程 序化創(chuàng)意更多尚處于實驗階段，更沒能被嵌入廣告運作的業(yè)務鏈條。迄今為止，大數據計算技術通過廣 告定向與廣告程序化交易的業(yè)務嵌入，已深度賦能廣告的業(yè)務運作。這是一種基于技術可供與契合性 機制的嵌入，是一種業(yè)務元素的嵌入，也是一種由廣告定向到廣告程序化交易的漸進式嵌入。計算技術 對廣告產業(yè)更深度的嵌入由此發(fā)生，廣告產業(yè)更深層的變革也由此展開。 三、計算技術嵌入對廣告產業(yè)多元結構重組的影響 結構問題是社會學與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也是所有嵌入性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嵌入性理論 的結構性嵌入研究，重點分析經濟組織在社會網絡中的結構位置，以及其對經濟組織經濟行為與績效的 影響。技術嵌入與組織變革的嵌入性研究，則重點關注技術如何嵌入組織元素，從而引發(fā)組織結構性 變革。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大數據計算技術憑借其技術可供，深深嵌入廣告產業(yè)的業(yè)務元素，并通過廣告 產業(yè)業(yè)務及其運作的技術賦能，引發(fā)了廣告產業(yè)業(yè)務結構、產業(yè)要素結構、人才結構與組織結構多元結 構的變革與重組。 （一）廣告業(yè)務運作的結構化改變 演化經濟學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與卡蘿塔·佩蕾絲（Carlota Perez）在作技術 革 命 與 經 濟 演 化 分 析 時 有 一 個 著 名 論 斷 ：每 一 次 技 術 革 命 必 然 造 成 整 個 生 產 結 構 的 現 代 化 進 步［18］ （P10）。具體到信息與通訊時代，就是信息與通訊的技術革命所造成的生產運作的一體化演進［19］（P67）。 這在計算技術嵌入下廣告產業(yè)的業(yè)務運作結構化改變中有著突出的體現。 在傳統(tǒng)的廣告業(yè)務運作中，消費者調查與消費者識別、媒體調查及媒體選擇與投放是幾個分散的業(yè) 務運作環(huán)節(jié)。而計算技術嵌入下廣告定向的技術剛性，卻將消費者識別與定向和媒體選擇與投放融合 為一體，形成一個封閉式的運作“閉環(huán)”。而當計算技術嵌入廣告程序化交易時，更是將網絡用戶、網絡 流量及其價值預測，在此基礎上的廣告定價、廣告市場交易與用戶識別及廣告投放等諸多業(yè)務環(huán)節(jié)融為 一體，形成一個更為龐大的技術“黑箱”。在大數據計算技術嵌入背景下，廣告產業(yè)從分散式的業(yè)務運作 結構走向一體化的業(yè)務運作結構。當程序化創(chuàng)意發(fā)展更為成熟并被嵌入廣告產業(yè)業(yè)務運作鏈條，其業(yè) 務運作的一體化程度將會更高，業(yè)務運作能力也將隨之進一步提升。 （二）廣告產業(yè)資源要素的結構化重構 傳統(tǒng)廣告產業(yè)的資源要素是以人力為核心的。從初始期的媒介代理到后來的客戶與媒介的雙重代 理，雖然發(fā)生過從純粹勞動力向腦力智慧的轉移，但傳統(tǒng)廣告產業(yè)以人力為核心資源的資源要素結構， 卻從未發(fā)生過改變［20］。所謂廣告產業(yè)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產業(yè)的說法，在傳統(tǒng)廣告時代只不過是廣告人 聊以自慰的自詡之辭。21 世紀初，大數據計算技術開始深度嵌入廣告產業(yè)的業(yè)務運作，從廣告定向到廣 告程序化交易，再到后來的程序化創(chuàng)意，機器迅速替代人力、替代人的智慧，成為廣告產業(yè)最核心的資源 要素，廣告產業(yè)才由此步入一個真正的技術密集的時代。 這一改變的意義無疑是重大的。它極大提升了廣告產業(yè)的市場進入門檻，并造成產業(yè)主體結構的 重大改變。許多互聯網企業(yè)及相關技術與數據公司替代了傳統(tǒng)的媒體與廣告代理商，成為互聯網產業(yè)

曾 瓊 等：結構、關系與制度：計算技術嵌入與廣告產業(yè)變革 ·149· 的新貴。這一改變，還促使廣告產業(yè)從一個低效率、低效益的產業(yè)迅速發(fā)展成為高效率、高效益的產業(yè)。 傳統(tǒng)廣告業(yè)與計算技術嵌入下的互聯網廣告業(yè)的市場集中度、戶均營業(yè)額和人均營業(yè)額的顯著而巨大 的差異，便足以說明這一點。 （三）廣告人才需求的結構化調整 演化經濟學家弗里曼與佩蕾絲相關研究認為，工業(yè)化大生產需要大量的中級技能人才，而在信息與 通訊新技術模式下“技能狀況仿佛從集中在中級技術和管理技能上，轉變到愈加高級和低級的技能 上”［19］（P75-76）。其他的相關研究也曾指出，技術進步會導致勞動力市場對高技能勞動力需求的增加， 或者說會吸引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更高的人力，而降低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21］［22］［23］。國內的相關研 究也認為，技術進步帶有明顯的降低人力資本就業(yè)水平的偏向［24］。計算技術對廣告產業(yè)的嵌入所造成 的對人才需求的改變，正印證了上述研究論斷。 有學者曾做過中國廣告市場人工智能應用下廣告產業(yè)人力資本變遷的實證研究，盡管突出標示的 是“人工智能應用下”，其實涵蓋著包括計算技術在內的技術應用。研究結果顯示，廣告產業(yè)的技術進步 導致一般型與技能型人力資本貶值及其需求量的大幅下降，不僅數量減少，還發(fā)生諸多崗位消失和技術 性失業(yè)。技術進步對廣告產業(yè)人力資本的“破壞”，主要指向廣告產業(yè)內部的初級人力資本。而創(chuàng)新人 力資本價值提升、創(chuàng)新崗位的設置，更導致對計算機、數學、統(tǒng)計學等異質性人才需求量的急劇增加［25］。 這一實證研究主要是在高級與低級人力資本的框架下展開的。所謂的“一般型與技能型人力資本”，似 乎同時包含低級與中級人力資本在內。廣告產業(yè)技術進步下產業(yè)人才結構改變的具體形態(tài)，需要更多 的實證研究發(fā)現，但上述基本改變趨向卻是確定無疑的。 （四）廣告產業(yè)組織的結構化變遷 廣告產業(yè)從單一的業(yè)務來看，大多屬于一種小型化、個性化、異質性的業(yè)務類型，然而它卻一直采取 類似于大工業(yè)的生產組織方式，因而長期存在業(yè)務類型與生產組織方式的沖突。無論是從理論邏輯還 是實踐邏輯來看，流水線作業(yè)方式只是批量化產品大規(guī)模生產的一種最佳框架，具有大量職能部門、科 層化的金字塔式組織結構是工業(yè)化大生產的產物，也只與工業(yè)化大生產相適應。在廣告產業(yè)的生產組 織中，我們常見的是一個個獨立、異質的小型廣告業(yè)務在客戶部、策劃部、創(chuàng)意部、制作部、媒體部這些獨 立分散的業(yè)務部門流轉運作著，小型化、個性化的業(yè)務類型卻復制著工業(yè)化大生產的組織結構，其業(yè)務 類型與工業(yè)化大生產組織結構的矛盾與沖突，是造成廣告產業(yè)低效率、低效益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信息與通訊時代，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普遍生產運用，大型金字塔的組織結構顯得僵硬而笨 拙，“專用流水線和加工廠的規(guī)模不經濟型和不可移動的不經濟性”也逐漸顯露，取代它的將是靈巧的小 型化與一體化的生產組織和管理組織［19］（P67）［18］（P24）。廣告產業(yè)的最新發(fā)展是在計算機與互聯網的背 景下展開的。誠如上述，計算技術嵌入下的互聯網廣告產業(yè)，其業(yè)務運作迅速實現著從消費者識別到廣 告投放的一體化發(fā)展，廣告業(yè)務與廣告市場交易也在程序化交易的技術框架下實現一體化運作。這種 業(yè)務運作方式的改變，也帶來廣告生產組織形態(tài)的改變。目前盡管各互聯網廣告平臺與各代理公司的 廣告組織結構并不完全相同，但從總體趨勢上看，都一致朝向平臺化、小型化、靈巧化、一體化方向發(fā)展， 從而極大提升廣告產業(yè)的生產效率與生產效益。 四、計算技術嵌入對廣告市場關系的全面改善與優(yōu)化 經濟行為說到底就是一種市場關系行為。外在介導元素的嵌入，往往都會導致經濟行為與市場關 系的改變與互動發(fā)展。技術嵌入下的關系變革，也就成為技術嵌入性分析不可或缺的分析維度。從結 構嵌入性到關系嵌入性，更顯示出大數據計算技術對廣告產業(yè)發(fā)展嵌入的力度與深度。一個重要的事 實便是，計算技術依賴其強大的精準化定向能力與智能化合約能力，排除廣告用戶的識別、媒介的選擇 與投放以及廣告市場運作中諸多人為因素的干擾，全面改善并優(yōu)化著廣告市場各市場主體間的關系、市